羌族篇

羌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古老而优秀的民族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的明确记载。众多史籍和出土文物表明羌族不仅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早进入农牧兼营,且以养羊业著称于世的民族。


古代羌人并不是单一的民族,中国西北部的甘、青地区有众多的部落土著民族,这就是历史上统称为“羌”的民族。



徐中舒在《羌族史》序言中指出:“羌族是古代西戎牧羊人,分布在中国西部各地。他们原来就是一个农牧兼营的部落,按《说文·羊部》解释:“‘羌’、西戌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又释:“羌……主牧羊,故‘羌’、从羊、人,因此为号。”《后汉书·西羌传》还释: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畜牧为主。”《羌族史》叙:“实际上羌和姜本是一字,‘羌’从人,作为族之名,‘姜’从女,作为羌人女子姓”。故章太炎《西南属夷小记》称:“姜姓出于西羌,非西羌出于姜姓”,这说明羌、姜是兴起中国西部最原始的部落之一。


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记载表明,殷商时期,羌人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已经是十分活跃了。当时奴隶制的殷王朝经常俘虏羌人去当奴隶,可是在殷王朝中却有羌人的首领作官。公元前1088年之时,周武王以周人为主并联合了羌、蜀、卢等部组成军事联盟,推翻了暴虐的殷纣王朝。


殷商时,羌人活动在西北和中原地区。大都在河(黄河)、湟(湟水)、洮(洮水)、岷(岷江上游)一带,而以黄河、湟水、赐支河为中心。


公元前5世纪中叶,羌人在与秦人频繁友好的往来和相互影响的基上,开发山林,发展生产,河湟地区出现了农业。春秋战国时期,戎分布极广,名称亦繁,至东周以来,以“羌”泛称的诸戎大量涌进中原地区。公前4世纪末叶,秦献公时起,一部分羌人开始向西南及西北大迁徙,有迁到岷江上游,大渡河和安宁河流域,有的则迁往青藏高原。


公元前206年,汉代封建王朝强盛。汉武帝时,在甘肃走廊设立了河西4郡,此时仍居在西北的羌人有许多逐渐向内迁徙,附居塞内而与汉族错居,从事农业生产者亦日益增多,私有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逐步地走了封建制度的轨道。此时羌人,有先零、研种、烧当、封羊、勒姐、女若、广汉、武部等部。各部落统治阶级互相掠夺。从汉武帝时起,羌人大量地内附定居,以后逐渐被当地汉族同化。


隋唐以来,岷江上游一带的羌人,处在汉族人民和兴起于雅鲁藏布江域的吐蕃人之间,成为汉族地区和吐蕃联系的纽带,中原的盐、茶、布、生产工具与边区的马匹、药材、皮毛的交易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政治、经济联系较为密切,这些地区的羌人,从唐朝起就有很大一部分要求“入籍”,成为唐朝管辖的地区,而另一部分则处于吐蕃政权的统治之下,定居岷江上游部分地区。


岷江上游的羌人,据《四川古代史》载,系秦汉及其以后时期从河湟一带迁来的羌人与当地原有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今羌民族。汉代以后,西北部的羌人经过两次较大的迁徙,来到岷江上游地区。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次是隋唐时期,当时岷江上游已定居着被称为西山(成都平原以西,岷江上游诸山的统称)诸羌人的羌人部落。隋唐时期由于吐蕃王朝向东扩展,河湟一带的羌人相继内迁,其中一部分到了岷江上游的茂州一带,这些人逐渐成为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的主体民族。说到岷江上游羌人的来历,在羌族人民中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远古时候,羌人曾有一次大迁徙,其中一支后来定居于岷江上游。此时,羌人的祖先遇到一支“戈基人”;他们身强力壮,羌人与“戈基人”作战,屡战屡败,准备弃地远迁,幸而在梦中得到神的启示,才用坚硬的白云石和木棍作武器,并在颈上系羊毛线作为标志,终于战胜了“戈基人”。此后,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羌人为报答神恩,奉白云石为最高天神,这种习俗相传至今。这段传说,实际说明了羌人历史上迁徙的一段真实历史。这个传说和史书记载及考古资料结合起来印证,就知道氓江上游的羌人最迟在汉代就已定居于此。


