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为何崇拜“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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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小时候,就听说“世上没有救世主”。如今,宗教学家和一些天文物理学家还在苦苦寻觅他们信仰的上帝(我们这里的“上帝”,有“救世主”的含义),尽管一无所获,但他们还在为信仰而内外求索(内:心灵深处;外,宇宙星空)。现实生活中的人,需不需要“救世主”,若有这个需求,又该是哪些人最期待、最崇拜救世主? 今年“两会”上,全国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一夜间成了“政治明星”,被视为“2亿农民工的代言人”。她因为在媒体上公布自己的手机号获赞誉,后来因电话过多没有睡眠时间而关机,却招致骂声一片。胡小燕回应质疑:“我不是农

小时候,就听说“世上没有救世主”。如今,宗教学家和一些天文物理学家还在苦苦寻觅他们信仰的上帝(我们这里的“上帝”,有“救世主”的含义),尽管一无所获,但他们还在为信仰而内外求索(内:心灵深处;外,宇宙星空)。现实生活中的人,需不需要“救世主”,若有这个需求,又该是哪些人最期待、最崇拜救世主?


今年“两会”上,全国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一夜间成了“政治明星”,被视为“2亿农民工的代言人”。她因为在媒体上公布自己的手机号获赞誉,后来因电话过多没有睡眠时间而关机,却招致骂声一片。胡小燕回应质疑:“我不是农民工的救世主,我只是个普通的打工妹。”(《广州日报》2008年9月11日报道)


每天都有上千个未接来电和上千条短信,每天两块电池换着用仍不够用,邮箱里最多一天收到的邮件高达2088封邮件!这样的工作量,托付给一个市级信访局,要不了多久,局长也会逢人诉苦的,何况是这成了胡小燕的“日常工作”!无奈之下以关机形式谢客,出于迫不得已。“我不是农民工的救世主,我只是个普通的打工妹。”胡小燕的解释,可以理解。农民工的投诉,剔除极个别恶意骚扰者外,但凡有别的解决途径,想必也不会找胡小燕这个农民工的全国人大代表,因此也不能责怪崇拜救世主的农民工。


胡小燕的烦恼,虽典型,却不是个案。先前,河南焦作的全国人大代表姚秀荣也是工人,她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每天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对农民和工人而言,车间出身的全国人大代表俨然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救世主,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屡屡碰壁之后开始求助于能够以各种方式接近的“救世主”,与其说是一种无奈,不如说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甚至是最后的信仰。写这篇小文前,和同事谈论杨佳事件。案发前,假设杨佳心中有个“救世主”,你说他会先动刀子还是先去向自己的救世主诉苦?假如他的救世主帮他处理了纠纷,他还会作出令全国震惊的傻事吗?我的观点是,农民工代表被农民工视作“救世主”并非坏事,起码说明人大代表在农民工心目中的地位确实很高,如果农民工代表失去了这个被崇拜的身份,要么是法治社会已经建设成功,要么是社会危机降临。这两个选择,在第一种情形还未出现前,农民工代表扮演2亿农民工“救世主”的身份,是常态,而不是非常态。全国人大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大应及时意识到这一点,尽快将“救世主”平民化,大幅度削减权钱背景的代表比例,将选出的人大代表职业化(我们的财政养专职的人大代表,还不至于养不起)。“救世主”多了,“救世主崇拜”现象逐渐消退,基层民众有苦可以诉,政府和公检法司有人监督,胡小燕们还至于用关机还冷脸对待投诉者,民众还至于生胡小燕的气吗?


自然界没有救世主,人类社会虽然没有现成的救世主,但不等于人类不需要救世主。人类寻求了几千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救世主”——以民为本的法律和健全的法治社会,地地道道“人造的救世主”。救世主被人格化,被肉身化,那是人治的悲哀。胡小燕现象,是从悲剧向喜剧过渡时代的必然产物。希望胡小燕代表别讳言当“救世主”,而要勇当一个小天地的“救世主”。你的同行多了,是法治的胜利,你们将是历史文明的里程碑式的人物。现在不经受磨难和烦恼,是逃跑主义的表现。宁可一路苦不如一人苦,如果一人苦可以换来一路不苦、不哭,你该笑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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