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袁毛关系与启祯决策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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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袁毛关系与启祯决策集团


贾乃谦


袁崇焕是明末抗击后金南侵的爱国将领,保卫北京的民族英雄,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但,他却被崇祯谋杀,其罪名之一,是专戮大帅毛文龙。袁毛关系涉及复辽乃至明亡,也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启祯两朝统治者的决策何以造成如此重大的失误?本文拟作初步探索,尚祈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袁毛关系的分析


袁毛关系问题很复杂,从袁毛出现在历史舞台开始,直到本世纪八十年代,三百多年的过程当中,对他们的是非功过一直不断反复争议。这就需要透过现象,从不同视角揭示其内在联系,从而认识问题的本质,掌握评价的分寸。

1、从政治形势看袁毛关系

从崇祯即位,袁崇焕出任蓟辽督师,平台召对,其时,朝臣恰恰上奏东江平辽将军毛文龙献俘非实,虚报冒饷,不能恢复寸土的问题。所以,崇焕赴辽前就已表示,复辽须从东江入手,对毛文龙可用则用,不可用则去之。即所谓"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①。

毛文龙得王化贞任用,从镇江之役开始,就拴在阉党的战车上。阉党显贵受东江参貂赂遗,乐为袒庇。袁崇焕蒙侯恂赏识,破格提拔,东林内阁依为长城。毛文龙在东江无法无天,袁崇焕赴辽步步遏制,终于在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初五日诛文龙于双岛,指斥其"欺君罔上,冒兵克饷,屠戮辽民,残破高丽,扰登莱,害客商,掠民船,变人名姓,淫人子女"②。

然而,前此东江岁饷百万,大半入权宦囊中,毛帅被诛,则尽失其赂,咸相衔刺。诛帅三月,后金兵犯京师,中官煽动、梁绅怨谤,阉党诬陷,佞臣密纠,敌军用间,京师小民亦斥为奸臣卖国,引敌胁和之说万口一词。朝廷有旨:"讲款致寇,擅杀逞私,失误封疆,限刑部五日具奏。"下诏狱。明年四月狱具,上曰"袁崇焕新帅以践约","今勾引入犯",凌迟处死!这就是斩帅践约之说③。《明史》称"袁崇焕妄杀文龙",崇祯"帝误杀崇焕","明亡征决矣"!这三句概括得很好,只是"妄杀"二字引起争议!

其实,清太宗朝《满文老挡》就保存了毛文龙私通皇太极,主动表示愿意"内应"的书信。清朝大家实录,朝鲜李朝实录都从各个侧面提供了毛文龙谋叛的罪证:

明总兵毛文龙据南海皮岛,招集辽民,令官民皆冒毛姓,为其子弟裔孙。民有选奔者,辄斩之,捏称阵获,诳报冒功,明之民皆信之。因升文龙为大都督总兵,凡岛中官民赏罚、黜陟、生杀,皆许以便宜行事。

文龙欲与我国通好,屡遣使致书,因遣科廊等同从者四人赍书答之。

毛将持兵在岛中,不敢窥贼左足,而只以日献伪捷,厚罔天前⑤。

蒋氏《东华录》有更简洁明确的记载:

明袁崇焕以总兵毛文龙据南海应岛与我国私通,杀之⑥。

袁崇焕确实是当无可如何之际,对无可如何之人,采取了无可如何的"诛之俄顷"⑦的手段。应该说袁崇焕杀毛文龙是有理有据的。

袁毛是非所以久久争执不已,根本原因是袁毛关系背后,从决策集团看,本质的内在联系,就是始终交织着阉党与东林的明争暗斗。

2、从史学研究看袁毛关系

袁毛是非不仅政治上争斗激烈,而且又成为史学界长期争辩不休的学术问题。据实录记载:

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于宁远捷后,即令番僧往清军中唁问,意欲议和。会罢归,未就。迨再出,陛见日,许上五年复辽;既而惧上责效,欲复修款议;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⑧。

《崇祯长编》也有所谓"斩将剪忌"、"擅权主款"、"逞私谋款"等等说法,都可以归入"斩帅践约"一类。此后《国榷》、《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石匮书后集》、《罪惟录》、《明季北略》、《三朝野记》、《崇祯朝纪事》、《烈皇小识》、《荷牐丛谈》以及朱溶《表忠录》、《东江遗事》诸书大体上都是这套以讹传讹的说法⑨。正如孟森所说,三百年来公论不定,"一翻明末人当时之记载,坠云务中"⑩。这是因为当时朝廷是非不明,又加有人拾阉党唾余,有人与毛帅同乡,别是一付心肠,尤其东江疏揭塘报"所上事多浮夸",其时已引起群臣怀疑,也使后世史学研究遇到了这个难题。