岷江上游地区是古代一些民族往来的走廊,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岷江上游和杂谷脑河沿岸,陆续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近来又在茂县、汶川等地发现和出土了完整的彩陶等器物,它们与陇西、陇南的马家窖文化类型的器物相似。据1976年在茂汶县发掘的石棺葬墓及出土文物考证,羌人的先民在秦汉时就已居住、生息在这块土地上,并已由游牧转为定居生活。据《羌族简史》叙,从隋唐至宋代,我国境内的羌人,除在岷江上游还有一些聚居的村寨,继续保持着羌人的基本特点外,其它地区的羌人,大都发展为藏缅语系的各族或者先后融合于汉族及其它民族之中。


同源于古代氏羌集团的羌族,崇拜牦牛的同时,也崇拜白石。


四川境内岷江上游阿坝藏族自治州所属的茂县、汶县、理县、黑水一带羌族地区,其民居房顶女儿墙正中或转角处砌筑的塔子“纳萨”顶上,多置有五块、七块、九块不等洁白的石英石。羌语称之为“阿渥尔”的这些白石,既是色调灰暗的羌族碉房的一种耀眼的装饰。更是当地羌族群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圣物,是神灵的化身,是各种神灵驻足人间的居所。而中间最大的一块,即为神圣无比的天神“阿爸木比达”的象征。羌族群众热衷于将白色石块作灰色住居醒目的装饰物,这与羌族源远流长的尚白心理不无关系。而在洁白的石块上面赋予崇高的神性加以崇拜并形成普遍信仰,这又与广泛流传于羌族中的《羌戈大战》史诗大有关系。


《羌戈大战》是一部描述羌族初期形态的英雄史诗,是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史诗以神奇的色彩、高昂的格调描述了有人和神共同参与的羌人与戈基人大战的始末,赞美了羌族祖先的英雄形象及光辉业绩。生活在岷山草原一带的羌人,突然惨遭从北袭来的魔兵——戈基人的烧杀掳掠,羌人原来的九支宗系被戈基人四处冲散,各自逃生。曾经得到太阳神传授本领的大哥阿巴白构只得率其子孙避于祈尕山中。本来通晓天事、神事、人事的阿巴白构,由于逃生途中将羌文经典不慎遗失并被白毛公山羊偷吃了,因此一时“天事人事都茫然”。此时,戈基人又尾追不舍,羌人只好与戈基人血战于祈尕山间。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之下,羌人的兵马损失大半,阿巴白构射出的支支神箭,也未能阻止戈基人的猛烈攻击。羌人惨败的哀号声惊动了始祖木姐,木姐见其子孙遭难,立即从空中抛下三块白石,指令三块白石变成三座雪山,阻挡住戈基人的追击,使羌人得以脱险。羌人脱险后,在木姐的指引下,来到热滋大草原重建家园,子孙不断繁衍,牛马不断发展,出现一片繁荣景象。三年过后,戈基人又来侵犯,阿巴白构只得又率众与其血战于苏脱山上。由于势均力敌,双方难分胜负。此时,天神对这场战争进行干预。由于从不敬神的戈基人偷吃了填满天界的牛而触怒天神,天神便给羌人以白云石、藤条作武器,而将白雪团、麻秆给了戈基人,让双方对打。结果,戈基人被打败并“大部摔死岩下边”,羌戈大战以戈基人惨败逃亡、羌人获胜重建家园而告终。为报答神的恩惠,羌人欲向神献祭,但不知神为何物。民众领袖问:“我们祖先打灭戈基人用何武器?”众答曰:“用坚硬之棍打胜,用白石打灭戈基人。”领袖云:“白石打灭戈基人,即报白石可也。”众人称善,各觅一石而返。于是乎白石便被赋予神性,成为天神阿爸木比达的象征。


文明造就了自由,野蛮造就了苦难;自由孕育着理智,苦难酿造了信仰。正像希伯来人面对无边无际的磨难和无法逃避的死亡而把求生的希望、幸福的幻想、炽热的情感异化为对万能之主耶和华的信仰一样,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获得天神启示和帮助的羌民族,也自然而然地将生存的欲望、幸福的幻想和炽热的情感异化为对天神阿爸木比达的信仰,将无形的天神以及众多神灵转化为有形的白石并加以虔诚的崇奉,从而形成广泛的白石崇拜现象。而羌族传统民居建筑上面摆置的象征天神阿爸木比达的白石、实际也就是白石图腾崇拜的一种遗迹。


