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为何不修西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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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年,蒙古杰出首领铁木真以西夏收纳蒙古仇人为借口,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一次进攻。《元史》卷1《太祖纪》载:“岁乙丑,帝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经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驼而还。”从此,拉开了蒙元帝国吞并西夏王朝的序幕。经过长达22年的征讨,1227年,蒙古大军第六次出征西夏。这次出征,给内忧外患交加的西夏王朝致命一击,西夏作为一个独立的封建王朝从此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按照封建社会的修史惯例,亡国之史,由一统天下后的王朝来编写,以利于统治者从失败者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从理论上讲,蒙元时期是编著西夏专史的最佳时期。在这一时期,大批西夏图籍没入元朝府库,原西夏国的史官中仍有人替元朝从事编史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编写一部内容丰富、史料完备的西夏专史,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事实却是:自元灭夏至明灭元(1227—1368),141年的时间,竟没有一部由元人编著的西夏专史单行于世。元人对后世了解西夏史作出的一点“贡献”是:《宋史》卷485、486《夏国传》、《辽史》卷115《西夏外纪》、《金史》卷134《西夏传》。三史夏国传算是元朝史家对西夏国史的总结,但这远远不能代表西夏历史的全部。没于元朝的西夏图籍,在元统治者的授意下,经过元朝史家的精心删汰,绝大部分成了不传的秘籍。这批珍贵图籍的亡佚,不独对编写西夏专史,就是对编写中华民族通史来说,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元朝史家何以对西夏历史讳莫如深至此?让我们从历史中来寻觅答案吧!


一、发生在元朝的三次西夏典籍聚书事件


在蒙夏关系史上,曾发生过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件,这其中至少有三次事件的发生和西夏国典籍的聚散有关。巧合的是,这三次事件集中发生在西夏历史的最后两年。通过对这三次事件的剖析,我们从中或许能获得某种启示。


第一次聚书事件发生在1226年秋7月,蒙古大军进攻西夏重镇西凉府。《西夏书事》卷42载:“宋宝庆二年、蒙古太祖二十一年、夏乾定三年秋七月:蒙古主进兵西凉,宿卫官粘合重山执大旗指挥六军,手中流矢,不稍动。守臣斡札箦力屈,率父老启门降。于是,搠罗、河罗等县皆不守。”①《元史》卷1《太祖纪》、卷146《粘合重山传》记载了大致相同的事件。西凉府是西夏河西重镇,此时河西走廊大部分已为蒙古所占,仅剩西凉府一座孤城。成吉思汗的宿卫官粘合重山指挥蒙古大军攻城,虽受伤中箭,仍奋勇麾军冲杀。守臣斡札箦眼见城池不保,为避免城破后被蒙古大军屠城,他只好率众开城投降。西凉府一失,整个河西走廊遂陷没于蒙古。由于斡札箦本人特殊的身份,使得这次投降的意义非同寻常。


《西夏书》卷2《斡札箦列传》载:“斡札箦,西夏宁州人,掌其国史。”②西夏国斡氏家族历代都在西夏国掌管国史。掌国史者,他本身就是一座活的国史资料库,对西夏国历史,他比别人知道的更多、更深、更细。史虽未载,但可以想见,职掌西夏国史的斡札箦,伴随着他的投降,必然会有大批的西夏图籍没入蒙古帝国的府库之中。这批图籍弥足珍贵,对西夏国意义重大。它们的流失,更由于斡札箦的降元,对西夏统治者打击沉重。也许就是在这样的打击之下,就在斡札箦出降的同年同月,西夏国在位四年、年仅46岁的第九代皇帝德旺“忧悸而死”。他的弟弟清平郡王的儿子目见被立为新主,这位临危受命的西夏末主,并未能挽救西夏王朝于将倾,西夏王朝的土崩瓦解,在蒙古铁骑的冲击之下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二次聚书事件发生在斡札箦力屈投降的同一年。这年十一月,蒙古两路大军形成钳形攻势,围攻西夏陪都西平府灵州。西夏将士尽管顽强抗击,还是未能挡住蒙古铁骑的冲击,灵州城陷,废太子德任被俘后不屈被杀。在元朝的历史进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的耶律楚材,就参与了这次灵州大战。


