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到1840年:二百年,大清国到底在干什么?zt

2野劲旅 收藏 48 7901
导读:二百年,漫长而又无谓的“轮回”     从1644年明朝灭亡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相距长达196年,然而在这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满清贵族统治的中国走了一个漫长而无谓的“轮回”。而这次轮回点对于二百年前的区别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长期被动挨打受奴役的噩梦刚刚开始,在整个地球上,华夏民族开始沦落为一个长期受宰割、受压迫的巨大整体。     满清的目光、胸襟与手腕     是什么造就了这一不争的事实?尽管在进入新千年中国的当今,歌颂康熙、雍正、乾隆的作家在大红大紫,歌颂那个时代的电视剧在

二百年,漫长而又无谓的“轮回”

从1644年明朝灭亡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相距长达196年,然而在这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满清贵族统治的中国走了一个漫长而无谓的“轮回”。而这次轮回点对于二百年前的区别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长期被动挨打受奴役的噩梦刚刚开始,在整个地球上,华夏民族开始沦落为一个长期受宰割、受压迫的巨大整体。

满清的目光、胸襟与手腕

是什么造就了这一不争的事实?尽管在进入新千年中国的当今,歌颂康熙、雍正、乾隆的作家在大红大紫,歌颂那个时代的电视剧在轮番热播,大量的官员和民众也在喋喋不休剧中人物的尔虞我诈和翻云覆雨,但我仍愿意站出来泼出一盆又一盘的洗脚水:这应该是一个被基本否决的时代!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地回忆和分析,这样我们才能弄明白:这世界历史上格外重要的二百年,这重新定位世界格局的二百年,这西方世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二百年,大清国到底在干什么?中华民族为何走了一个“圆”?

让我们将聚光点对准满清──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与满清的政治策略极其相关,我们能做到的是:尽量抛去那种怨恨和鄙视的情绪,尽量以一种平和的眼光去打量这群人。

以不少世人的眼光来看,满清入主中原其实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趁火打劫”,然而不幸的是他们成功了──而且是大获成功。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从消灭南明政权到平定“三藩之乱”,满清统治者没费太多周折就彻底坐稳了江山。相比于中国历朝历代而言,清帝国政权的稳定性十分突出,对此就连西方不少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大为惊奇:入关时人口只有百余万的满族人,不仅征服了几十倍于己的汉民族,而且在这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舒舒服服地当了二百多年的“主子”。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奇迹”。然而,也正是这种“奇迹”,给了西方诸强称雄世界、瓜分世界的绝佳良机!

在清朝的二百多年间,因为还是处于一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人口相对极其稀少的满清贵族那根“警惕的弦”就始终醒着。尤其是更高层的满清统治者,无论如何雄才大略还是如何懦弱无能,对汉人、对汉民族都是格外地警惕,这警惕里自然含有蔑视、恐惧和敌意。于是,为保住一姓(爱新觉罗)一族(满族)之私,满清贵族一门心思稳定自己的政权,又一门心思在琢磨汉人、研究汉人、遏制汉人──因为汉人不光是他溥天之下的广大臣民,更是随时都可被取而代之的对手。

在这一点上,无论中国的历史学者还是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承认满清统治者的手腕要远远高于元朝时的蒙古统治者。前者不去触动汉人上层阶级的利益,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导者、弘扬者,并基本沿用了明朝的政治生态,打造出一套“满汉全席”式的政治“合作”──当然,这种“合作”是以满清贵族为主、以汉族士人为辅的。但就是这种不平等的政治合作关系,竟也让众多的汉族士人感到满足。这样,通过汉族士人来统治整个帝国的金字塔就稳稳当当地建成了。而前朝的蒙古统治者则不然,他们赤裸裸地把汉民族(北方的汉人与南宋遗民的南人)做为被欺压奴役的对象,甚至毫不掩饰对汉民族的敌意和蔑视。他们宁可让西域人甚至外国人来充实中上层的官僚集团,也不愿同汉人的“臭老九”们合作。失去这种“政治中介”的结果,使蒙古人入主中原坐稳江山的时间就大打了折扣。

