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000元悬赏抓“二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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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二王”案


“满大街都张贴着‘二王’照片,中国人第一次看见悬赏通缉令。”1983年,从大年三十在沈阳持枪杀4人开始,全国流窜,杀人抢劫,直到中秋节被围捕。7个月零6天,困扰着中国人的问题是:“二王到底到哪儿了?”“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是个谜。”“二王案”当年前线总指挥、前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文说,“因为抓到时候已经死了,没人能说清,他们到底去过哪些地方,哪些案子是他们干的。”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起恶性暴力犯罪,王宗和王宗玮,这对来自沈阳一个教师家庭的两兄弟,面对的是当时相对纯净的治安环境和薄弱的刑事侦查力量,“悬赏通缉、特警、巡警、道路检查点和‘110’,这些中国的刑侦网络是从‘二王’开始建立”。


“有一个武警战士叫吴增兴,牺牲了。其实事后调查,王宗根本不会开枪,也没打死过人,他只放了一枪,而吴增兴身上有5个弹孔。”


活捉王宗玮:一条狗和一个驯犬员


5万人的搜山进行到第4天,谢竹生带着警犬卫南时不时需要停下来休息。同来的另13条警犬第一天就已经全部累趴下了,12条被人背下了山,1条脱水死亡。“9月13日,发现‘二王’的第一天,搜山的每人发了8个硬皮月饼,像包子似的,一点点馅,其他的进口警犬连闻都不闻,只有卫南,和我分吃一块。”所有被山民发现“有情况”的地点,谢竹生都要带卫南首先赶到,“但是临时组织起来的2.5万名民兵,素质有限。指导员说‘搜!’鸣了一下枪,结果山民们四处逃散,都躲得不见人影”。


4天里不断接到情况,谢竹生带着卫南和王宗玮的一只鞋,来到每一个可疑地点。“但是卫南一直没反应,领导都问我,能不能确保‘二王’进山?”谢竹生说,“是山民们立功心切,我的卫南是中国最好的警犬。”用50年代苏联送的东德母警犬,和1980年刚从西德进口的公警犬配种,“中国要培养第一批自己的警犬”。江西广昌地区宁都县公安局刑侦科的谢竹生接了这个任务,“生了9条小犬,8条一个月大就死了,只剩下了卫南”。


是卫南第一个发现了“二王”。“9月18日凌晨接到山民报告,说自家厨房的饭和腌菜被偷吃了,还找到一只鞋。卫南一闻鞋,一下子‘放线’了,两只眼睛发亮,尾巴绷直了,和身体成了水平线。”队伍开始在卫南指引下搜寻,除了警犬是技术条件,搜山只剩下了人海战术。“我和卫南各走一个山坳,相隔几米远。从山顶到山脚下,1米1人,排成一条线。”约2.5万名武警战士,夹杂七八百江西广昌的公安民警。命令是:“向左移动。”队伍像梳子一样在南坑山上寻找,“卫南不断发现王宗玮28厘米长的脚印,我们俩的速度比其他人都快”。到一个岔路,卫南忽然奔跑起来,谢竹生说他没来由的心里一阵空虚。“无名的紧张,我刑侦考试门门第一,向来打冲锋,那天前后看看就我一个,觉得心凉。”“卫南回来!”谢竹生大喊,过了七八分钟后面的人才赶到,“王宗玮就在卫南那条道上,‘二王’是向右移动,我要是自己往里走就完了!”


到下午16点多,谢竹生的前方突然响了一枪。“刹那间,整个现场没有一丝动静。”停顿了几秒钟,谢竹生大喊一声“是二王!”这时山上山下的枪全响了,“我带着卫南就往里冲!”他先松开了卫南的牵引带。“跑着,我左上方就出现了战士甘,他中枪了,再往前还是战士郑,我问他‘二王’呢?他说跑了,往山下走了!”“几步就看见王宗玮正要抓着一根毛竹往下跳,我离他只有几米,卫南的训练是‘动哪咬哪’,它一下子就扑上去咬住了王宗玮抓毛竹的左手。”王宗玮右手拿着枪,“我猛地抱住了他”。两个人带一条狗,一起往山下滚去。“他1.85米,我1.73米,但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后来尸检发现,“二王”胃里只有一点山上产的莲子的渣。