和岷江上游的羌族群众一样,居住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所属冕宁、越西、甘洛一带的藏族群众,也热衷于以白色的石块装饰自己的住居。用作住居装饰的这三块、五块或七块洁白的石块,被按照大小顺序依次平放在屋脊上,有的也被置于大门的门楣或前墙的窗楣上。这些白石,除了具有装饰作用,同时也是崇拜的对象。因此,新居落成时,要请祭司主持专门的宗教仪式,置放这些白石,使之由普通的只有装饰作用的白石,演化成为神圣的具有一定神性的灵物。这些已经具有神性的白石,除了平时不许随便触摸、乱搬乱动,有求于它时,还需宰杀专门饲养的牛、羊、猪、鸡等制作供品进行祭祀。说到藏人与白石的关系,广泛流传于当地藏族民间的神话故事是这样说的;很古很古的时候,宇宙混湘不开,世界万物皆无,惟东方白地出现一片白海和一块白石,天神纽姆阿布见到以后,便吹了一口神气,化作一只白鹏,飞往白石上栖息。天长日久,白石便怀孕,生下一只猿猴。之后,这只猿猴又生下了他们的直系祖先。从此,他们世代崇奉白石为神,并且自称为“布尔日一尔苏”,意即、“‘白石之后”或“来自于白石的人”。


将白石装饰于住居之顶,并赋予神性加以崇拜,这一古老习俗由来已久。羌族、藏族有关神话故事对此的解释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些神话故事的产生时代均十分久远,也就是说,羌族、藏族白石崇拜观念的产生及其崇拜习俗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这两个民族形成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图腾崇拜盛行的时候,所以,和羌族的白石崇拜一样,冕宁、越西、甘洛一带藏族传统民居上面所装饰的白色石块,也是图腾崇拜的遗迹。


佛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一书关于图腾本质的讨论,引用法国人类学家雷诺归纳的图腾信仰之十二个特征,第十个特征是:“图腾动物能够保护和警示它的部族。”佛洛伊德也认为:“图腾总是宗族的祖先,同时也是其守护者;它发布神谕,虽然令人敬畏,但图腾能识得且眷怜它的子民。”由于图腾具有保护部族成员的作用,信仰它的人们自然也就会视之为保护神,虔诚相信它的神威和力量,毫无保留地置身于它的保护之下,并将图腾象征物或佩带在身上,或安置在家中,以求随时得到图腾的有效保护而免于遭灾罹难。于是,图腾保护意识又与避邪灵物信仰相互混融,相互揉合,并逐渐演化为人们心目中的避邪灵物,从而将镇压、驱除、威慑、抵御一切侵扰人们日常生活秩序、危害人们耕耘劳作的邪恶污秽的殷切希望,寄托在这些图腾象征物上。纳西族传统民居宅院大门左右两侧作为董神、塞神象征的锥形石头,羌族碉楼上面作为天神阿爸木比达象征的数块白色石英石等等,除了是一种保存于民居建筑的图腾遗迹,同时,也是由图腾象征物转化为避邪灵物的实际例证。这种例证。在别的一些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建筑中也多有遗存。



大理篇


唐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南诏政权崩溃之后,白族中的贵族分子郑买嗣、赵善政、杨干贞、段思平先后起而进行政权的争夺,郑买嗣继南诏之后建立了长和国(公元902—928年)。赵善政推翻郑氏政权,建立天兴国(公元928—929年)。杨干贞取代赵善政,建立义宁国(公元929—937年),及至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段思平乃夺得政权而建立了大理王朝。


