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 北京与达赖展开国际舆论战!

凌寒独自开 收藏 0 333
导读:“北京计划在奥运会结束后让100万汉人移民到西藏。藏人一直对该地区不断增加的汉人感到不满,这是北京在企图稀释西藏文化。”即便是在北京奥运举行期间,达赖喇嘛依然不放弃任何抨击北京的机会。 8月11日,达赖喇嘛抵达法国戴高乐机场,开始了他为期12天的法国之旅。在巴黎演讲时,达赖指责北京对藏人实行“文化大革命”。这是“3.14”事件以来,达赖喇嘛对北京做出的最为严厉的“批评”。 达赖在奥运期间发表此种言论,或许会使这位西方眼中的“西藏精神领袖”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此前,

“北京计划在奥运会结束后让100万汉人移民到西藏。藏人一直对该地区不断增加的汉人感到不满,这是北京在企图稀释西藏文化。”即便是在北京奥运举行期间,达赖喇嘛依然不放弃任何抨击北京的机会。




8月11日,达赖喇嘛抵达法国戴高乐机场,开始了他为期12天的法国之旅。在巴黎演讲时,达赖指责北京对藏人实行“文化大革命”。这是“3.14”事件以来,达赖喇嘛对北京做出的最为严厉的“批评”。



达赖在奥运期间发表此种言论,或许会使这位西方眼中的“西藏精神领袖”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此前,内地主流媒体纷纷引述国家民委副主任丹珠昂奔的谈话指出,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商谈在北京奥运会还会继续下去。



在双方商谈前夕,达赖积极奔走西方各国,并发表上述讲话,被认为是向北京“喊话施压”,继续积累“政治资本”,以增加与北京谈判时的“砝码”。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达赖多年来的“游说政治”,北京方面也罕见的采取了具体的行动进行“回击”。6月下旬到8月初,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兵分三路,用一个月时间先后访问了欧盟以及比利时、德国、英国、瑞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



如此密集的安排“藏学家代表团”赴国外访问、讲学,此举被广泛解读为“北京针对达赖的‘游说政治’的直接反击”。稍早,英国《金融时报》还报道,中国政府正在寻找公关代理,处理西藏危机。

显然,在国际舆论上,长期处于不占优势的北京已经开始争夺主动国际舆论主导权,力图打赢这场境外的“西藏舆论战争”。



达赖的“游说政治”


奥运期间“出访”法国其实是达赖的“预定行程”,几乎每年,“西藏流亡政府”都会对达赖的“游说路线图”做设计。以近期达赖的“出访”情况为例,除了“法国之旅”外,7月25日,达赖还与美国总统候选人麦凯恩进行了会面,11月,达赖喇嘛将再度访日。



自1959年流亡印度以来,达赖一直将寻求国际支持作为工作重点,大肆操弄“游说政治”。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流亡政府”展开了以达赖喇嘛出访为中心的国际活动。达赖喇嘛以讲经传法、参加学术研讨会等名义,频频“出访”国外。尽管每次达赖都宣称自己的行程与“政治活动无关”,但是几乎每次“出访”,达赖都要发表若干“重要演说”,一些重要的“设想”和“提法”也大都是在“出访”期间提出的。

1959年6月,达赖在印度穆索里发表声明,称“西藏实际上曾经一向是独立的”。


1987年,达赖在美国公然声称“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导致了“拉萨骚乱”。此后,达赖在美国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建议”,不久,美国国会就炮制出“‘西藏问题’议案”。

1991年3月,达赖访问英国时向报界宣称,西藏“是当今世界上被占领的一个最大的国家”。此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改变,达赖在多次“出访“中,发表“建立大藏区、高度自治”等言论,公开叫嚷“西藏独立”的行为和口号逐步被“不寻求独立”“大藏区”“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所代替。

“3·14”事件后,在达赖的不断呼吁下,美国众院、参院和欧洲议会针对“西藏问题”通过了所谓的“决议”……



这些都是达赖“游说”的“成果”。半个世纪的流亡,使得达赖早已摸透西方大国的利益思维,懂得通过各种方式迎合取悦西方社会,谈论的话题尽是人权、和平、环保、文化……虽然,达赖的“游说”并未达到最终目的,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所谓“西藏独立”,但是其行为已经获得西方舆论的高度支持。

谋划七年的“媒体攻略”


此外,除了“四处游说”以外,达赖和国际上支持达赖的组织也一直进行着“媒体攻略”。


据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达赖制造“3·14”等事件的计划,早在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就开始了。

该报道援引“自由西藏学生组织”一名协调员的话说:“当时达赖对北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这一荣耀十分沮丧,但5分钟后,他突然意识到,奥运会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把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大好机会’。”于是达赖要求手下利用北京举办奥运会之机,让西方媒体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达到“空前水平”,并布置该集团召开“媒体攻略研讨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奥运会达到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目的。



报道还称,达赖采取“媒体攻略”是听取了一家西方公关公司的建议。其具体方案是“由外及里,从国际到国内,让西方媒体一步步听信‘中国侵犯西藏人权’,将‘西藏问题’国际化”。在运作“媒体攻略”之初,为唤起西方媒体“共鸣”,达赖集团首先从达尔富尔问题入手。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特别是“3.14”事件以来,这一切问题顺理成章的和“西藏问题”结合在一起。