相比于历朝历代,满清统治者们要收敛一些,要节俭一些,要勤政一些,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满清统治者做人为政更加虚伪、手段更加残暴、心胸更加狭隘,这的确也是不争的事实。满清统治者对汉人采取的手段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并不悠久、文化尚处荒蛮、生活上还大多处于半是牧民半是战士的民族,其统治者对于如何稳定政权、如何对付汉人,其实极富心计。怀柔和笼络自然是统治者的基本功之一,然而其民族作为国家的少数人,满族统治者时刻紧盯着汉人,警惕着汉人。依他们看来,任何事务都要试其与他们满清统治的稳定而定,否则无论其发展前景如何广阔,无论如何有利于国富民强,只要可能会带来对其政权的不安定因素,大都会被勒令阻止而夭折的。更有甚者,他们极其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风吹草动,汉人们星星点点的思想异端在他们看来都是极其危险的,他们会立即干净利索、毫不手软剪除,更多的时候甚至是“瓜蔓抄”式株连无辜,直至“斩草除根”而后快。满清统治者对于觉醒者尤其警惕,容不得一点的蛛丝马迹,见不得一点的风吹草动,不光如此,还要“防患于未然”,为“稳定”而捕风捉影,而风声鹤唳,而血雨腥风。为一姓一族之私,从而遏制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软化一个民族的骨骼,奴化一个民族的心理。其流风遗韵所及,以至于今天我们在热播的电视电影上看到的,仍是那个时代让人作呕的主子与奴才的嘴脸图。

在当今不少人对康熙雍正乾隆们所谓“政绩”、所谓“盛世”、所谓“千古一帝”而啧啧称叹喋喋不休之时,我愿意充当一个不受这些人欢迎的角色,去泼脏水,去揭脓疮,顺便再向这些文化群小们当头棒喝:一群当不够奴才的混蛋! 极端自私的专[和]制让国家民族没有机遇 我觉得,满清统治者整体上的“忧患意识”比较强,只是这“忧患意识”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国计民生和国富民强,而是将一姓一族之私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关注的只是如何让其满清政权“稳定、稳定、再稳定”,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机遇也就必然接二连三地“涛声远去”了,正可谓极端自私的专[和]制让国家民族没有机遇。

唐宋以来,造船航运业一直是中国的强项,然而到了清朝,中国造船航运的步伐大大停滞甚至倒退了,其原因大多也是为了“稳定”──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政府下令:“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当然,“无许片帆入海”的原因是为了“稳定”,因为那些不肯归附的、继续抵抗的乃至逃亡他国的汉人,大多与大海有关,与帆船有关。

顺治十八年(1661)秋,清政府厉行迁海政策,为配合消灭海上的抗清势力,拿出了“坚壁清野”式的绝招:清庭命令滨海居民迁移内地,还派出大量的官员到各地监督迁移,结果从辽东至广东的万里海疆,沿海居民被强行内迁三十里,史书上描写当时的境况是“燔宅舍,焚积聚,伐树木,荒田地,妇泣婴啼,流民塞路,民死过半,惨不可言。”然而,为了“稳定”,满清统治者顾不得这些。

1684年是康熙二十三年,这一年应该是广大清朝渔民们欢欣鼓舞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全国解除海禁。解除海禁的原因是清王朝清除了“心腹大患”──继几年前平定以吴三桂为主的“三藩之乱”后,与过去的一年攻取对岸的台湾,消灭了割据那里多年的郑氏政权。海禁是解除了,但航海行商并不顺利,清政府陆续出台了很多的条条框框,如不许大船出洋了,不许商船往南洋吕宋等处贸易了,不许将船卖给外国了,不许多带口粮有越额之米了,以及出洋后不准留在外国了等等。为了令行禁止,请政府派出派水师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治罪下手也极重,如对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买船之人皆立斩;而对所去之人留在外国的境况,他们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同时行文外国,令其将留下之人抓捕后立即斩首。