比如,毛文龙泰疏说刘爱塔(即刘兴祥)归来,乃阵获:

崇祯元年十月初八日具奏,......臣攻鹿岛时,与奴交锋,惊见爱塔在阵,即招密地打话,而以忠义相规,爱塔唯唯点头。......于九月廿五日,......奴酋发兵二万余......来攻皮岛。臣即发往三岔河之兵,东向应敌。但见马飞尘起,乃逆奴王子也,以爱塔为参谋。交锋数合,观见爱塔在阵,遂大呼招之。爱塔即带精锐胡人四百、胡马四百廿匹骑,乘过营来,奴锐一挫(11)。

《表忠录》的记载就沿袭了毛文龙的奏疏:

崇祯元年九月,文龙与清兵战镇江城外,遇兴祚於阵。时兴祚母巳死。文龙面之曰:我毛文龙也。文龙何幸见刘兄,刘兄今可以来矣。兴祚即率亲兵骑四百,归文龙(12)。

《明季北略》也附和这类说法:

崇祯元年,清朝五王、六王及刘爱塔率兵二万,自镇江至,欲报义州之役。文龙以八千人与部下十将御之。爱塔以四百骑出战,降文龙。......文龙造之,清兵东走,降者二千人(13)。

东江塘报进一步夸大甚至编造毛文龙联合刘兴祚偷袭萨尔浒的战绩:

崇祯元年十月廿一日塘报:

于十月初八日,行至潵儿湖,城内有达贼五千余骑。见城无准备,先差细作入城,暗约刘爱塔亲弟刘四、刘五、刘六亲族人等为内应,催督官兵奋力向前,枪炮攻打。贼堡坚闭不出。从寅至酉,内外夹击,方得进攻,生擒活夷六十九名,杀死无数,割级三千有余,随即收(14)。

《表忠录》显然是根据东江塘报的浮夸,也有内容基本相同的记载:

顷之,清大兵攻锦州。岛中饷尽;兴祚言;"撤儿湖有米数千石,兴祚第兴治、兴贤及宗族,皆在城中,请约为内应,发兵袭之,既得其粮以救饥,且可牵制大军,使不得西。......至撤儿湖诸刘果内应,破之,斩级三千,禽生六十九人,尽取所(窖)米豆,清军闻之遂退,而锦州围解(15)。

可是清实录、蒋氏东华录的记载却说:

明将毛文龙复遣兵侵撤尔湖。昏时,攻城之南门。城中矢炮齐下,明兵退而结营。我国总兵官巴笃礼从山而下,大呼直入,敌遂败。巴笃札率兵追斩敌兵二百余(16)。《也是园杂记》对毛文龙与刘兴祚的关系问题已有所揭露:

表公罢去,兴祚归无所主,始通于文龙。凡灰扒、鱼皮诸部贰于建州者,咸资而遣之,使奔东江,先后不下千人。文龙屡次报获。影略兴祚为己功也,兴祚......则披羊皮杂难民而逃。文龙接见,喜过望,握手出肺腑相告语,晨夕与共起居,而阴以阵获报,兴祚闻之恚甚。会崇焕督师再出,乃潜以己意通焉(17)。

袁崇焕宣布毛文龙十二当斩中指出:

文龙自开镇来,一切奏报有一事一语核实否?......刘兴祚忠顺奔来,止廿余人。而曰率数百众,当阵捉降,汝诳孰基(18)。

从以上几条材料可以看到,袁崇焕宣判毛文龙的罪行,说他奏报不实,是符合实际的。许多史书作者程度不同的受到蒙蔽。《明史》写毛文龙战绩,文字很简括,比如"撤尔河"(19)之役,是依据清实录,仅仅提到毛文龙"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为大清守将所却"(20)。从毛文龙与刘兴祚交往的一个历史片断,就可以看到毛文龙的奏报在许多情节上的浮夸,使史实失去本来面目,史学论著征引这样的原始文献,就难免模糊史学家辨识真伪的视线。是非的混淆,由于历史记载的影响,也是造成长期纷争的原因。实际上近代以来有梁启超的《袁督师传》、孟森的《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张次溪的《袁督师遗事遗稿汇辑》、李光清洋洋十万言的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以及《评〈东江遗事〉》一文对罗振玉的谴责,可以说已经将袁毛是非基本辨清了。

3、从个人见解看袁毛关系

丰富多采的、活生生的历史,本来是有血有肉的,它还有大量非本质的具体情节,也不能不作出的深层的解释。比如袁崇焕就以未入东林党人榜为憾,毛文龙也未尝名到逆案。崇祯朝工部主事徐尔一并非奄党,相反的却曾因替奄党迫害的熊廷弼仗义讼冤。而名垂史乘!就是他,上疏为毛文龙担保。孙承宗这位德高望重的统帅对袁毛二将的态度,体现了更为深刻认识。他们的见解,都很值得研究。