“我扳过他的左肩死死卡在地上,一看,都是血。子弹从左肩贯穿从左下颚打出,不是致命伤。”卫南还死死咬住王宗玮的左手,“我说:你老实点!他说:我是好人。”谢竹生现在想起来还要冷笑,他回问:“你还是好人哪?”谢竹生在王宗玮口袋里搜出20多发子弹,1把匕首,“脚上绑了个救命包,有1万块钱和他美国姑父的地址”。谢竹生和卫南一路把王宗玮拖下了山,“又来了3个战士,一起拖”。把王宗玮拉到路边上,一直坐镇的江西省公安厅杨厅长也来了:“抓到哪一个?”谢竹生说:“个子很高,可能是王宗玮。”大家一翻他的嘴:“两边都是假牙,是王宗玮!”杨厅长大声指示:“马上汇报!我们已经活捉了王宗玮!活的!”谢竹生到现在都记得躺在地上的王宗玮的眼神,“那应该就叫凶残吧!他谁都看,但一句话不说”。


“有很多人上来围观,杨厅长说‘坚守岗位,还有一个王宗’。”哥哥王宗只有1.65米,不会用枪,就在谢竹生抓王宗玮的平行过去8米远的地方。“太阳已经快下山了,但还能看见王宗的人影。”武警的枪齐齐扫射过去,10分钟后王宗被几个武警抬下山,谢竹生说,“从脖子以下到大腿根部,整齐的9个弹孔,是一梭子弹打死的”。杨厅长虽然下命令不许围观王宗玮,但是武警战士都冲了上来。“有一个武警战士叫吴增兴,牺牲了。其实事后调查,王宗根本不会开枪,也没打死过人,他只放了一枪,而吴增兴身上有5个弹孔。”谢竹生说,“我下来的时候还有武警对我说,我可没朝你开枪啊!”谢竹生当时穿着公安的白色制服,“我爱漂亮,这也保护了我”。


“一号”追缉令:刘文和刑侦队伍的组建


“我们的基础工作薄弱,队伍素质差,才被‘二王’逼出了悬赏通缉令。”2月12日沈阳案发,3月刘文被公安部指派做“二王”案总指挥。3月底他来到武汉的岱山派出所时,“二王”刚刚打死3名警察,并抢劫枪支逃跑。“我到的时候,正有一帮群众,围住了派出所,他们说,公安局干脆换牌子,改叫粮食局算了!”刘文心里特别不是滋味。80年代初中国公安,所谓刑事科,15块钱以上的事全管,“没有应对暴力犯罪的经验”。“文革”结束后,社会治安和风气都有所变化,现在正编写《中国刑侦史》的刘文说,“‘二王’是一个转折点”。


“二王”案时间之长、地域之广、投入之大,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前所未有。“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对‘二王’的活动做出准确判断。沈阳连杀4人后,能够肯定的是‘二王’的4次露头,从北京开往广州的47次列车上开枪,湖南衡阳打死1人,湖北岱山、武汉打死4人,安徽淮阴抢劫2.1万元,一直到江西广昌被击毙。”刘文说,“而且都是因为打了遭遇战。我们的人开了3枪,一枪没中,还被人家给打死了。”“二王”案结束以后,刘文说自己情绪完全提不起来,“7个月才破案,应该吸取教训!有什么英雄可言?”同年夏,邓小平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第一次做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指示。


2月至4月,公安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5月,悬赏2000元的通缉令一夜间贴满了大街小巷。刘文至今还保存着这张发黄的通缉令。除了“二王”的相貌特征,背面还印着“只许张贴,不准广播登报”。“当时害怕影响不好,通缉令也来不及让各地去印,只好我们印好,派飞机运往全国各地。”新中国成立后从没悬过赏,刘文曾仔细研究了香港、台湾地区,清朝和民国时代的“悬赏通缉”。“我当时对领导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不该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专利。”刘文笑着说,现在悬赏50万元的多了。当时送到,批示“同意”,但是奖金从5000元”改为了“最高2000元”。


此后刘文背着一台十几斤重的电话,跑遍了广东、安徽、江苏、湖北、河南、陕西和河北。“那个电话是最高级的了,瑞典的。还带着个电台。”因为还没有专车,刘文去很多发现线索的边远地区都要坐公共汽车。“当地的公安局给我们开个证明,说有两个警察同志要坐车,麻烦保留两个座位。”刘文还特地买了100件防弹背心,“200块钱一件,到一个地方只发一件”。刘文说到自己走过的每一处,都会激动地站起来讲,“我们在广东白云山也是围堵了,武汉还调动了军用直升机,还是没逮到”。80年代公安的装备也很落后,没有110报警电话、巡警、特警和检查点。“连传真机也是为了‘二王’买的,好赶紧把照片传往全国。”只有公安部有自己的特警队,“特警队当时的待遇和空军一样,要吃空军灶”。因为江苏等地警力不足,民警的枪法不准,刘文被特批可以带10名特警前往协助。“我专门找了人,给他们做饭,每顿都有肉,还有巧克力和水果。特警们看到我吃普通灶很不好意思,招呼我一起吃,我说自己带着粮票哪。”


