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戈里


前不久,我有幸拜读了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编印的《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特刊》。读后,感触良多,其中之一,就是国共两党抗战英雄之比较。


据《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特刊》所刊载的荣鉴光教授《国民革命军抗日将士之功勋——国光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 人物志》,“国光勋章”于中华民国26年11月8日,《国民政府公报第2505号》修正公布《陆海空军勋奖条例》时制定。颁授捍御外辱、保卫国家,著有特殊战功之军人。“国光勋章”为国家至高荣誉,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仅授予2人,即特级上将蒋中正委员长和傅作义上将。“青天白日勋章”,系于民国18年5月15日由国民政府公布《陆海空军勋章条例》颁行。该条例第4条规定:“青天白日章不分等级,凡陆海空军官佐士兵,于攘御外辱,保卫国家时,立有特殊战功者,得给予之。”


然而,《陆海空军勋奖条例》关于“青天白日章不分等级”的规定,并未落实。


青天白日勋章,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共授予170人,其中将官以上136人,占80%,校官20人,占11.7%,尉官3人,占1.7%,军士2人,占1.1%,士兵为0,其他9人,占5.2%。在其他9人中,已知属于非军队系统高级官员的有6人,经查,远征军黄人伟和赵发笔为营、团职校官,真正不详的只有1人,即东北军的黄心培(见附表)。


国民党军队抗战,阵亡以士兵居多,但“不分等级”的青天白日勋章却99%都授给文武官员了,其中将军及省部级以上官员又占了82.9%。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在各阶层分布的数量与阵亡者在各阶层分布的数量,呈反向金字塔状。面对这样一个战争背谬,人们不能不探究其深层的社会原因,特别是在中国根深蒂固几千年的等级秩序和等级观念。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宣传的抗战英雄,多为普通农民、工人、士兵,以及基层干部。在儿童团员中,有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的“少年抗日英雄”王二小;在农民群众中,有河北省平山县下盘松村“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在乡村民兵中,有山东海阳县赵疃乡文山后村的“地雷大王”于化虎、河北曲阳县尖地角村的“太行勇士”李殿冰,还有河北省清苑县冉庄地道战的创造者和组织者张森林;在工人群众中,涌现了唐山开滦煤矿矿工特务大队大队长节振国;在普通士兵中,有“爆破大王”马立训,有“狼牙山五壮士”;在基层连队,有刘老庄连、马定夫连;在基层指挥员中,有港九大队短枪队神枪手刘黑仔,有电影《平原游击队》主人公李向阳的原型包森;在游击区,有津浦线上的“铁道游击队”、白洋淀里的“雁翎队”;还有掩护群众突围马石山的王殿元十烈士、东北抗联妇女团“八女投江”、“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等等。特别是建国之初30年,这些平民抗战英雄的名声远远大于许多著名的抗战将领。


中国广大民众受封建等级观念的愚弄,受等封建级秩序的压迫,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宣传平民抗战英雄的做法,即便基于西方学者“人性论”的角度,也无可否认其解构旧中国等级秩序和等级观念方面的启蒙意义。


如此“精英主义”英雄观与“民本主义”英雄观的立场分野,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近千万壮丁非正常减员等阶级压迫惨剧(详见高戈里博客的文章《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驳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的抗战回忆》),进而更深刻地体会到朱德同志1945年4月25日在《论解放区战场》一文中,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条抗战路线区别的经典结论:


“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从全民总动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积极打击日寇出发,从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出发,从团结一切友军出发,从积极打击敌人增强自己的战略战术出发,这样就构成了一条中国人民的抗日的军事路线,这是解放区战场获得胜利的关键。”


在旧中国,“将贵智,兵贵愚”的封建意识延续了几千年。这一体现封建等级观念、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行伍传统,与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的惨剧,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中国共产党给士兵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力,让他们去评选战场上的英雄,去讴歌他们中间的平民英雄,其制度变革意义和思想启蒙意义,极为深远,特别是在类似山西“窑奴”事件不断出现的今天。

中共抗战英模“六大平民本色”——再论国共抗战英雄之比较

与国民党军队授勋不同,中国共产党虽然在1955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授予我军一大批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指战员以一、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独立自由奖章”,但由于这种授勋是“普遍授予”,即达到一定职级并满足一定条件的我军指战员均按该条例授予相应的勋章或奖章,其主要属性,是纪念性质,而不是因具体战功或典型事迹的记功性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武装中,具有记功性质的最高荣誉,是授予英模称号。


与国民党抗战最高荣誉多授予高级将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抗战英模鲜明的民本主义特色:


特色一:基层指战员是主体


早在1939年,军委主席毛泽东、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就通过联名发出的《关于注意收集各部民族英雄事迹的通知》指出:“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应用行为,对外宣传及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英模大辞典》记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含武工队和脱产的地方武装)抗战期间共授予150名指战员英模称号,其中,连以下指战员146人,营职干部2人,团以上领导干部只有晋察冀军区组织部长王宗槐和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2人,占获得英模称号的全部指战员的1.3%。在普通士兵中,有“爆破大王”马立训,有掩护群众突围马石山的王殿元十烈士;在基层连队,有“刘老庄连”、“马定夫连”、“任常伦连”;在基层指挥员中,有港九大队短枪队神枪手刘黑仔,等等。


特色二:民兵群众英模数量大


又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英模大辞典》记载,抗战期间,我军总共授予183人英模称号,除150名部队指战员外,还授予30名民兵和3 名普通群众以英模称号,两项合计为33人,占抗战英模总人数的18%。这其中,民兵英雄有山东海阳县 “地雷大王”于化虎,“太行地雷大王”王来法,河北曲阳县“太行勇士”李殿冰,怀来县“夺枪英雄”师胜生,“首创赤身战术的民兵杀敌英雄”李金和及李新云,女民兵“神枪手”冯凤英;普通农民群众有“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冀中子弟兵母亲”聂大省,等等。


大量表彰民兵和群众中的抗战英模,是人民战争的结果,也是人民战争的重要标志,仅此一条,就开创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特色三:抗战英模类型多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英模在事迹类型上,不仅包括战场上的“侦察英雄”、“孤胆英雄”、“刺杀英雄”、“杀敌英雄”、“爆破英雄”、“爆炸模范”、“地雷大王”、“登城英雄”、“救护英雄”、“单臂英雄”、“单手战斗英雄”等,还包括反映我军建设和根据地建设工作中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以及“模范共产党员”、“模范指导员”、“爱兵模范”、“模范学员”、“文化学习模范”、“青年英雄”、“劳动英雄”、“造纸英雄”、“生产模范”、“群众工作模范”、 “模范医务工作者”、“战邮模范”、负伤致残回乡生产的“荣军旗帜”,等等。


在当年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别,任何一个岗位,任何一项工作,只要干出成绩,就能获得荣誉,就能博得大家的尊敬,这一切,不是人民军队是无法具有的。


特色四:给群众评选抗战英模的权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其中包括群众性的“立功运动”和“战评”制度,而“战评”制度的内容之一,就是组织广大指战员评选战斗功臣,并在功臣中进一步评选“英雄模范”。


1944 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中再次强调:“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等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其他一切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

特色五:“草根”英模备受关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各部队都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就是各级组织对英雄模范备加爱护并精心培养。这其中的典型,是冀东军区所属开滦煤矿矿工特务大队大队长节振国。据《节振国传奇》作者、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火先生回忆,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当年赴延安时,曾经向毛泽东同志专门汇报过节振国的事迹。毛泽东当即指示:“像这么好的工人游击队长,一定要好好保护。冀东地区抗日斗争很残酷,不要让他牺牲了。”遗憾的是,节振国此时刚刚牺牲,只不过日本鬼子和汉奸不敢相信,还在继续搜寻令他们胆寒的“白脸狼”。


特色六:让“草根”英模占领文化舞台


旧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在毛泽东旗帜指引下,这种在意识形态领域根深蒂固的文化现象,受到了猛烈批判,旧中国传统的英雄形象被彻底颠覆了,“草根”英模形象开天辟地逐渐占据了文化舞台。在那个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扬眉吐气的年代,普通战士“狼牙山五壮士”、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的“少年抗日英雄”王二小等“草根”英模,纷纷进入学校课本,致使他们的名气远远大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还有根据真实人物真实事迹改编的影剧《小兵张嘎》《节振国》《八女投江》《苦菜花》《沙家浜》《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回民支队》等等,更是让毛泽东“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深入民心。


有人披露,解放初期中共中央曾有规定,宣传英雄人物原则上限制在连以下指战员。这条消息不论是否准确,实际情况真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英模多为基层官兵和平民,并非共产党军队将领中缺少英雄。恰恰相反,从整体上比较,国共两军将领论智、论勇、论德,我军都远远在国民党军队之上,且英杰辈出,将星璀璨。我军将领之所以很少有人被授予英模称号,不是什么“谦虚”问题,完完全全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及其“人民史观”决定的。有人考察过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军历史上的立功条例,结果发现,对领导干部立功的约束条件,越往后,越严格。


在旧中国,“将贵智,兵贵愚”的封建意识延续了几千年。这一体现封建等级观念、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行伍传统,与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详见高戈里博客上的文章《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驳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的抗战回忆》http://gaogeli.blshe.com/)的惨剧,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中国共产党给士兵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力,让他们去评选战场上的英雄,去讴歌他们中间的平民英雄,其制度变革意义和思想启蒙意义,极为深远,特别是在类似山西“窑奴”事件层出不穷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