段思平建立大理之后,对南诏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都进行了调整。首先是肯定新兴的白族封建主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并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扶持。如封白族封建主高方为岳侯,除承认其家族在洱海地区原有的领地之外,更赐与巨桥(今云南普宁)地方为其世袭领地;封董伽罗为宰相,亦除承认其家族在洱海地区原有的领地之外,更赐与成纪(今永胜)为其世袭领地;其余洱海地区的白族封建主如杨氏家族的封建庄园,也都得到扩大。对于洱海地区的白族和彝族中的村社农民,则是在承认他们原来使用的土地前提下,减轻税粮负担,宽免徭役三年。对于“凡有罪无子孙者”的奴隶,则一律“赦免”,即加以释放。对于被统治的部族和部落,则解除他们南诏时期的集体奴隶地位,免除奴隶性质的徭役。大理政权终于稳固下来。


大理和南诏一样,仍然是一个多民族集合体国家。这个多民族集合体国家,以白族中的封建主为主要统治者。在政权组织方面,则是以段氏封建国王为首,布燮(宰相)等大臣作辅佐来进行统治。白族封建诸侯们各有领地,以作为封建统治的主要基础。地方行政单位,划分为府和郡,分派白族中的封建主们作为各府、郡的长吏来进行管理。府和郡是在南诏统治时期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建立起来的。各府、郡分管的区域内都仍然存在许多不同民族的部族和部落。这些不同民族的部族和部落,都保持着自己内部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由本民族的贵族分子管理自己内部的事务,接受府、郡长吏的统治。


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大理国权臣、白族封建主高升泰夺取政权,称“大中国”。两年之后,高升泰的儿子高泰明被迫把政权重新归还段氏,以段正淳为国王,而高氏世为宰相。此后的大理国又称为“后理国”。大理国后期,段氏国王失去了实际上的控制权力,以高氏家族为首的白族封建领主们,则在白族的主要聚居区进行封建割据统治;其他被统治民族中的贵族分子,则为发展自己的地方势力而相互兼并纷争,造成分裂局面。蒙古蒙哥汗三年(宋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一支蒙古兵南下,打破了大理国境内各民族贵族分子对立纷争的局面,十二月十二日(1254年1月2日),蒙古军到达大理首府大理(今属云南)城下,蒙古军入大理城,大理国亡。


大理国的主体民族是白族(“白人”、“白蛮”、“僰蛮”),白族主要聚居在今澜沧江中、上游以东,今红河以北的城镇和平坝地区。在这里,除了主要城镇中和城镇附近的平坝地区有白族人口之外,其余的小城堡和广大的村落中,则为许多其他不同民族的氏族、部落人口所聚居、杂居和散居。主要城镇中的白族封建主们,是通过封建的政治、经济组织与大理国王联系起来。并以白族中的封建政治、经济组织为主要依靠力量,把所统辖的府或郡内的其他民族的氏族、部落统治起来。而在被统治的各民族内部,却又分别保持着一套与白族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白族封建主们对于这些被统治民族中的氏族和部落,是任其内部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保留着,然后通过它们内部的贵族分子来进行贡纳的征收。


被统治的各民族的分布状况,与南诏统治时期相比较,大的范围基本上未曾发生变动。在今澜沧江中、上游以东,今红河以北地带的山区、半山区和少部分平坝区,主要是“乌蛮”(彝族)系统的村落和氏族;今金沙江上游两岸是么些(纳西)的分布区域;今澜沧江和今怒江上游之间是“卢蛮”(傈僳族);南部和西南部边境地带是“金齿百夷”(傣族)、阿昌和孟高棉系统的部落;东南部边境地带则是和泥(哈尼)、僚(壮族)、“白衣”(傣族)等的共同杂居区。部分民族中的一些部落,居住区域较之南诏时期有所变动。如南部边境的“金齿百夷”(傣族)中的部分人口,北迁入威远(今云南景谷)、开南(今景东)一带,与“朴子”(布朗)、和泥(哈尼)等相杂居。这里原来就有一部分“金齿百夷”(傣族)人口,至此则“金齿百夷”的人口增多了。又一些民族中的部落组织和部落名称,较之南诏时期未变。如今大渡河南、金沙江北的“乌蛮”(彝族)中的邛部、两林、丰琶,仍按原来的部落组织和部落名称出现在原地。而一些民族中的一些部落,却在人口增多、分裂繁衍的情况下,在原来居住的地区或原来居住地区的周围,出现了一些新的部落。如西南部边境的“金齿百夷”中,有勐梯(今盈江境)、勐卯(今瑞丽)、勐生谷(今缅甸克钦邦境内)、勐生喜(今缅甸南掸邦一带)、勐生威(今缅甸北掸邦一带),它们分别联系着附近同族的各个小部落,共同结成一个联盟集体;又如建昌城(今四川西昌)北部“乌蛮”(彝族)中的落兰部(今冕宁南部的泸沽一带),繁衍成为许多小部落;东爨区(今云南楚雄以东)部落分裂繁衍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一定时间阶段内,在这里出现了“东爨乌蛮三十七部”。但实际上并不止于三十七部。因为,各个部都不断繁衍出一些新的氏族、部落来。如罗伽部(今澄江境)即繁衍出强宗部、步雄部、普舍部等,分散到邻境的其他地方去。三十七部中的各个部,都不断繁衍,不断分裂为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各有地界,筑营垒以闭关自守。