可以看出,清朝制定出那么多详细的商船出洋条条框框,不少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但毕竟有些不大气。就连雄才大略的康熙帝晚年时也对此耿耿于怀,因为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的多达千艘之多,而回来的不过五六成,清庭就派兵船前去拦截去南洋的船只。康熙帝还预见性地谕告天下:“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所言。”事实虽被他不幸而言中,但他并没有想出以后御敌的良策,大概仅仅是如何能长期稳定地统治国内的汉人,如何让君临天下的接力棒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不断地传下去,就令他十分头痛了。

对于航运贸易的禁与行,清庭也有多次反复,在他们的心里,虽然贸易能带来不少税银,但大海和帆船总是带来一些“不安定因素”,甚至就连国内范围内的海运实行与否,直到1811年的嘉庆十六年还在争论,一些大臣甚至一口气说了海运的十多项“弊端”。直到十五年后的道光六年,国内海运一事才有转机:这年二月,海运至津。江苏试行海运米船,共九百余艘,运米一百一十二万二千余石,于二十九日进入天津海口,极为顺利,海船卸米后,往奉天买豆南运。

一些事也夷非所思,如有一年嘉庆皇帝传谕到泰国国王那里,禁止再由中国商民代该国商船营运。因为泰国人不习营运,所以多雇佣福建、广东一带的人驾船。将泰国的东西运到中国的港口,返回时再带走中国的货物到泰国。但就是这样一种今天看来两好、双赢的方式,皇帝仍然插手阻止。为什么阻止呢?我斗胆推测:是顾及大清朝的体面,还是对汉人和他国异族有所防范?费正清是著名的西方中国问题观察家,他在详细论述了满清统治现象后这样结论:“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在矿产业方面,满清统治者的做法与航海贸易极其类似。

农是根本,这的确不错,然而死死抱住这一条,让民众老老实实地经营土地,限制商业,不准开矿,却成了满清统治者的一种“传家法宝”。为开矿一事,满清统治者的心态十分犹豫,从动机上来看是尽量限制,为此从清初一直争论到十九世纪初,开矿与禁采,反反复复,总的原因是民间的渴求极强,而清庭的担心顾虑也极深。这种担心顾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现在影视媒体上被吹得浑身发光的雍正皇帝,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否决了两广总督有关在广东开矿的奏请。在传谕中,先是讲了一通“养民之道惟在劝农务本”之类的大道理,接着就说矿场是“各省游手无赖之徒望风而至”的场所,必然会难辨奸良,成为不安定因素。对于开矿带来的税收,作为皇帝的他根本是看不上的,因为“朕富有四海,何藉于此?”

满清统治者们对开矿一事十分谨慎,除担心矿场杂人易生事外,还担心开矿很冲了他们的“龙脉”和“地气”。如乾隆五年允许召商采煤,而大臣说服皇帝的理由首先便是“无关城池龙脉”。需要说明的是,允许采煤的这一年已经到了1740年,距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已经近一百年!

但不要以为此后在开矿上就一路绿灯,一朝天子一朝思路,1799年的嘉庆四年,乾隆刚死不久,嘉庆皇帝就下令禁止在畿辅开采银矿,理由酷似他的爷爷雍正那一套。历史真会玩戏法,直让后人感到悲哀与无奈!