徐尔一的担保。

屯田主事徐尔一在籍叹曰:"辽左兴师十载,任东事者,如经略杨镐丧师,袁应泰则陷城,根廷弼则败逃,巡抚王仕贞则失机,总兵刘綎则阵亡,马林则挫锋。其余不可胜述,而投清者亦不知几许,未有如毛师开镇九年,护持两国,复城献俘者。而庙堂诸臣,反生异议,我减军饷。军饷一城,则将士灰心矣。"遂上疏,竟不省(21)。

《毛太保公传》(22)说屯田主事徐尔一念毛帅功高,而愤朝议之多舛,不平,乃上疏论不可解者四,并摘录了这篇奏疏的主要论点。罗振玉《东江遗事》跋"谓屯田主事徐尔一上疏,自以三子一孙保文龙无他。文龙死,尔一复上疏,疏入不报,尔一挂冠去。此事诸家脱略不载,惟《明史熊廷弼传》载崇祯元年秋,工部主事徐尔一尝上疏为廷弼讼冤事。尔一盖亦一伟丈夫也。"唯独朱溶《表忠录》刊载了徐尔一这篇"累累千二百余言"的奏疏全文,现摘要如下:

崇祯二年正月,屯田主事徐尔一上流曰:

天未尝不为国生导才,而不克收其用,则平辽总兵毛文龙是也!穷海孤悬一旅,始终寄托州岛,试与重关岩城,兵多饷足者相提而论,奚啻天渊。......不一二年,抚集逃民八九十万。......苦心戮力,自营自办......其发迹梗概亦甚奇矣!而所最难者,当魏忠贤擅政,督抚节镇称诵建祠者比比,而文龙耿介不一濡足。今历按东江章疏,有一言半辞客影响文致否?......东江实收,自二年至七年,共银一百五十万有奇,米豆杂粮共九十余万石耳,犹纷纷责其虚冒。然则共宁一镇,五六年来,每岁用银三百万,米豆一百卅万,兼之内帑不时给发,何尚忧乏绝而致鼓噪耶?其不可解一;

文龙报有实兵十五万,前后解献俘级,不啻万余,论者以为俱难凭信......且所属岛屿廿余,浩淼二千余里,非得多兵,何以联络策应,进战退守?其不可解二;

敌至宁远,罪文龙不能牵制。按文龙于敌未至宁远以前。已侦得其情,报关、宁旱备。当故甫至宁远之日,即悬兵千里,攻袭海州、沈阳以分其势,或亦力止如斯而已看,而论者咎之不已。......当敌兵袭破朝鲜,文龙率兵往救,分路要截,因之远地,文龙因急檄关、宁,往捣其虚,不可谓进剿亡机,迄不闻遣一旅为诸路声援,而所望于文龙独若是奢乎?

其不可解三;

谓东江为扼要,而文龙果才耶!宜重其任,不然或裁其镇,或更其人。今俱不可,而止裁减其饷,是委为敌饵耳,且文龙妻子久已归杭,倘亦王剪[剪]多请田空自固之意乎!而犹虞尾大不掉。其不可鲜四。......要之,事之真伪,具悬海外,总不能确有所据,......皇上必欲恢复三韩,宜立召文龙,面陈方略......臣敢保文龙才足办此,如用而不效,甘与同罪。......

这篇奏疏至少有如下几个比较大的问题:首先是全未涉及毛文龙暗通后金;公然表彰毛文龙当魏忠贤擅权时未尝称诵建祠;极力强调东江章疏特别是实兵军饷数字可靠。如此等等,这就否定了公认的几大罪,通敌有迹、贿赂魏奄,虚冒糜饷。不仅袁崇焕对这些罪状曾举出雄辩的事实加以论证,甚至为毛文龙"表忠"的,朱溶《表忠录》也不得不有所辩解。如"崇祯元年,可可(即科廓)固山及马生至东江议和"事;对"数赂遗魏忠贤"也称"若是微他,我亦病之";东江章疏"功所上不以信,诚然有之"(23)。 徐尔一奏疏当然也提出了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说毛帅开辟东江巨镇,抚集大批流民,针对朝廷提出文龙果才则重其任,不然即更其人。又提到具体的军饷数字,这与贿赂权贵有关,而朝廷虽然几次派人到东江阅实,还是"不能确有所据"!徐尔一曾撰《东江略节》一书(24),对东江情况虽未必没有研究,但他对毛文龙的担保,显然不足为据。