耶律楚材,字晋卿,号湛然居士,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死于蒙古乃马真后三年(1244),享年55岁。他出身于一个汉化了的契丹贵族家庭,从小博览群书,尤其精通经学、史学,并逐渐成长成一位很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耶律楚材仕元后,希望蒙古统治者能改变其惯用的尚武轻文的治国方略,改用儒家的讲求仁义的政治主张来治国,也就是希望蒙古统治者改武治为文治。耶律楚材把治国文臣比作是“治天下匠”,并以“治天下匠”自居,但他的主张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元文类》卷57宋子贞作《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载:“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见知,乃诧于公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进,不已左乎?’公曰:‘且治弓尚须弓匠,岂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西夏遗民常八斤因善于修造弓而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他本人对耶律楚材的儒生之见深感疑惑不解,在“本朝尚武”的情况下,耶律楚材却极力劝说统治者以文治国,这种儒生之见不是太过迂腐了吗?面对常八斤的“高见”,耶律楚材表现得相当冷静和自信,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斗胆”自封为“治天下匠”,灵州大战的表现,充分显示了他做为“治天下匠”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元朝名臣事略》卷5《中书耶律文正王传》载:“丙戌冬十一月,灵武下,诸将争掠子女财币,公独取书数部、大黄两驼而已。”1226年,西夏灵武城破,元朝将官一如既往地贪心女色、财物,耶律楚材独具慧眼,专力于两样事物的搜集,一样是西夏典籍,一样是药材大黄。耶律楚材搜求亡国之遗书的作法同汉相萧何有异曲同工之妙。《史记》卷53《萧何传》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籍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图}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国书也。”萧何不取秦国金帛财物,独收其图书,为汉王刘邦一统天下立了头功。通过这些律令图籍,使刘邦对天下关塞险要、人口多寡、强弱形势、风俗民情等都能了如指掌,后来在楚汉相争中刘邦能料敌制胜,萧何功不可没。作为不同时代的政治家,耶律楚材本人也一定会从所搜集的西夏典籍中分析西夏亡国的历史,将其经验教训上奏元朝皇帝,力求让自己的建议对元朝统治者实施统治产生重要影响,至少可以让他们吸取西夏亡国的教训。


第三次聚书事件发生在1227年。灵州一战,西夏主力被歼。蒙古军遂扫荡西夏河东地区,从盐州川向中兴府推进,最后包围了中兴府。随后,西夏军民进行了半年的艰苦卓绝的中兴府保卫战。夏末主目见懦弱无能,全赖右丞相高良惠督率百官,日夜坚守。1227年4月,高良惠因积劳成疾而卒,被围半年的中兴府已是粮尽援绝,又遇到强烈地震,房屋倒塌,疫病流行,军民大多患病,眼见江山不保,末主目见只得遣使乞降。《元史》卷1《太祖纪》载:“目见率文官李仲谔、武臣嵬名令公等奉图籍出降。”此次所献图籍,是夏主乞降时才最后献出,它们对西夏的重要意义不言自喻。作为一个与宋、辽、金、元相伴的封建割据王朝,1227年,在蒙古大军强大攻势下,终于停止其历史前进的脚步,定格在宋宝庆三年、金正大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夏乾定四年。夏末主目见投降后不久,成吉思汗因病去世,为防止意外发生,蒙古秘不发丧。同年八月,对此事不了解的目见前往蒙古军营晋谒成吉思汗时,拖雷遵成吉思汗遗命,执杀目见,随后入中兴府,大肆屠战,将宫屋陵园付之一炬。党项羌族统治近200年的西夏王朝从此灭亡了。


分析上述三次事件可以看出,在西夏将亡的最后两年,西夏图籍也是命运多乖,两次是夏人被迫献上,一次是元人主动收集。西夏图籍没入元朝府库的方式虽有不同,但造成的客观结果都一样,即战火并未使西夏图籍散失殆尽,相当多数量的西夏图籍在西夏亡国后被元政府收存,这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