其实不光航海贸易和矿产,其实很多事物如能正常发展,都可成为突破口,进而成为民族自强的一种机遇。如1840年代的英国之于羊毛纺织,结果就成了其工业革[和]命的导火索。但是,满清统治者绝对不要什么革[和]命的导火索,哪怕从此这个民族一跃会跳入龙门!不,满清统治者们梦寐以求的,是其膝下永远跪着时刻愿为其肝脑涂地的亿兆臣民,永远舒舒服服地当着那被拥着、抬着、呵护着的“主子”。

这里面比较有趣的,我想说说鸟枪这件事──

鸟枪这东西,到了乾隆时期其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一些地方设立了“民壮”(大约是民兵一类)以协助军队,民壮们的武器不似军队一样要求规范一致,于是有人已打上了鸟枪的主意。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乾隆皇帝下令全国停止民壮演习火枪(鸟枪)。起因就是山东刚刚有人造反,幸亏他们没有鸟枪在手,故而很快就被剿灭。

但鸟枪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一个叫高晋的总督上奏请对武举考试进行改革──将舞刀改用鸟枪,以中靶多寡定成绩。这真是一个好主意,但乾隆皇帝“深思熟虑”后却否定了这个建议,不许武科改用鸟枪。他传谕说鸟枪是制胜要器,民间不宜演习多藏。他举例便是上面山东的那个例子,继而说如武科改用鸟枪,武生必将时常学习打靶,民间私买火药、铅丸的事儿就难禁止了,天下也就难管了。于是“高晋所奏,断不可行。”

细想起来,乾隆说的的确有理,国家的“稳定”也的确应该限制鸟枪。但他的这种“深思熟虑”显然是针对了国内,而对来自国外的威胁则没做什么考虑。这恐怕就是几十年后中国与英法军队对阵时,我们从历史电影里痛苦地看到:在对方的枪击下,徒有忠勇爱国之心的清军将士如镰刀下的稻草般倒下,而清军能够摆出的还击样子,除了那类似于二百年前明朝的土炮(炸出的火药射程极其有限)外,大量的就是沿用了数千年的弓箭和刀剑戈矛了。我想,这一点,也许乾隆未曾料到。进而再想,如果乾隆地下有知,也未必后悔,因为此后其满清的王祚毕竟还延续了60多年。

在满清统治者看来,危及他们政权的还有甚于“鸟枪”的,这就是汉人知识分子里少数人的异端思想,有了这些思想将必然生出反骨,于是便有了一系列的“文字狱”,便有了无数株连无辜、惊草木而又泣鬼神的“杀无赦”。满清统治者对异端思想的警惕性格外高,其实在清初的康熙二年(1653年)就有庄廷龙(加金字旁)一案,但文字狱的真正兴起则在康熙晚期。原因也很明晰:康熙大帝在消灭南明永历政权、平定三藩和灭亡台湾郑氏集团这些玩“枪杆子”的对手后,让他放心不下而又急需整治打击的,就是那些念念不忘明朝故主、时时冷言讥讽满清出身与时政的“笔杆子”了。

1711年即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狱起。这位安徽桐城的才子,怎么也不曾想到,自己九年前出版史料书籍,只是因为采用已死去的一位明朝遗老书中所载明桂王的事情,用了南明永历年号,就被检举揭发,为康熙大帝所怒,结果在两年后被横尸街头;而那位死去的遗老即方孝标也没逃厄运,被戮了尸,还有不少同族人受到了牵连,其中就有因此入狱而写出《狱中杂记》的方苞。

更为著名的文字狱便是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案了。与上案雷同的地方在于,吕留良同方孝标一样,同是明朝有节气的遗老,同是在著述中存在对满清有大不敬的地方,也同是在死后多年才由他人牵连案发的。只是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极富一些戏剧性,雍正要案情的主角留下做活口,其目的是由他来口诛笔伐来批评指正和引导,以显示自己的英明和大度。他的这一手并不高明,甚至连他的儿子乾隆看来都觉得里面的漏洞不小,于是雍正当时发往地方政府的雄辩大作《大义觉迷录》被收回了,于是当时“被猫放生的老鼠”又被重新抓了回来,还是照杀不误。

