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足球运动起源于中国,这是举世公认、毫无争议的事实。《战国策》和《史记》留下了人类历史上开展蹴鞠活动最早、最明确的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六博、蹋鞠者”。这里的蹋鞠,就是蹴鞠。蹴,即用脚踢;鞠,是皮制的球;蹴鞠,就是用脚踢球的意思。


蹴鞠运动起源于中国的春秋、战国,发展于两汉、南北朝,繁荣于隋唐、两宋,之后不断向日本、高丽、法国、英国等世界各国传播。那时的中国,是毫无争议的足球大国,是令世界各国瞩目和借鉴的足球强国。然而,这种在中国风靡了一千多年的文化体育运动,不但没有像英国那样把蹴鞠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足球运动,反而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败逐步出现了衰败,尤其是在元、明、清时代更是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沉寂。


任何一种竞技体育项目的形制发展,都是靠人的思想来完成的,蹴鞠也不例外。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奉行的儒家思想,是导致蹴鞠走向沉寂的思想根源。激烈、冒险、拼搏、竞争和个性张扬,是现代足球精神的重要内涵,而儒家思想则强调“仁”和“礼”,讲究谦恭、温顺、善良、次序和中庸。受儒家“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蹴鞠的形制越来越淡化对抗,更加侧重于娱乐化,社会性随之也大大减小,蹴鞠不再强调激烈竞争,逐渐发展成为一项讲究礼仪和修养的、温文而雅的健身活动。从汉代激烈的直接冲撞式对抗,发展到唐宋时期中间隔着球门的间接对抗,再到以踢出花样为本事的“白打”,中国古代蹴鞠像一颗彗星那样,在经历了起源、发展和繁荣后,逐渐暗落、沉寂下来。


蹴鞠运动的兴衰,与统治者的政策、提倡也是分不开的。唐宋皇帝大多都重视蹴鞠运动,并把它当作一种军事训练手段,遇到比赛时都亲临观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相沿成风,广泛开展,这是唐宋时期蹴鞠运动兴盛的重要因素。元朝是由生活在马背上的蒙古族建立的,出于生存习惯和民族隔阂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对汉民族的游戏类型和体育项目不适应,更不提倡。蹴鞠运动不得不从官办转移到民间,逐渐成为民间的纯娱乐性文化活动。朱元璋称帝以后,严禁军人蹴鞠,并下旨“蹴鞠者卸脚”,但由于蹴鞠运动本身的魅力所在,蹴鞠在民间依然盛行。清朝入关后,喜欢射猎的满族统治者,对汉民族的蹴鞠也实行了禁止政策。顺治皇帝曾口谕禁止踢球,对蹴鞠要“即行严禁”。后来,乾隆皇帝干脆明令禁止蹴鞠活动,民间的蹴鞠运动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传统文化压制个性,也是中国蹴鞠走向暗弱、沉寂,并且没有得到突破性发展的重要原因。受封建社会中后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封建的宗法体制、伦理文化、礼仪禁忌等历史文化传统,给中国人带来了负荷沉重的心理积淀,致使个人的生命冲动几乎在条条框框里窒息而死。人们努力去寻找某种精神平衡,使自己成为温良恭谨、庄重敦厚的君子,宁愿恪守中庸之道,也不愿赤裸自我,展示个性。在那种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的体制影响下,蹴鞠不可能发展成为规则统一、公平竞争、推崇个性的竞技体育运动,也根本不可能形成更高、更快、更强的现代体育精神。唐宋以后,蹴鞠只是以一种“泛体育”的形象存在并延续着,它之所以没有出现“公平”和“竞争”这一核心思想的体育观,应该说与传统体制和文化束缚有着直接关系。


任何一项文体运动,如果不能推陈出新、随世而变、与时俱进,迟早会自绝前途的。蹴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唐宋时期创造的单球门间接对抗,没有照顾全民普及的需要,只侧重于向专业艺人表演的道路发展,这种失去群众基础、片面强调蹴鞠技巧的做法,在当时不良社会风气的利用下,使蹴鞠偏离了的正确发展方向。明朝将领张士信“蓄声妓,恣荒淫,不问军事,拥妇女酣宴、蹴鞠”,以及《金瓶梅》中西门庆在丽春院看妓女蹴鞠的情形就是如此。在这种风气下,蹴鞠失去了原来的慷慨、大气、英武的风貌和特征,并开始与放荡行为联系在一起。人们从直接参与蹴鞠到间接观赏蹴鞠,再到欣赏女子的蹴鞠姿态,蹴鞠运动从军事训练的勇力型到了技巧型,最后发展到了观赏型,最后走向了浮躁和轻浮,这些都为蹴鞠的衰弱和沉寂写下了再生动不过的注脚。


军事上落后,就要挨打;体育上落后,同样会挨扁。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逢韩不胜、逢英惨败,是近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足球的怪圈。我们在沾沾自喜于蹴鞠运动起源中国的同时,是否更应当反思一下曾经让我们引以自豪的中国“国粹”,曾经在世界上不可一世的足球大国,为何会落伍,为何会如此不堪一击?!扯掉历史上曾经耀眼的光环,丢开盲目自大的空架子,依托中国蹴鞠的千年灿烂文化,找出当前中国足球的症结所在,探索中国足球的发展前景,面对现实,把握今朝,奋起直追,再创辉煌,才能对得起古人超前的伟大创造,才能使中华民族在体坛上扬眉吐气。因为中华民族复兴和文化体育复兴,决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一个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