各民族中的各个氏族、部落,划定一个区域作为聚居的地方,分别从事各种生产。如边境的“金齿百夷”(傣族)的各部落,依旧进行他们的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威楚府(今楚雄)辖境内则为“杂蛮耕牧之地”,这里的“乌蛮”(彝族)、朴子(布朗)、和泥(哈尼)等,或耕田,或狩猎、畜牧,或半耕半牧,自按其内部原有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大理国王把各民族的居住区域分别划归各府、郡管辖,或分封给白族诸侯。除了一部分仍然从事更为原始的采集和狩猎的氏族、部落之外,在大部分的氏族、部落中,各个家庭在从村社那里分得一块土地之后,每个居民耕种自己的田地,女人和女儿从事于家庭纺织。而部分“乌蛮”部落中的男子,则在从事耕种之外,也从事畜牧和狩猎。他们在生产中获得的各种产品,以其中的一部分交由本民族中的贵族,以贡纳的形式提供给当地白族封建主或大理国王。实际供给白族封建主或大理国王的那一份,往往少于本民族中的贵族分子所留下的那一份的数量。所以,本民族中的贵族分子在地方的统治权力,得以世世代代地牢固地承袭下去。这种情况,以“金齿百夷”和“乌蛮”各部中最为突出。因此,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比较发达的“金齿百夷”(傣族)及一部分“乌蛮”(彝族)、“和泥”(哈尼)等的“村社内部有奴隶制和阀阅制”,他们中的贵族,一直世袭地统治着他们的部落或村社,部分地使用奴隶来进行生产,而且控制着自己的区域,与邻境的其他氏族、部落相对抗。


当南诏政权崩溃之后,内地的唐皇朝也在相距仅五年的时间即趋于瓦解,进入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中。当时,内地的任何一个小王朝,皆疲于应付纷争,无力顾及云南;云南的郑、赵、杨氏政权,也谋求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暇,同样不可能与内地作更多的联系交往。


大理建立之初,内地汉族区仍处于割据纷争的状态中,及至宋朝建立,传统联系也就逐渐恢复。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灭后蜀,大理便立即由建昌城(今四川西昌)派官吏送公文入宋朝廷,祝贺宋朝平定后蜀。此后,宋开宝元年至宝元元年(公元968—1038年)间,大理曾九次派遣使臣向宋朝廷“入贡”和要求通好。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宋太宗曾经命令黎州(今汉原北)官吏在大渡河上造大船,以便大理“入贡”。这种“入贡”,既表示了政治上的藩属关系,也是大理与宋朝之间进行官方贸易的一种形式。大理与宋朝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从此展开。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宋朝廷正式册封大理国王段和誉(即金庸《天龙八部》小说中的段誉原型)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然而,大理与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经济文化交流,却为当时政治形势和复杂的民族关系所限制。