根据史料上记载,清朝文字狱众多,著名的除上述例子外,还有查嗣庭、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案,而其他大大小小的案子更是不可胜数。案中被株连的人众多,遭受的处罚也让人大开眼界。如死人被开馆戮尸,活人被凌迟、斩首、绞死,亲属遭遣戌,妇女被入官等等。这里面,有死不喊冤的,但更多是被牵连的无辜。其实满清统治者们也未尝不知道里面多是冤死的魂,如出题“惟民所止”被诬为就是“雍正无头”的考官,如随意题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秀才,如自号“古稀老人”但不知此号已被乾隆皇帝“专用”的官员,尽管全家哭喊求救的冤声动天,尽管众多的旁观者们也觉得冤情深重,但清政府仍然要“杀无赦”,他们要的就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让一人漏网”式的“震慑力”。

这种“震慑力”的余威的确巨大,以至于清朝中后期众多的士人以不谈政治为识实务,将大量的聪明智慧用在了文字、训诂、名物的烦琐考证之类学问上,世人称其为“虫鱼学”,这种学问其实与世无益。“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看不起这样的文人,但举目之下,有几个文人学士不是如此?

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停滞,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噤若寒蝉,势必影响到国家民族整体的活力。其实,在年轻气傲的龚自珍准备彻底抛弃那种没有趣味没有意义的“虫鱼学”的时候,却已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死气沉沉毫无生机,成了一个不仅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都极为缺乏的衰世,甚至还是连才偷才盗都很少见的社会。1820年,正是整个西方世界朝气蓬勃的时候,而在清朝这里嘉庆皇帝为君25年已撒手西去,接替他的新君文(上为曰)宁定下了以后用的年号──道光。就是在这一年,这位中国旧世纪里最后的伟大诗人,在某个城郊的某一个灯火参差的傍晚,走进了深深的芦苇丛中,他劝人千万不要再登高望远,因为他已明显地感觉到:这辽阔的中原大地忽然之间已经是沉沉暮气了──

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

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

十九年过后,还是这位诗人,只不过早已不再是英姿勃发,而是变得更加抑郁和悲凉,面对长夜难明、万马齐喑的死寂,诗人忍不住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内心呐喊: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尾声

1840年以后的多年,“天公”并没有抖擞,降下的却是无比深重的灾难。然而,惊雷毕竟响了,人材毕竟醒了。但人们醒来时,家园已破,景物已非,国已将不国,整个民族沦落到一种俎上鱼肉的境地。

有人说康熙伟大,我怀疑。

有人说雍正英明,我嗤之以鼻。

有人说乾隆潇洒,我真有些懵懵懂懂了。

但说这是极端自私的一群人,我却相信。


17世纪末,在西欧的岛国英国,资产阶级经过几十年的革[和]命斗争,终于控制了政局,逐步确立了资产阶级国会制度,从而为“日不落世纪”的来临奠定了基础。而在经济落后的东欧俄国,彼得一世开始了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改革,他本人不仅从形象上剔去大胡子换上西装,而且从政治、文化思想和科学教育上全力倡导革新图强。而在清朝,康熙帝在其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后,却是一面将自己极力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导者,一面又于无声处时时警惕着全国各地的思想异端,并且不时“凌厉出手”,用“文字狱”的大棒将天下士人打得噤若寒蝉、鸦雀无声。而他所御用的西方学士,不过用其在历法上日食月环之类的准确性而已,其实把这些人当作了朝廷宫中的装饰,至于西方的种种科学技术应用等等,几乎全是扯淡。说康熙和彼得一世是同时代的人,让人感觉有些时空错位。

