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的关东军秘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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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号称“九一八”事变三个直接策划人之一关东军陆军少佐花谷正的回忆中,9月15日晚上的紧急会议起源于东京来的紧急密电,而且是几小时内连续三封密电。密电是日本参谋本部和他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桥本中佐发出的,桥本听说参谋本部将派遣第一部长建川少将来沈阳调查关东军的密谋,便抢先跑进参谋本部值班室,拿出他从建川手中抢来的密码本,查到了与板垣的联系电码,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联系。   日本出版的《九一八事变亲历记》记录了这三封密码电报的内容,桥本的着急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封是:“消息已经走

在号称“九一八”事变三个直接策划人之一关东军陆军少佐花谷正的回忆中,9月15日晚上的紧急会议起源于东京来的紧急密电,而且是几小时内连续三封密电。密电是日本参谋本部和他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桥本中佐发出的,桥本听说参谋本部将派遣第一部长建川少将来沈阳调查关东军的密谋,便抢先跑进参谋本部值班室,拿出他从建川手中抢来的密码本,查到了与板垣的联系电码,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联系。


日本出版的《九一八事变亲历记》记录了这三封密码电报的内容,桥本的着急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封是:“消息已经走漏,必须立即坚决行动。”没有等到回电的他,一会儿便发出了第二封:“必须在建川到达奉天前开始行动。”仍没有接到消息的他,紧接着又发了第三封,“不必担心国内,应坚决执行。”


桥本在无法忍受的焦虑中没有等到回电,便开始直接打电话,沈阳关东军特务机关的电话记录是:“因为计划暴露,所以决定派建川前来满洲,请你们不要犹豫,要尽快行动,即使建川到来也来得及,要赶在尚未听到建川传达中央命令前开始行动。”


板垣接到了密码电报,也接到了电话。在此5天前,他和花谷正刚刚装好面向沈阳北大营的要塞炮,他们的准备已经基本结束。


“24厘米要塞炮是专门从旅顺运来的。”花谷正的回忆记载,运来后重新安装重炮怕人知道,就用打井的名义,在周围围上了围幔。


当时不少沈阳居民看见了这围幔。据沈阳文史研究馆吴学贤的研究,当时很多中国百姓看见日本军营中围起围幔,但没人提出干涉。“9月初一直监视日本人的中共满蒙特委还向中央报告过日军军营里设立围幔的事情,但是,当时日军的此类举动太多了。再说从9月14日开始,在北大营边上就开始日军军事演习,15日还是枪声不断。谁会把这围幔里的事情当大事呢?”


日本领事馆也注意到了这围幔,也前来探听过,但也被打发回去了——毕竟这是军队营房内的事情。


“要塞炮性能不好,安装地也不对,加上没有能操纵的炮兵,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决定把北大营的射程计算出来,瞄准器对好。这样,即使闭着眼睛发射也会成功。而且,当时我们更希望它起到威胁作用,实际效果没有考虑。”花谷正回忆说。


那时候天气还不凉,高粱还很繁茂,而高粱繁茂就很难作战,要等待高粱割倒的日子。加上需要训练一批炮兵学会发射。所以,当时先把9月28日当作事变发生之日。


桥本的紧急电报改变了这计划。9月15日的紧急会议就是一群密谋已久的人就桥本的急电磋商何时立刻行动。此次紧急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花谷正回忆是9月16日中午,而中国学者刘庭华、齐福霖的研究都是9月15日晚间。刘说:“他们已经计划了半年,没有心情等一夜再来开会决定。”时间的湮没无闻在于这样的会议没有正式记录,“不会有正式记录。”齐说。


地点的记载是统一的——是在奉天特务机关的二楼,一个秘密的所在。“当时沈阳设立的日本特务机关有33处活动据点,什么中央大旅社、聚义成皮铺、中央百货商场博古玩店等。”沈阳学者李声能考证,“但是,这个会议肯定是在特务机关本部,南市区义建路二段22号召开的。这地方后来一直被特务机关使用到1941年。”


当时参加会议者包括板垣、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他是第一流的军事学者。”花谷这样描绘他。还有奉天部队的骨干分子今田、川岛、小野大尉,小岛、名仓两少佐。这些人全部是花谷正在制定计划过程中一个人一个人地喝酒、畅所欲言中慢慢发现培养来的。“向志同道合的人讲明计划,巩固团结。”


板垣、石原和花谷正早在旅顺就每周聚会两次,最早聚会是以“中国马研究学会”的名义。他们早已计划完毕,也很熟悉彼此的意见,但在关于是否要在建川来到前开始行动,会上还是分成了两派。花谷正害怕建川是奉天皇之命而来,毕竟桥本的电报、电话语焉不详,他反对在建川到来前行动。而今田却害怕拖延时间会致使士气低沉,“大家没有泄气之前,务必坚决执行为好”。因争论不休,参加会议的两派开始争吵,最后以划拳决定究竟何时开始行动。


而按刘庭华的研究,双方是用铅笔占卜决定的,但结果一样——即花谷正的意见占了上风,双方决定等建川来了再说。但会后今田不放花谷正离开,他说无论如何要在建川到来前动手,最后,花谷正被说服。花谷正被说服的时间,大家确定是9月16日中午。他对今田说:“我亲自去说服建川。”


确定9月18日夜间行动的指令被传播最后由花谷正自己宣布:“一夜之间要占领奉天,小岛大队要连续进击。”川岛只要攻击北大营即可。


9月15日在东京发生的争议要早于沈阳,争议内容是关于是否应有这样的行动。


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林久治郎一直希望当时喧嚣一时的中村事件能和平解决,感觉到关东军的行动他觉得必须汇报。在9月15日发给东京的电报里,他写道:“关东军集结军队,搬出弹药武器,有最近采取军事行动之态势。”收到电报的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马上拿着电报责问陆相南次郎:“这种做法绝对不能容忍,国际怎样协调?”据说南次郎是一个“东洋长者式不着边际的人物”,他答应展开调查,和金谷范三大将商量后,决定派建川“前往满洲压制密谋”。


建川并不是一个完全不知情者,他对自己的使命感到为难,于是立刻把桥本叫来。桥本、建川其实在半年前就听花谷正通报过他们的行动计划。花谷正在回忆中说,据他当时判断,桥本是95%赞成,建川是90%赞成,“都是可以信赖的人”。于是,95%赞成的桥本就夺过了表示为难的建川手中的密电码,发出电报。


据1931年9月16日《盛京日报》的记载,9月15日的沈阳关心点并不在近在咫尺的日本军营里,而是东北军内部特别党员分级的消息和副总司令张学良将在双十节前来沈阳阅兵的标题新闻。此外,在沈阳报纸当天的小新闻中,距沈阳25里的古城子村富户乔四被绑票的消息经过了特别处理。当然,报上也少不了关于“中村事件”的报道,国民政府特使汤尔和9月15日已经到达海拉尔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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