孙承宗与袁毛。

孙承宗赴辽四年来,"复九大城,四十五堡,招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合之数百余万,我进四百里,奴退七百里,西虏受我戎索,东奴不敢过河一步,招集辽人四十余万,辽兵三万,两年屯田五千顷,得十五万。......"(25)鹿善继说"高阳督师四载,重开草昧,奄有宁前以及锦右,东西受约束唯谨。""当国是纷坛,边计错乱之时,数语持法纪而国是定,一出决恢复而边计定"(26)。钱谦益以简洁的语言概括了高阳公非凡的声望:"公品望在馆阁,功劳在社稷,威名在夷虏,忠义在宇宙。"鹿善继提出了"饮水思源,城是谁所修,火器谁所教,道将是谁所用?......"等一系列问题。应该说,没有孙承宗,哪有宁远城?可是,袁崇焕并没有承认这个客观事实,所以也就不能为孙阁老复任进一言,也就不能不影响其蒙受诬陷,而无人代为伸辩的结局。然而,周延儒尚且有"此任非此人不可"这么一句决定起废的话!

当年,兵部尚书、大学士孙承宗巡历山海,因条次抚、道及兵将宜裁宜增者言:

臣之意,欲以及时练兵、选将为实著,而以用毛文龙、西虏为虚活之著,......道臣袁崇焕英发有担当,臣取其志,尚欲炼其气(27)。

最初选将时,孙承宗既充分估计了袁崇焕的长处,也指出了"尚欲炼其气"的问题。一次阅兵:

伍有虚者,崇焕斩其人,兵几变。公怒曰"杀人片石、未杀不以请,既杀不以闻,其有无激变,帖服不以告,迄今竟不知杀者何人,杀以何事,徒曰奉抚院之令也!监军既可奉抚院之令而专杀,督师又何烦尚方之剑乎!"公所欲炼崇焕之气而大用之者,此也(28)。

周文郁说高阳"公能知人能用人而尤能容人,勿论内地、辽人废弁溃卒而皆能收之为己用,或其人有可疑而示之以不疑;或彼来行间,而即因之以用其间,凡此之类则袁督师有所不及也。观袁受命出疆之日而区区必以戮帅为事可见矣"(29)。茅元仪、周文郁都是高阳公与袁崇焕身边的、比较有作为的官员,他们的观察、分析、记载,是最值得重视的第一手材料。

孙承宗又如何看待东江,如何任用毛文龙呐?行状有如下记载:

文龙颇以貂参饵前右,朝士争言文龙直奴要害,觉华、广鹿皆迂远。文龙即按兵不举,能牵制奴使不敢东。公心知其不然,尝深言其利害,以谓不当以取四卫责文龙,不当以牵制捣巢倚文龙,而中朝弗悟也。

朝鲜李倧弑其罪主珲,......以其背我通奴戕辽人而谋毛帅也。称权摄国事,因文龙以请命。公报首辅曰:不如因而许之,使文龙得市德於鲜,以自固也。公之意谓文龙未必能制奴,而可以用鲜,鲜之力未必能捣奴左臂,而可以资我左掖,皆所谓声而实者也。其后,奴入犯,文龙竟不知?鲜亦卒折入于奴。盖公去而用鲜、用东江之策皆荒矣(30)。

高阳公"答毛总兵文龙"的信上,表示了对他处境的体谅。

"当事不理该镇之饷,亦不问该镇之兵,独有功则喜,有索则漫然或许而不与,即关城时复中之。仆且西旋,当入觐为主上一奏该镇之苦心也。"至于毛文龙的结局,那是另一个问题,但东江开镇之初,朝廷的官僚政治正是如此面目!这封信的下文,还是鼓励他,"金州毕竟何如?仆欲联比三镇于海上,而风汛不时,猝难得通呼吸也。大将军为我图之。丈夫为朝廷图大业,须是大其心胸,勿较尔我,天下事固非一手一足可了也,愿将军念之"(31)。

高阳还曾有诗《寄东江毛总戎》:

鸭绿江头建鼓旂,间关百战壮军威;

青天自许孤忠在,赤手亲擒叛将归。

夜静举烽连鹿岛、月明传箭过鼍矶;

纷纷肉食皆臣子,绝域看君卧铁衣(32)。

孙承宗还奏请令毛文龙安集辽民:

自有辽事(以)来,无一人一事不为辽人患,苦及流徙入关,希图仰沾皇泽,而有司相待如敌,远逐之为快。居人相视为怪,偶遭之如仇。......臣以为宜急议安插,......亦当令毛文龙选其强者为兵,而安集其众。盖安江人,即所以安天下也(33)。

若袁崇焕对毛文龙一如孙承宗之既往,袁毛关系可能别是一番光景。当然毛帅东江其后腐败不堪,崇焕出其不意,突然袭击,高阳公是赞扬"东江千古英雄手",但这首诗第一句是"练尔多方练未成"(34),这一句正是盖棺议定。袁毛关系包括复杂的内容,孙承宗对袁毛是非功过的认识和对待,是有层次,分阶段,讲分寸,顾大局,入情理,寓深意的。