辽与西夏先后给宋朝以较大的威胁,因此,对于西南的大理,宋朝的统治者们也就存在戒心。当宋朝廷对大理国王进行册封而使关系进一步正常化之时,金已兴起于东北,并随即展开与辽的纷争,进而攻宋,政治形势愈来愈趋于复杂化。所以,宋朝廷虽对大理国王进行了正式的册封,而在原来对大理国的戒心并未完全解除的情况下,又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日渐加深,就在对大理国王进行正式册封的当年,便有一部分人要求在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进一步与大理国展开互市。宋朝廷命令黎州知州宇文常了解情况之后,再作具体措施,宇文常说:“自孟氏(后蜀孟昶)入朝,艺祖(宋太祖)取舆地图观之,划大渡河为境,历百五十年而无西南夷患。今若于(大渡)河外建立城邑,虏情携贰,边隙寖开,非中国之福。”其实,宋太祖并不曾“划大渡河为境”而拒绝与大理国交往。宇文常所说,不过是在当时政治形势复杂的情况之下,作为拒绝与大理国交往的借口。接着便是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宋政权为金所迫而南移,南宋君臣惶惶于自己统治地位的难于巩固,目光也就更多地注意着近在肘腋的大理国。于是,宇文常之说,便普遍成为南宋君臣拒绝与大理国进行政治上接触的借口。


然而,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与大理国之间的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始终是频繁的,而且南宋时期胜于北宋时期。只是在政治方面的接触,南宋少于北宋。




夫余篇

夫余是历史上东北腹部地区第一个建立政权的古代民族。它的兴起,是伴随着夫余国的建立才为中原人所知的。被统治阶级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战国及以前先后移居今第二松花江中下游以西地区的部落,传说橐离王子东明南逃至此,以此地秽人为基础建国称王;二是夫余国强盛后,橐离部落的广大部民,也成了被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由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皆源出貊,故“夫余”一词既为族称,也为国号。


关于夫余国的兴起有这样的传说:橐离国王的侍女因受从天而降的“气”有孕而生下东明,国王很讨厌,先后弃之于猪圈、马栏,猪马皆以“口气嘘之”,所以东明没有死掉,国王疑为天生之子,于是令他的母亲收而育之。东明长大成人后,英勇善射,国王恐其夺己之权,又欲杀之。东明知后惧而南逃,渡施掩水,至貊故地建立夫余国,自为国王。自此,夫余日渐兴盛,成为汉魏之世东北地区盛极一时的大族和强国。


兴盛后的夫余,共有8万户,大体分布于东近今张广才岭与挹娄接壤,西至今吉林省双辽县至白城市一线与鲜卑相邻,北达小兴安岭以南的松嫩平原,南抵辽宁开原县北,中心地区则位于今吉林农安县境。史书中还记载有卒本夫余、南夫余、北夫余、东夫余等。卒本夫余为高句骊国始祖朱蒙从夫余国南奔至卒本川后所用的称号,高句骊兴盛后遂不用其名。南夫余为百济国的别称,因其始祖温祚王为朱蒙至卒本川后娶妻所生之子,当朱蒙在夫余之妻所生子类利来高句骊立为太子后,温祚与兄沸流恐为类利不容,南逃至今朝鲜半岛汉江以南的西部地区创建百济国,以扶余为姓,示不忘本,故百济曾有南夫余之称。至于北夫余、东夫余皆为夫余的别称。北夫余是相对卒本夫余和南夫余而言,东夫余是指“西徒近燕”前的夫余讲的。