二、三史《夏国传》的编修


西夏国,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灭亡了,被蒙元帝国灭亡了。按照封建社会的修史惯例,为西夏国修专史是元朝史官责无旁贷的。


西夏本有国史,史载,斡札箦即为掌国史者,有夏一代,斡氏世掌国史,其子弟中多知书者。仿唐设国史馆之制,西夏仁宗于天盛十三年(1161)春正月,立翰林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等为学士,俾修《实录》。同年夏五月,仁孝命王佥等掌史事,纂修《李氏实录》。夏国文臣所作的国史及实录必是用蕃书即西夏文写就,到清末还有传本。据柯劭忞《西夏纪序》载,光绪七年(1881),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四川成都客居,他曾见到有人收藏数册西夏国史,王懿荣认为皆用梵字写就,柯劭忞指出非梵字,是西夏文,嘱咐王懿荣速去购买,但藏史人视之为鸿宝,不肯出售。此后该书的下落便成了不解之谜。西夏国亡,其图籍皆没于元,元人修西夏史可以说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料优势。


然而,元政府似乎并未打算给西夏国修专史,对于这个与自己一样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权,元政府在修史时未给以足够的重视。元朝建立不久,即着手组织编写宋、辽、金三史。但因三国同时存在,究竟应以谁为正统,采用怎样的体例编写,朝廷内部意见不一。一派主张“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一派则坚持“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③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从而影响修史工作的进行。元顺帝时,脱脱任中书左丞相,主张宋、辽、金各为一史,独自成书,各与正统,各与其年号,并钦定修史义例。至正三年(1343)三月,元顺帝采纳脱脱的建议,诏修宋、辽、金三史,令脱脱为都总裁,主持修史。至正五年(1345)十月,三史即告完成,皆署脱脱等修。西夏国的存在,毕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元朝史官在《宋史》、《辽史》和《金史》中分别有两卷《夏国传》、一卷《西夏外纪》和一卷《西夏传》,算是对西夏历史作了总结。在作这样的总结时,元人参考了一些西夏文献,其中以汉文西夏文献为主。修《宋史·夏国传》时,明确提到的汉文西夏文献是宋人孙巽编著的《夏国枢要》。《宋史》卷486《夏国传论》曰:“今史所载追尊谥号、庙号、陵号,兼采《夏国枢要》等书,其与旧史有所抵牾,则阙疑以俟知者焉。”修《辽史·西夏外纪》未言史料来源,清人黄任恒撰《补辽史·艺文志·史部·载记类》著录有《夏国史》,这很可能是一部汉文西夏史书,辽时此书尚存,元人修夏国传时不知是否参考。


修《金史·西夏传》时,提及了一部重要的西夏史书《西夏世次》。《金史·夏国传赞》曰:“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托跋氏。”《西夏世次》(又叫《西夏国谱》)是一部西夏人编修的西夏史籍,内容二十卷,以叙夏国帝王世次为主,很可能是一部汉文著作。《西夏书》卷3《罗世昌传》载:“罗世昌者,金承安二年、夏天庆四年(1197)八月官宣德郎,同武节大夫折移俊入贺天寿节。泰和八年,夏应天嘉定三年(1208)三月,以观文殿大学士同枢密使李元吉如金奏告。正大二年、夏乾定三年(1225)九月,金与夏国合议,定夏主称弟,各用本国年号。时世昌进官南院宣徽使,同光禄大夫、吏部尚书李仲谔、中书省左司郎中李绍膺聘于金。世昌尝述其国之谱叙世次,盖亦当时文臣也。”《西夏书事》卷42“宋正大二年、夏乾定三年冬十月”条载:“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罢。世昌自奉使回,见金势日蹙,每言金援不足恃,劝德旺为自强计。及纳赤腊喝翔昆,力谏不从,遂乞休,三请方许之。世昌,世属银州乡里,已破,流寓龙州,知国且亡,谱《夏国世次》二十卷藏之。”《西夏世次》由于是夏人所编,其史料的可靠性要远胜他史,惜其不传于今。