启祯决策集团的失误


对袁毛关系就事论事已嫌不足,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毛文龙这样的"海外天子"(35)?为什么会铸成袁崇焕的千古奇冤?首先当然不能不追究当时统治集团的责任,乃至更为深刻的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从而探索其历史教训。

袁毛斗争过程与朝廷党争密切交织,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其时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极其尖锐,面临难以挽救的统治危机,并没有激起统治集团惕然自省的振奋精神。天启帝是一位白痴式的傀儡,深信客魏,懵然不辨。在关宁前线收复疆土,震摄后金,稳定战局,为复辽制定战略布署的将相之才,最高决策集团的擎天柱石孙承宗竟然遭到排斥!而"内外大权"竟然"一归忠贤",于是"衣冠填於狴犴,善类殒於刀锯","滥赏淫刑,忠臣惨祸"(36)。造成有明特务政治最猖狂、最野蛮、最残暴、最黑暗的恐怖局面。

在这主昏政暗的形势下,坚决贯彻孙承宗战略布署的袁崇焕,在辽东前线,竟接连夺取宁远与宁锦两次大捷。然而,其战功却成为魏阉窃取满门朱紫打起的旗号,而袁崇焕却被迫离任。崇祯即位,剪除客魏、颁布逆案,似曾唤起中兴指望。但崇祯既未彻底清除阉党,更没有诚意依靠东林,终致奄党再度得逞。 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於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而遗孽余烬终以复国。庄烈帝之定逆案也,......因慨然太息曰:

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於此,其罪何可胜诛(37)。顾秉谦、魏广微"曲奉忠贤,若奴役然"。秉谦为首辅,倾害忠直,皆秉谦票拟,"广微以札通忠贤,签其函曰‘内阁家根'......秉谦票拟,事事徇忠贤指。"所以,自从顾秉谦、魏广微当国,政归忠贤。其后入阁者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之流,"皆依媚取客。名丽逆案"。内阁辅臣顾秉谦等人之所以甘为魏阉鹰犬,搏击善类,是由于有明一代,臣奸大恶,多出於"寺人内竖"。庄烈手除逆党之后,周延儒、温体仁怀私植党,误国复邦。庄烈杀

袁崇焕,"事牵钱龙钖,论死。体仁与延儒、永光主之。"其时,魏忠贤遗党"日望体仁翻案,攻东林"。体仁辅政"迎合帝意","所上密揭,帝率报可"。温体仁面对"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体仁密疏特纠,致袁崇焕于死命而不为人知。号称海外天子的毛文龙,其实也不过是拜倒奄党脚下,为温体仁玩弄的一个傀儡和工具。机深刺骨的温体仁,"欲排陷,故为宽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为之移。"庄烈操切,体仁益导帝以操切,"天下遂大乱"(38)。

启祯宦官专权,奸佞肆虐,其途径是逆阉结辅臣,奸佞争入阁。政治斗争的集结点在内阁决策体系。因为内阁机构是政治体制的中心枢纽。与焦芳勾结刘瑾一样,顾秉谦、魏广徽也是以辅臣身份,甘为魏忠贤鹰犬。

有明永乐始有内阁之名,参予机务。洪熙阁职渐崇,宣德以后渐柄朝政。正统凡事内阁议行,为票旨之所由始。景泰体统专於三公,而内阁之望益隆。嘉靖以后,赫然为真宰相。内阁同於古相者,在于主票拟。但内阁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的批红,而相权转归寺人。"朝廷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所以,黄宗羲说"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又说:

汉唐宋有干与朝政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它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有明则格局已定,牵换相继,以毅宗之哲王,始而疑之,终不能舍之,率之临死而不能与延臣一见,其祸未有若是之烈也。

从有明一代内阁制度本身既造成了宰相六部为阉宦奉行之员的局面。那么,"奄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以来"既尽人皆知,"岂无法以制之与"(39)?问题在于实在是称不起"哲王"的毅皇帝朱由检,是延袭并进一步恶化了内阁制度的弊病。他说"诸臣若实心任事,朕亦何需此辈","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40)。崇祯有国十七年,更替内阁大学士四十九八,变动之频繁,为有明所仅有!杀总督十八,巡抚十一人,袁崇焕之被冤杀,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奄党再次得逞于崇祯朝,绝非偶然。

庄烈帝亦非不知东林之为君子,而以其倚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东林者之为小人也,而以其可以制乎东林,故参用之。卒之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庄烈帝之所以亡国者。......