两汉时期,夫余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已经很发达。政治方面,氏族制度已被政权组织所代替。上有君王,为嫡长子世袭制,不过君王的权力直到公元3世纪时(中原三国时代),还受到氏族制度残余的制约,如遇有水旱不调,五谷不丰时,君王下职官,主要以六畜名命官名,如马加、牛加、猪加、狗加;还有称大使、大使者、使者的。诸加均辅佐君王,参议国政;王城以外的道,皆属于诸加。道大者数千家,小者数百家。道下有“邑落”,各由“豪民”管理。邑落内的“下户”,皆属豪民。氏族社会全民皆兵的情况仍然存在,建立一支2万人以上的军队,兵种分为骑兵、步兵,都以弓矢刀矛为兵器。并且各户都有兵器,当敌人来犯时候,诸加率众各自为战。氏族社会还设立了牢狱,对犯罪者惩罚苛严,他们规定:杀人者处死刑,家人也被沦为奴婢;盗窃者,以十二倍盗窃物罚之。人民地位的高低、贵贱差别悬殊,国王、诸加、诸使、豪民属统治阶级,下户、奴婢为被统治阶级。下户为类似隶农的平民,奴婢则是完全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奴隶主可以任意处置。社会经济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夫余的农业生产虽不能说与汉代中原地区的发展水平相同,但相差不会太大。史载以六畜名命官,说明畜牧业在夫余社会经济中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由于夫余的地域内有广大的丘陵和沼泽地,为畜牧业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牲畜有马、牛、猪等,尤产“名马”。此外,居住丘陵地区的夫余人,还从事狩猎业,捕打貂、狄、狐狸等;居住江河沿岸的,兼事捕捞业,捞取的“美珠”,大者如酸枣。渔猎品中的珍品,除部分被夫余贵族们留作自用外,主要用于向汉代中原纳贡和交换。 夫余族人喜欢白色,平时穿白布袍、裤;出境时穿缯(古代对丝织品的总称)、绣、锦、罽(用毛做成的织物),夫余中贵族还加披狐狸、狖(一种像狸的野兽)白、黑貂之裘,以金银器作为帽饰,兽皮为鞋。使用殷历(起于周末而传于汉初的六种古历之一;亦指殷商时所用历法)。以殷历正月(汉腊月)祭天,称迎鼓,为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连日“饮食歌舞”,并于是时断刑狱,解囚徒。有军事也祭天,是为了了解征战的凶吉。夫余族人均好唱歌,从小就唱歌,并且外出途中边走边唱,“通日声不绝”。无固定文字,使用汉文不普遍,有事派人“传译”,跪地以“手据地窃语”相告对方。会同、拜爵、揖让升降之礼,和中原相同。为了防御外敌侵略和野兽伤人,聚居的村落中多有护城栅,呈圆形。早期居半地穴式的木结构房屋,公元1世纪后(东汉时期)已有宫室建筑。婚姻为一夫一妻制,有“兄死妻嫂”的习俗。人死之后,一般停葬五月,以久为荣;如果是在夏天,就以冰冰之。流行厚葬,随葬物为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钱币等,奴隶主和贵族以奴隶殉葬,多者达百人。


夫余族与汉族的交往最早。他们的祖先原本居住在中原,与汉族关系紧密,并且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公元前2世纪初,汉武帝在东北一带设立玄菟等四郡后,夫余归玄菟郡所管辖。连夫余王所用的印章,也由汉朝发给。西汉末王莽篡位后,为胁迫周边各族顺从,所派五威将帅到各地更换印绶,引起了少数民族的反抗,从此夫余中断了与新莽政权的联系。刘秀建立东汉后,东北各族纷纷臣服,夫余又恢复了与汉王朝的关系,并于公元49年(建武二十五年)遣使朝贡。此后双方来往不绝,一般通过玄菟郡,如汉廷送给每世夫余王死后随葬所用的玉匣,均事先存放在玄菟郡,其王死后来玄菟郡“迎取以葬”。238年(景初二年)曹魏司马懿讨平公孙渊,在玄菟郡府库里就发现了一具玉匣。122—123年,高句骊太祖大王先后率兵万余人两次袭击玄菟郡,夫余王遣子尉仇台率兵两万与汉州郡兵协同抗敌。


但是,东**夫余的统治者也经常出现磨擦,不免兵戎相见,但持续时间不长。如111年(永初五年)夫余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钞乐浪郡,旋复归附”;120年(永宁元年)夫余王派子尉仇台“诣阙贡献”;122年尉仇台率兵助汉反击侵玄菟郡的高句骊军,夫余王子136年(永和元年)还亲到“京师”朝贡。又如167年(永康元年)夫余王夫台率2万人“寇玄菟”郡,大败后,174年(熹平三年)又遣使纳贡。汉末,中原动乱,公孙度割据辽东,他为控制日趋强盛的高句骊、鲜卑,把女儿嫁给尉仇台,从此夫余断绝了与早已名存实亡的东汉王朝的关系,臣属于公孙度,由辽东郡管辖。三国时,改臣属于曹魏政权,仍由玄菟郡节制。240一249年(正始年间),魏幽州刺史奉命出征高句骊,派玄菟郡太守王颀与夫余联络,当时简位居为夫余王,为魏军提供粮草。西晋建立后,夫余频频遣使向晋武帝朝贡。274年(泰始十年),晋分幽州五郡置平州.夫余由平州护东夷校尉管辖。285年(太康六年)后,鲜卑慕容氏连续袭击夫余,在西晋王朝的保护下,使夫余国破而复立。