“3·14”事件发生后, 达赖紧急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扩大此次“行动成果”。会议要求以寺庙为主,境内100名喇嘛以上的寺庙都要上街游行,以带动藏族人参与抗议活动,并在各藏区分期分批发动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甚至猖狂叫嚣,“要利用当前境内藏区千载难逢的机会,推动‘西藏事业’实现实质性进展”,并决定由“西藏流亡政府财政部”负责调集资金,为“与中国政府的决战提供足够的经费支持”。



而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更是透露,在七年前中国得到奥运主办权之后不久,支持西藏的组织也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召开了一系列公关策略会议。和达赖一样,这些组织迅速制定了宣传沟通计划,统一了口径,并且还开设了一些训练营,给下属成员讲授接受采访的技巧,甚至还让他们掌握攀岩者的悬吊技术,以便于在桥梁等地方悬挂“横幅”。



“西藏活动组织已经赢得了媒体。”鲁德·芬恩公关公司的总裁理查德·富尼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就公共关系的角度而言,这些组织的手段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藏学家打响“舆论战”


达赖及其支持者成功的“公关与媒体运作”也给北京敲响了警钟。



“3.14”事件以来,西方媒体几乎把枪口一致都对准了北京。中国官方和民间对西方媒体的“不公平对待”十分不解与愤怒。但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西藏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以及围绕奥运圣火传递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至少暴露了中国政府的一个弱点,那就是国际公关工作的不足。



“汶川大地震”之后的危机处理给中国政府的形象大大加分,西藏问题也暂时退出了西方媒体的视线,中国也有时间开始调整自己在西藏问题上的公关策略。在中西方都渐渐心平气和的时候,三支由数位藏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前来欧美国家为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游说。



这些藏学家代表团向欧美各国介绍了北京近年来在维护西藏文化、宗教以及推动藏区经济发展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并接受西方媒体的提问。



对此次“藏学家访问团”的活动,中国官方给予了积极评价。官方认为,“藏学家中有不少是藏族人,以他们亲身经历,加上专家学者们对西藏有深度研究,同西方的各界人士进行交流,把西藏的真实情况告诉公众,对于西方了解西藏问题,理解中国政府的立场有很大帮助。”



前往瑞士访问的藏学家代表团团长毕华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方式,效果不错。她说,“能够面对面对他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有疑问的一些问题进行介绍和说明,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解疑释惑的效果,我认为这次采取的方法达到了想要达到的目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与媒体见面活动结束后,当地媒体人士对我表示,他们对我们所说的内容百分之五十认同,同时承认百分之八十的信息对他们来说都是新的。”



“藏学家代表团”出访总体上也获得了西方媒体的积极评价。德国之声就认为,“中国政府试图将其立场令人信服地传达给媒体,主要的切入点是80年代以来西藏取得的进步发展,这是一种真诚的努力。也许在用词上还过于拘泥官方的宣传,比如在讲西藏动乱时总是说打砸抢分子,因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北京逐步改变“被动思维”


显然,北京已经开始反思自己多年来应付危机的“被动思维“,开始主动争夺国际舆论主导权,力图打赢这场境外的“西藏舆论战争”。



分析人士认为,达赖及其支持者向北京展示了公关的价值。尽管中国没能掌握在西方民众中从事宣传活动的艺术,但中国已经开始探索如何利用美国式的公关手法,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也开始了各自的行动。

首先改变的是西藏地方政府。“3.14”事件给西藏的影响至今犹存,拉萨市政府近日发布的《上半年拉萨市国民经济发展态势及主要问题和下半年工作重点》指出,受“3.14”事件影响,广大市民、群众心理上仍存在不安与恐惧,减少了外出购物活动;进藏游客大幅度减少,旅游业收入下降。因此下半年重点要放在“加大宣传力度,重振社会信心。”。



为此,西藏常务副主席吴英杰,“3.14”事件前线的总指挥、自治区秘书长公保扎西,拉萨市常务副市长王向明等高官日前罕见地接受一群来自北大、清华的大学生专访,讲述当局在恢复西藏旅游、保护藏文化、发展当地经济等方面的努力。这些“大学生记者们”也加入了西藏当局的“危机公关”,他们以“纪录片”、“新闻报道”的形式向社会公布自己的采访成果。此举一改过去面对危机时,单纯通过“主流媒体”发表信息的做法,“公关措施”更加多样化。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开始采取了措施,有消息称,北京试图雇用国际公关公司,来帮助应对类似“3.14”事件等危机。对此,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发言人高文棋在接受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采访表示,他不清楚这样的报道是否属实,但是他认为中国的确需要一些帮助。他个人认为,讨论这种类型的公关活动,并且从公关行业寻求帮助,来看看是否能够更好地与媒体打交道,这是个好主意。


“人家听不到我们的声音,所以我们必须改善自身形象。”高文棋说。


事实上,北京之前有聘请过向“公关公司”寻求帮助的先例。在1993年争夺奥运主办权遭遇挫折后,奥运圈子里的内部人士建议中国政府再次申办的时候求助于公关公司。美国万博宣伟公司最终赢得了相关合同。



“在奥运会后要不要采取更多的措施争夺话语权。我想要说的是,我们希望更多的增加中外的交流,开放的中国把大门打开,并且永远不会关闭,希望更多的记者和媒体到中国来,到少数民族地区去采访。当然,我们也会客观的向世界真实地报道中国。我想我们不需要去争夺话语权,我们所基于的就是实事求是,并注重新闻的真实性。”国家民委副主任吴仕民在最近的一次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事业发展新闻发布会表示。



依然在强调“不需要去争夺话语权”,但是北京的姿态或许已经在悄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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