庄烈之世,逆案之名虽不翻,而其实未尝不翻也。"故此十数人者虽不出,而出者皆其分身也"。"逆案内之杨维垣、徐大化等,逆案外之王永光、温体仁等,把持局面,吾所谓为魁之十数人者也。逆奄既诛,逆案未定,杨维垣把持之;逆案已定,王永光把持之。皆绍述逆奄之政者也。袁宏勋、张道浚、高捷、史()一辈小人,翩翩而进,以锢君子,而抑之使为己甚,则进君子退小人皆不可矣。""庄烈帝之受其愚也,其在揆地,日以进小人退君子为事,......从来奸相无有不庇私党排异己者。惟温体仁多一反复耳"(41)。

这就是说启、祯二帝正是一种懦弱昏庸型的皇帝。朱由检实际上受温体仁、王永光支配,与朱由校任客魏取而代之,其实质都是一样的。。他们兄弟都受人愚弄而不自知。朱由检误杀袁崇焕,似是表现了其拥有着绝对的权力;朱由校沦为傀儡而毫无权力,实际上都显现了王朝末代以内阁制为中心的正常政治秩序已被阉党破坏了的杂乱无章状态。

绝对的不受监督的权力,使朱由检这位无知的青年人成为暴君,如果说北宋末代皇帝钦宗赵桓继位后,"既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局势,挽救危局,也可以进一步把国家引向灭亡",那么朱由检兄弟恰如赵桓父子一样,只能"把国家引向灭亡"。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统治,除极少数开国与中兴帝王之外,大多数生长于宫院的皇子愚昧无知,"绝对权力"只能使他们败坏,成为历史罪人。所以启、祯两朝是历史的惰性因素抑制活力因素效能形成惰性型封建结构的典型(42)。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43)这就是从政治体制提出的问题。天启客魏.崇祯朝的阉党奸佞,这支反动的、凶恶的阉党势力,与东林党人的斗争,就是表现在是破坏,还是维护以内阁决策系统为核心的政治体制。东林内阁倾复,阉党实际上早已把持了政局,这才造成了中枢决策的连续失误。阉党活动的历史轨迹表明,他们是从破坏政治体制入手,通过幕后的阴谋手段,抓住内阁决策环节,"利用内阁制度的空隙,把持政局、制约决策,从而惑乱朝纲的!正如孟森所分析的,朱由检是"茫无主宰而好作聪明,果于诛杀,使正人无一能任事,惟奸人能阿帝意,而日促其一线仅存之命"(44)。启祯的昏庸懦弱正表现在不能依靠东林内阁发挥决策过程中智囊机构的顾问作用。而阉党奸佞巧于逢迎,实则受其趋使,让朱由检扮演了"一意孤行",果于杀戮的决策者角色,因而这种决策过程的特点,就是充满了封 建专制帝王一人主宰的主观随意性,是非忠好黑白颠倒的荒谬性,和全无真凭实据的盲目性。所以,因深信客魏而使东林君子惨遭屠戮的朱由校,和果于杀戮,制造袁崇焕者流千古奇冤的朱由检,本质上同样都是只有"兽性"的专制暴君,他们的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45)。然而,这种专制暴君决策必定失误的罪恶根源,及其制约途径,显然不能不从更为复杂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方面进行挖掘和探索。


余论


马克思曾讲:"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46)。对袁、毛、启、祯其人其事的评论,还有必要从出乎其外的角度申述五点意见:

1 、要宣传袁崇焕的爱国主义精神

袁崇焕确实也是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而献出了整个生命"(47)。所以,应该深入研究、广泛宣传袁崇焕的光辉业迹,表彰他在"绝对正确的"反抗民族压迫,坚持自卫性正义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敢战,艰苦卓绝的,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精神;称许他遵循明智的战略决策,善于发挥西洋新式武器的作用,赢得奇捷、扭转战局的军功。这是进行历史教育,发扬优良传统,生动感人的教材。

2、要揭露启祯王朝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腐朽性

时代更迫切的需要以袁督师功在社稷,光耀千秋,力捍危疆,身死门天,以忠蒙罪(48)的历史知识,启迪人民认识封建主义的弊端。从政治制度史揭示,由于政治体制不健全,不严密,有隙可乘,从而导致违反决策制度常规,造成好邪阴谋得逞的必然后果。对客魏集团,阉党势力龌龊卑鄙,凶险恶毒的罪行,给国家造成的不可计量的损失,难于补偿的危害,进行历史的清算。