夫余还统治着肃慎后裔挹娄。从西汉到三国初,共达400年左右。由于夫余贵族的横征暴敛,迫使挹娄在曹魏黄初(220一226)年间起而反抗,夫余统治者虽多次派兵征讨,但终未能再使挹娄屈服。夫余与高句骊的关系,由于高句骊国的始祖出自夫余,故两族交往很密切。不过在交往中的主从地位,前后有变化。朱蒙建国后,迫于夫余的威力,公元前24年(东明王十四年)遣使向夫余纳贡。公元前5年(瑠璃王十四年),夫余王带素因高句骊不交“质子”,发兵5万进攻高句骊,因大雪人多冻死,被迫撤军。公元9年(瑠璃王二十八年),带素又派人逼高句骊相待“以小事大”之礼,高句骊被迫屈服。当无恤(大武神王)为王以后,高句骊已经日渐强盛,并于公元21年(大武神王四年)发兵进攻夫余,夫余王带素被杀,带素从弟闻讯后率万余人投奔了高句骊。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后,公元77年(大祖大王二十五年)夫余向高句骊贡三角鹿、长尾兔,从此夫余转而臣服于高句骊。后来,由于夫余在高句骊与中原王朝的冲突中,一直站在中原王朝一边,当谈德(一名安,即好太王)为高句骊王以后。今辽河以东广大地区归其所有,当时中原地区群雄并起,无暇东顾,高句骊以夫余“中叛不贡”做为理由,于410年(好太王二十年)再次发兵进攻夫余,占领64城、1400余村。从此,夫余完全被高句骊控制。


夫余的解体,开始于285年(太康六年)。当时鲜卑首领慕容廆率部向辽西扩展,遭到晋军打击后转而向东进攻夫余。由于晋平州护东夷校尉鲜于婴并未发兵相救。夫余王城破自杀。慕容廆在返军时途中,掠走夫余万余人。晋武帝感念夫余“世守忠孝”,罢免了鲜于婴。但夫余受此打击后,元气大伤。此后,慕容廆还经常掠夫余人出卖。西晋朝廷下令司、冀二州,禁止买卖夫余人口,延缓了夫余的解体。东晋初年慕容皝称燕王后,不断向外扩张,346年(永和二年),他派长子儁与子恪率骑17000余大规模进攻夫余,俘夫余王玄和部众5万余人。后来又任命玄为镇军将军,并娶其女儿,此刻的夫余被纳入前燕的统治下。370年前燕灭亡后,夫余先后改属前秦和后燕。这时高句骊已进入鼎盛时期,前述高句骊好太王于410年进攻夫余,用武力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时挹娄后裔勿吉也在倔起,公元5世纪末,向西发展,夫余为勿吉所逐、夫余王于494年(高句骊文咨明王三年)降于高句骊。夫余国从此灭亡,夫余族也在南奔北逃中解体,从中国的历史上烟消云散。


夫余存在历时600余年。自公元285年后其成员去向,主要有:被鲜卑幕容氏掠走。两次已被劫走有7万多人,占夫余8万户约40万人的1/6,这还不包括慕容廆每次掠夺后卖于司、冀二州的。另一个主要去向是被兼并或投奔于高句骊的。410年好大王进攻夫余,按其共兼并64城,1400个村庄计算,当在10万人以上,占夫余总人口的1/4以上。如果加上494年夫余王率领投奔的,则夫余人转入高句领的人数,远比慕容氏掠走的多。三是勿吉在西逐夫余时,有一部分夫余人被俘掠,也有不少逃走山林未投奔高句骊。他们后来成了粟末靺鞨的一支,渤海国建立后,他们是扶余府的居民。四是在夫余国灭亡后,有一部分遗民北渡那河(今嫩江下游)建立豆(达)莫娄国自保,723年(开元十一年),其首领朝唐后,为兴起的黑水靺鞨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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