在18世纪初,文化启蒙和自[和]由思想的火种开始在欧洲大陆上烽烟四起,众多的欧洲青年们开始热衷于“周游列国”式的文化旅程,旅程让这些欧洲青年们强了筋骨、开了眼界、长了精神,继而让这些青年们成为欧洲觉醒和崛起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随着大量移民的相互流动,欧洲各国的文化、贸易开始交流和碰撞,其结果是碰撞出火花,碰撞出真理,最后碰撞出一个列强雄起、生机勃勃的欧洲。而与此同时,西欧诸国正为海上霸权而你死我活、硝烟四起,而中欧的普鲁士也正在悄悄崛起。正是在这个当口,雍正在干什么呢?前文已经提到,这个将各种伎俩玩得飞转的阴谋家,其实心胸格外狭隘,他所做的漂亮事,一是全力围歼那些思想异端的士人,一是严令禁止开采矿产和海上贸易。这样的人,有人歌颂说其统治下的中国如何进步、如何发展,让人如何相信?

18世纪末,法国进行了大革[和]命,巴士底狱这个象征封建专[和]制的堡垒被人民攻占,贵族的特权被废除不久,《人[和]权宣言》得以发表;而随后不久,在新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功成名就的华盛顿力辞他人劝进皇帝位,在总统四年的任期后不愿意在这个岗位上“奋斗终身”而毅然离去……而就是在这个“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代,乾隆皇帝在赚得诸如“十全老人”之类的众多浮名后,在为君称朕六十甲子年禅位后,在继位的儿子面前依然留恋他的皇权,而众多的社会危机正“十面埋伏”于后任者的周围。说乾隆处在这个伟大的时期,说他与华盛顿是同时代的人,让人简直不相信。

然而,在甲申年又一次来临的时候,我又一次想到那棵树,想到了那棵树时,有些事我相信了:同样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空间。

17世纪40年代,相隔几万里的东西方两位君主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这仅仅是另一种开始的一个楔子── 在此之后的近二百年间,东方那个庞大的帝国继续重复着那大而无当的梦,奴性的心理、窒息的思想和腐朽的制度,使两三千年走在世界前列的文明江河日下了,帝国与其说是“沉睡中的巨人”,不如说更像一位“病夫”──只是这“病夫”不光四肢无力,而且脑子也不好了。而西方那个岛国在近二百年的光阴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近代史的第一页先从那里翻开,其人文科技、法制思想和工业革[和]命也在深深地影响着整个世界。

1793年的那个夏天,英国使团驾驶他们的船队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他们以补贺乾隆皇帝80大寿的名义,拜见了大清帝国的“九五之尊”。乾隆和满朝官员格外重视的,是英国使团如何行礼跪拜,而对其带来的天文望远镜、地理仪器、钟表、船只模型和武器等等东西却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这年秋天,领队的马戛尔尼带着遗憾离开了北京,他十分肯定地说:清王朝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胜过邻船的地方,只有体积和外表。并认为英国会从这个国家中捞到好处的。英使团离去40多年后,即17世纪40年代的近二百年后,两个国家第一次进行较量时,东西方早已没了那架“天平”,世界成了一边倒的舞台。

两个国家较量时,虽然大清国也崇尚“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但泱泱四亿人的大国却没有几人知道:世界到底有多大?英国到底有多强?据说,连林则徐、魏源这样“睁眼看世界的人”其实也所知了了。

这次较量,其实也是两个国家二百年积累的一种较量──当初的历史是否是一种前因?但无论如何,后果是有了。

还是那棵树,回首时它已变成了三百六十年前的那棵树。那棵树应该让人警醒,让人深思,让人发奋。

又一次想到那棵树,使我感觉到一种后怕:政治的惰怠、残酷、自私和腐朽,加上大众心灵的冷漠、闭塞、自大和麻木,几乎葬送了一个长时期走在世界最前列的民族。

又一次想到那棵树,使我感觉到一种庆幸:一个经历过掉下悬崖、后又爬出谷底的民族,已变得清醒,正恢复着元气,她渴望着更加强壮与成熟,也就是说,她渴望着新生。


19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48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