3、要指出明末东林君子的迂腐性

明末政治方向的反动,致使统治集团分裂,党争激化,不仅要拿阉党的反动嘴脸示众,但也应指明启、祯东林党人的局限,尽管一再取得执政时机,却丧失了当年东林创始人的锋芒和机智,东林内阁软弱无能、无所作为。直到弘光朝,东林巨魁徐石麒也还认为袁崇焕是"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49)。他们也是一种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的病态。讲"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的明末实学派思想家、民族英雄朱舜水说:"明朝中叶,以时文取士。时文考,制举义也。此物既为尘饭土羹,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如邹元标、高攀龙、刘念台等,讲正心诚意、大资非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未闻所谓巨儒鸿士也。巨儒鸿士者,经邦弘化,康济艰难者也"(50)。朱舜水从学术思想上指出,崇祯年间东林君子的致命弱点。唐甄也提出了这方面的意见。他讲"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第谓奄人不可用,加赋不可为,直言不可拒,虽有善言者,将何以用之!此陈于太平无事之时,则为美言;言于危急存亡之日,则为敞屣矣。当是之时,若有明达国事之人,谓温体仁不可用,必举孰可为相者;......谓督抚无人,必举孰可以任将帅。其所举之人,进而问其计,明如指掌,实有可行,措之朝廷之上,攻战之场,朝受任而夕见功,则好佞不攻而自去,横征不谏而自止矣。"确乎是"无诱君之术,无取信之实,无定乱之才,无致治之学,纷纷然攻权奸,谪横政,彰君过以明已直,惟恐杖之不加于身而烟瘴之不得至也,何昧昧也"(51)。夏允彝说"东林之诗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52),孙承宗以外,崇祯时期东林诸公大抵如此。

4、要允许评议袁崇焕的局限性

"义愤创造诗人"(53),但义愤不能回答历史科学提出的课题。对袁、毛、启、祯其人其事的评论不可激于义愤,而要力求"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54)。特别是再也不能采取所谓"高、大、全"的方法,去拔高英雄形象。对袁崇焕的颂扬,不能绝对又绝对。以诛帅论,据袁崇焕自己的申述,真实原因还是"节制不受"(55)。即使刘兴祚真的对他揭发了毛文龙私通后金的行径,也仍然只能说是通敌有迹。所以,只要受其节制,即可有生无死。其实袁崇焕自己也未必那么驯服地受上级节制,不然也

没有宁远大捷了!袁崇焕也说毛文龙这个自负男子未尝不想创立功业。要说毛帅就是安禄山,环境、条件都不能相比,也未必就会掀起叛乱。对这个"魔鬼"未尝不可以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一定条件下,使之为我所用,或姑且麻痹之,以待时机。陈玉树就提出了几种比较方案。(见《后乐堂集》)因为,毛文龙既与中央权贵有勾结,地方上贸然杀了毛文龙,中央的后台当然不会置之不理,祸患也就在所难免。至于说崇焕从不计身家性命,那么,由此势必招致复辽事业的挫折,总不该忽视。历史后来证明的事实,应该说是可以预料的。这是战略与策略的思想水平问题。周文郁说在容人这个问题上,袁崇焕不如孙承宗,说的客观、准确。不能客人,就是缺乏政治家的胸怀和远见。所以,称袁崇焕为政治家。我们不敢苟同。 5、要分析明末毛帅东江的腐败现象

对反面人物毛文龙,从历史学角度说,也要有所分析。明朝的周文郁评价毛文龙还讲阶段论么!毛文龙毕竟有过镇江之役的胜利,特别是从一片草菜开辟了牵制所必资的东江军镇,招抚了大批辽民,接应了刘兴祚,有过袁崇焕也承认其牵制之功的鞍山驿之战,他还有为抗击后金南侵献身疆场的一批将土。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再三诱降,而毛文龙事实上,至死尚未投敌。当年魏珰乱政,罗织缙绅,提骑逮捕无虚。"毛帅也曾"抗疏申救"(56)。据《表忠录》记载,还有两件事也值得一提:

崇祯初,文龙言"山海关兵厚,敌善谋必不轻人,喜峰口、墙子岭、一片石宜增卒,伏地雷以备之。"不报。文龙死,清兵果人喜峰口。士民皆以毛将军先见也。

这说明毛文龙提过有建设性的重要意见、还有另一件事,值得深思。毛文龙生子承斗,改名珏,隐居钱塘。

清初大将军故部曲多为元勋,爵为王公,争遣便迎珏,礼之甚恭,数欲荐珏为大官。珏固辞曰:"愚不任官事,且惧违先将军志也(57)。"

明末"万历以来之将,掩败饬功,所以欺其君父者何所不至"!崇祯"专任大帅,不使文臣节制","不识礼义","缓则受吾节制","急则拥兵自重","拥众自卫,与敌为市,抢杀不可问,宣召不能行"(58)。明末塘报不实的现象,皇太极都知道,兵与贼难以区分,带有普遍性。当然,不能以此掩盖毛文龙的罪责,可是,也不能不谅情一二。毕竟更要追究启祯政局败坏的根源。知人不可与论世相脱节,末代乱世不可与承平之时策量齐观,对毛帅东江的腐败现象,也不能不采取加以分析的态度。