当时全国各地都出现线索,“每天都有电话来说,‘一高一矮又来了’,搞得上上下下都紧张,但经查证,都是假的。特别是出现了很多‘假二王’,冒充‘二王’到处作案,我在大连围堵了半天,抓到了一高一矮,他们还‘承认’自己是二王呢!”特别是悬赏通缉令发布后,提供线索就可以奖励1000元,查实的奖励2000元。刘文说,“和现在动辄50万元悬赏捉拿在逃犯可不一样,有人说公安无能,拿钱买人民的自尊,也有人说这样省警力、省经费”。


关键还是当时公安办案的方法太落后。“我们还习惯于,先侦查现场,再找出证据,再追捕犯人。”但通缉令带来的问题是,刘文说,“等我们找到证人要描述人家的长相,人家早回家拿了钱和地址跑了”。除了群众路线,最有效的方针是:“我们必须迅速主动出击,设包围圈,大、中、小3个。”江西广昌最后的围堵正是如此,“我自己当时参加了6次大围堵。此后应对暴力犯罪有了经验”。


“二王”的父母


2007年9月21日晚,距1983年“二王”被击毙24年零3天,沈阳市一幢老楼里,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的王家林和王春芳接受了采访。年过80岁的老夫妻俩已经很少走出这套70平方米的老房子。20多年来,他们主要依靠王春芳的几百元退休金维持生活,不过门口还是挂了两个订报箱。


1983年2月12日下午15点左右,王宗和王宗玮在463医院开枪杀人后,骑车回到父母家,家里有姥姥、父母、王宗4岁的女儿梅梅和王宗玮的未婚妻小李。兄弟俩噔噔跑上楼,一进门就喊,“我俩出事了,通行证被扣了”。“老三(王宗玮)上午还在家,不过让他去接下二哥(王宗)、二嫂回家吃年夜饭,几小时就出了这事。”王家林以为儿子跟人打架,气得发抖:“大过年的,你们尽给我惹事!你们太不让人省心了。”王家林说当时记者写他自己给的儿子手表,兄弟俩说“去东西南北中”,其实都没有采访过,“当时宗说,‘晚啦!说这个没用!’小李吓得蹲在地上哭,宗玮赶紧去安慰。宗说,‘梅梅怎么办啊?’宗玮跟他妈说:妈,我饿。他面前的桌上就有糕点,他也没去拿。他又问家里地址,还是没人回答”。


然后,王宗玮打开卧室五斗柜的抽屉,里面放着家里来往信件和家人的手表,拿出一封美国亲戚寄给家里的信,又取起一块手表戴上。这块表是王家林的,王家林说,“我后来才发现他戴错了表,但我还是被认定为‘资助手表、帮助外逃’,给判了刑”。前后不到5分钟,兄弟俩匆匆走了,临走王宗玮还自言自语:“得全国通缉!”晚上23点,王家林和王春芳终于等来了警察,二人被带到大东公安分局,知道了儿子在医院连杀4人。“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将他们扭送公安局?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事啊?”大年初三晚上,老夫妇俩被放回家。后来王家林因包庇罪被判刑7年。


王家林在狱中一天天数过儿子活着的日子,到第216天,沈阳市公安局的人到他所在的大北监狱,“说你两个儿子由于拒捕,在南方已经被击毙了。我说:好,罪有应得”。在监狱养成习惯,王家林说话时仍把两手放在膝盖上,微驼的背也尽量挺笔直。1989年,王家林提前出狱。在劳改队的6年,他给犯人上课,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床跑步,平时有空就多散步,“我是无辜的,要好好锻炼身体回去,所以身体反而比当老师时候要好”。


王春芳说,4个孩子都是姥姥带大的,“文革”时,“保皇派”和“辽沈派”就在大院里武斗,动刀动枪甚至埋地雷,正是哥俩容易学坏的年龄。王宗和王宗玮后来使用的枪就是1976年3月从沈阳大北监狱偷的,那年王宗玮才19岁。身高1.85米的王宗玮因为打篮球的特长到内蒙古当兵,学会了打枪,当过班长,退伍后进入了沈阳当时屈指可数的大厂724厂。“看过那么多报道,只有一个作家说过,‘二王’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因素。我们觉得写得真好。”今年81岁的王家林说,“以后身体好了,我想和老伴儿沿着我儿当年走过的路走一圈,看看我儿当年怎么生活的,听听老百姓的反映,哪怕是要给人家赔礼道歉啥的,我都能啊。”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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