元人修宋、辽、金三史夏国传,除参考当时官府所藏的汉文西夏史籍外,在袁桷的建议下,还发动所有编史人员访求散落民间的西夏史籍。袁桷,字伯长,荐授翰林国史院检阅官,是宋、辽、金三史的重要编修人员之一。在其《清容居士集》卷41《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中,袁桷开列了一个书单,书单中罗列了他访求到的九部书的书名,明确记载西夏事的书有两部,即《赵元昊西夏事实》和《西夏事宜》。这两部西夏书历代公私目录均未见著录,作为修史书的重要参考文献,两书的内容或许已散入到三史夏国传中了。


三史夏国传,算是元朝史官对西夏国史的总结,但这个总结留下了遗憾实在太多了。


三、元朝史家的西夏史观


1227年,即宋宝庆三年、夏乾定四年,内忧外患集于一身的西夏国终于寿终正寝。西夏国史,若从唐末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算起,其立国时间为347年左右(约881—1227),历时近三个半世纪;若从李元昊正式称帝算起,至末主目见被蒙古所灭,首尾有190年左右(1038—1227)历世近两个世纪。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封建政权,一个与宋、辽、金三朝并存的封建政权,一个立国时间比辽、金更久的政权,在元朝修史中竟有意无意地被忽视了。史家在述及此现象时作了种种推测,有人认为是蒙元统治者“灭其国而并灭其中”④,有人认为“西夏建国二百余年,文献无征,公私撰述,十不存一。良以元昊自制蕃书,摈汉文不用,简册流传,翻译不易,故典章制度,概从洇没”。⑤有人认为,这是脱脱持“正统偏安之见,特以辽金与蒙古同类,故不欲列于宋史载记,以为增高己族之步。至于西夏,则视为无足轻重,与当时之高丽同类并观”。⑥然而此几种推测,均不能成为元朝不修西夏专史的确论。从前述史实来看,元人灭夏是实,灭其史则缺乏文献佐证。相反,元人收集西夏史书则是有据可查,如斡札箦献城,如耶律楚材收集图籍,如李仲谔等献图籍。况入仕元朝的西夏遗臣中有位叫多尔济的,他是西夏国史家,手中不可能不掌有西夏史书。说“西夏用蕃书而不用汉文则典章制度概从洇没者”亦论说乏力。西夏国自制的蕃书西夏文是西夏建国初期,仿汉字字形而创制出来的文字,它在西夏国境内与汉字并存,西夏灭亡后,在西夏人流散的地区仍有使用,大约在元、明之际,至迟在明宣德以后,就再没有人使用了。但在有元一代并非无人认读,元朝收集了诸多的西夏图籍,不仅西夏人可以解读,就是当时许多元朝人如石天麟、察罕等,也是很精通其书其文。面对西夏图籍,从文献解读的角度看,根本不存在任何翻译理解上的困难。说脱脱持正统偏安之史观也难以让人信服。众所周知,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有两个三国鼎立时期,即北宋、辽、夏三国鼎立,南宋、金、夏三国鼎立,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是由宋、辽、金、夏四国共同创造的。研究比较辽、金、西夏史,可以看出其惊人的相似性,辽、金、西夏同是草原部落少数民族之一,三朝都实行全民皆兵制,军队都擅长骑战;国家职官制度的建立均仿唐宋之制;儒学大量传入境内,并经过与蕃学的曲折反复的斗争,儒家思想最终都被接纳为统治思想;国内兴建学校,以儒学经典为研习的主要内容;选官制度上,实行开科取士的办法来选拔官吏。这一系列的现象表明,辽、金、西夏各朝人民,虽然民族不同,服饰各异,语言不同,但都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共同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向前前进。就西夏而言,在对外关系上,虽然与宋、辽、金、元打打和和,和和打打,但它却从无要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的野心,相反,在其国势衰微之时,还兴儒学,尊孔子,弃自己的蕃礼而不用,慕中华之礼仪以图新。而辽、金、元不但建立了本族的政权,还有吞并天下之野心,故有辽胜宋、金胜辽,最后则是元灭金。人修史的角度看,辽、金、夏皆是已亡之国,特别是夏、金,更直接由元消灭。修史者能修金史、辽史,却不修夏史,用正统偏安之说难以自圆其说。若论偏安,辽是偏安,金亦是偏安,都未曾统一全中国,为何独厚辽、金而薄西夏呢?看来对于元人不修西夏专史的问题,传统的看法似乎都不具有绝对的说服力。那么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此我们抛砖引玉,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般来说,封建王朝在编修史书时都有这样一个不便言明的目的在内,即采用不同体例,运用一切手法,把有利于统治者统治的事情,把有利于统治阶级尊严的事情记载下来,以便为新的官僚阶层借鉴。在这样一种目的的驱动下,中国封建史官对于历史遗产和记事写史,往往很注意其借鉴和垂训的作用,以史为鉴成了一个重要的史学传统。元顺帝编修宋、辽、金三史也秉承这样的原则,《辽史·修三史诏》中,元顺帝明确宣布:“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为确保三史的修纂按统治阶级的意志进行,顺帝任命了总裁官作其代言人,给总裁官以修纂大权,《辽史·修三史诏》中明言:“纂修期间,予夺议论,不无公私偏正,必须交总裁官质定是非,裁决可否。”