(本文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注:

①《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②《崇祯长编》(王揖本)卷二二,崇祯二年六月戊午。

③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一《袁崇焕之死》。谈迁《国榷》卷九一,崇祯三年八月癸亥。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十一《袁崇焕列传》。

④《清太宗实录》卷四,天聪二年四月戊戌。

⑤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十六,五年七月下卯。

⑤蒋良琪《东华录》卷二,天聪二年四月。

⑦《崇祯长编》卷二三,崇祯二年六月壬申。

⑧《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六月乙卯。

⑨《明十二家集》(抄本)卷十一,也编入无奇今撰《毛总戎墓誌铭》一文,附录吴骞跋:"......读此志知文龙之死实为袁崇焕忌功枉杀。"

⑩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

(11)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点校本,页一二一。

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增订晚明史籍考》均曾著录此书。谢老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江浙访书记》始曰"获见此书",并对袁毛有所评论:"至袁崇焕之斩毛文龙与袁崇焕之以通敌嫌疑被诛,皆明代之冤狱,究其实皆非毛、袁之过,而实由明朝统治者调度之不当。且崇焕之轨文龙,......纯由私人挟嫌所致。"

(12)朱溶《表忠录》(清抄本)《毛将军文龙传》。参阅拙文《朱溶及其〈忠义录〉试析》一文,载《辽宁大学学报》一九八五年第四期;还有《朱溶及其〈忠义录〉》,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13)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毛文龙鸭绿江之捷》。

(14)《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七。

(15)《表忠录》《毛将军文龙传》。

(16)《清太祖实录》卷一○,天命十一年五月癸丑。蒋良骐《东华录》卷一,天命十一年五月。

(17)《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东江遗事》卷下,钱曾撰"也是园杂记";这里提到刘兴祚向袁崇焕"乃潜以己意通焉"。应是刘兴祚对毛文龙有所揭发。

(18)《明清史料》甲编第八本,等七一九至七二一页。

(19)撒尔河、潵儿湖、潵尔湖、撒儿湖即满文sarhu译音,意谓碗棚、碗架;sarhu-alim,沈阳东边的山名,萨尔浒山;sarhuhoton,萨尔浒城。

(20)《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附《毛文龙传》。

(21)《明季北略》卷四,《袁崇焕陛见》。

(22)《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东江遗事》卷下,毛先舒《毛太保公传》。

(23)《表忠录》《毛都督轶事状》。

(24)《清代焚毁书目补遗》《禁书总目》载"明徐尔一撰《东江略节》。可惜只见存目,不见其书。但由此推测,徐尔一对东江当有所研究。

(25)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七《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帅、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

(26)鹿善继《鹿忠节公集》卷十五《答友人问书》。

(27)《明赢宗实录》卷二五,天后二年八月丙子。《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28)茅元仪《督师纪略》(明刻本)卷二。

(29)周文郁《边事小纪》"边事纪序"。

(30)《牧斋初学集》卷四七。

(31)孙承宗《高阳集》卷二○。

(32)《牧斋初学集》卷一《还朝诗集上》。

(33)《明熹宗实录》卷二四,天启二年七月壬子。

(34)《高阳集》卷五《闻袁自如被逮》。

(35)朝鲜李肯翊《燃藜室记述》。

(36)《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卷三○六《奄党列传序》。

(37)《明史》卷三○六《阉党列传序》。

(38)《明史》卷三○六《顾秉谦传》;卷三○八《温体仁传》;《明会要》卷三○。

(39)《明会要》第二十九卷,《职官一宰辅》;《黄宗羲全集》(点校本)第一册《明夷待访录》"置相","奄宦"上、下。

(40)《明史》卷二三○。

(41)《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汰存录》一、六、七、八。

(42)李桂海《中国封建结构探要》辽宁大学出版社《前言》。

(43)《明夷待访录置相》。

(44)《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

(45)《马克思恩格浙全集》第一卷《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一八四三年马克思致卢格,人民出版社。

(46)同上。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48)余大成《剖肝录》《袁督师事迹》。

(49)《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

(50)《朱舜水集》卷十一《答林春信问七条》。

(51)唐甄《潜书》上篇上《辨儒》。

(52)《汰存录》一。

(53)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九六一年人民出版社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一八九页,译作"愤怒出诗人"。

(54)《列宁全集》卷十三《反对抵制》。

(55)《崇祯长编》卷二三,崇祯二年六月戊午。

(56)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57)《表忠录》《毛将军文龙传》、《书后》。

(58)《明夷待访录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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