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抗中国在国际公务员竞选上咄咄逼人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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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据韩联社报道,5月21日,韩国人首次当选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委员长,这是继潘基文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后,韩国人再次担任联合国高职。上月,中国科学家王韧博士,出任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再联想到去年中国香港的陈冯富珍打败强劲的日本候选人,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于是乎有舆论认为,东亚国家在国际高层公务员竞选上进入一个活跃期。 据《朝日新闻》报道,由于近年来日本在国际组织高层职位上竞选连连败北,日本外务省已经成立“选举对策委员会”,“要让日本在联合国机构的选举中取胜”,并由外相麻生太

据韩联社报道,5月21日,韩国人首次当选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委员长,这是继潘基文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后,韩国人再次担任联合国高职。上月,中国科学家王韧博士,出任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再联想到去年中国香港的陈冯富珍打败强劲的日本候选人,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于是乎有舆论认为,东亚国家在国际高层公务员竞选上进入一个活跃期。


据《朝日新闻》报道,由于近年来日本在国际组织高层职位上竞选连连败北,日本外务省已经成立“选举对策委员会”,“要让日本在联合国机构的选举中取胜”,并由外相麻生太郎亲自担任总指挥,“以对抗中国在国际公务员竞选上咄咄逼人之势”。


欧美占主导,日本谋发力


各国在联合国系统的国际公务员人数很大一部分和各国所分担的会费比率直接相关。由于历史原因,西方国家一直在国际公务员系统占主导优势。在某些重要的专门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长期由西方国家人士担任主要职位。


以2003年联合国机构以联合国秘书处的统计为例。2000多名国际公务员编制中,以会费比率来算,人数超编的有俄罗斯、意大利、加拿大等国,美国、德国、英国等的人数在人数范围内,而中国和日本的则远未到人数的上限。其中,中国的国际公务员人数(52人)甚至接近人数的下限,而日本的国际公务员共112人,还不到其人数下限的一半。


联合国系统的国际公务员级别按职务性质一般可分为高级官员(D级以上职位)、业务类官员(P级职位)和一般事务类人员(G级职位)。


据日本外务省统计,2003年底,在联合国各机构中D级和P级以上的日本人共有610人,目前担任机构负责人的只有1人,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值得重视的是,这些人中,担任主任以上领导职务的共有30多人,分布在20多个重要机构,覆盖金融、裁军、维和、医疗、粮食、知识产权等领域。


在欧美占强势的金融机构中,也有不少日本人士担任重要职务。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任副理事、世界银行副总裁兼驻日特别代表、世界银行欧洲中亚副总裁和亚洲开发银行总裁等。


日本竞选策略与“入常”挂钩


日本具有比较完善的国际公务员培训选派机制和国家层面的竞选策略。这与其争取“入常”,成为政治大国的目的直接相关。


1986年日本政府就曾专门委托综合研究发展机构(MRA)进行名为《关于确保与培养国际职员》的调研,对如何增加国际机构中的日本人职员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日本历任外相访美时,必然要会见联合国秘书长,而且每次都必然提及增加日本职员问题,甚至还曾明确提出要得到联合国副秘书长或助理副秘书长的高位。


长期以来,日本不但重视向联合国系统提供巨额的财政资助,也重视向联合国机构选送人员。比如外务省设立了国际组织人事中心,运用外交手段支持日籍人员参与联合国各机构高级职位的竞争,外务省最新成立“选举对策委员会”即是最新动作。


日本还通过提供带有附加条件的经费,派人到联合国机构非竞争性岗位任职,以及自担经费,派遣协理专家或青年专业人士到国际机构担任非正式雇员。另外,日本还通过实施政府对外援助项目(ODA)和实施“国际和平合作领域人才培养研讨会行动计划”,培养和储备大批人才。


尽管联合国机构中的日本职员人数已经从1990年的563人增加到了2003年的610人,与过去相比,日本在联合国机构工作的人数有较大的增加,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日本仍然不满意。具体地说,它认为,与其所分担的联合国会费增加的幅度(1971年的5.4%,1997年的15.56%,2003年的19.3%)相比,日本所希望的职员人数增加幅度和在国际事务中影响扩大的幅度都不成正比。


中国主动担当国际社会责任


实际上,经过数十年经营,日本在国际机构内既占有重要机构的大批中层岗位,还拥有大批的低层年轻人员。虽然中国在高层职位上有所突破,但在中低两个层级上,中国还很难在短期内对日本构成竞争。


日本外务省也意识到,日本目前要寻找的突破点,主要是在高层职位上。但它面临的难题在于,动静颇大的“争常”失败收场,让全世界都看到了它的政治目的。再要出场,该如何掩饰自己的目的?此外,日本对外援助额度在连年下降,直接影响到它对发展中国家的游说力度。




总体来说,在国际公务员问题上,中日两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中国主动参与国际机构的工作,是源自逐渐开放的大国心态以及对国际社会责任的担当意识。而这,远非日本所一厢情愿的狭隘解读——是出于“狙击日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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