一旦政治开始关注史学,史家修史就不能不为政治所左右了。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史家往往以考论政治得失、劝善惩恶为己任,这就决定了他们修的史书中记录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现实中实实在在的政治和人事。但是,由于政治的介入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史家的创造精神。由于不能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持和认可,这些史家的修史计划往往搁浅。有些史家虽历经千辛万苦修成史书,最终也只能将它藏之名山、束之高阁。随着中国历史的演进,政治影响史家修史的力量越来越大。作为元朝的史家,面对西夏这样一个曾与宋、辽、金三朝相抗衡的封建政权,如何在史书中给它定位,他们着实大动了一番脑筋。


元人修西夏史时,手头有大量的原始资料可供选择。除了西夏人献上的典籍之外,尚有许多奏表、实录、函诰、律令等一并没入元朝官府。面对纷繁的史料,究竟如何取舍,是秉笔直书,还是曲笔回护?元朝史家在修西夏史时可谓奇招屡出。


首先在体例上,西夏被视为是偏安一隅的封建割据势力,在史书中的位置自然不能同正统王朝的位置相提并论,于是宋、辽、金三史中,有关西夏的史料在讲完了封建正统王朝的本纪、列传、表、志之后,被放置在各史最后“野蛮民族”史部分来讲述。然而,西夏又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野蛮民族”,从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它曾与宋、辽、金三国分庭鼎立达190年(1038—1227)之久,若从它“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夏州政权算起,历时更是长达347年(约881—1227)。在西夏全盛时期,其疆域方圆二万余里,东尽黄河,西界玉关,南有祁连,北控大漠。西夏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创造出了极富特色的区域性民族文化——西夏文化。这一切都是无法回避的,这一切,不是普通的“野蛮民族”能创造出来的。于是,在宋、辽、金三史的“野蛮民族史”部分,西夏又被放在了最先述及的位置上,而且篇幅均最长。


“摆正”位置之后,就要着手编写它的历史了。古来惟闻以直笔见诛,未闻以曲笔获罪。元朝史官在编修西夏史时,便大量运用曲笔,或者以实为虚,或者以是为非,或者虚美讳饰,或者任意褒贬。纵观宋、辽、金三史的西夏传部分,其史料内容均大同小异。偶有突出之处,也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风土人情,西夏史的真相,就这样被中国元朝的史学家们纂改得面目皆非了。


元朝是修西夏史的最佳时期,既有史料上的保证,又有人员上的保证,然而元朝史家修西夏史给中国修史留下的却是一个败笔,这一点值得让我们后人去深思。



注释:


①清吴广成《西夏书事》,龚世俊、胡玉冰等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5月版。


②清周春《西夏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


③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3,中国书店,1987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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