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中国军队驻守北大营的是东北劲旅第7旅,约12000人,军官大都是经陆军军官学校或讲武堂毕业,也有部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士兵一般具有初小文化,也有中学毕业生,素质好,装备也好,所以日军发动事变,把7旅作为主攻目标。


7旅的驻地北大营,南距沈阳城三四公里,东距东大营10公里,西距南满铁路约300米,距柳条湖不足500米。当日军炸毁铁路时,北大营7旅的官兵已经就寝,日军从西、南、北三面向营房冲来,情况十分危急。619、620和621三个团队迅速集合队伍,准备对付来犯之敌。


由于国民党政府事先命令部队将武器封存,事变发生当晚,旅长王以哲竟离开营区去参加水灾赈济会,3名团长中有2名归宿家中。爱国官兵不顾一切地砸开库门,夺取了部分机械弹药。官兵们“各持枪实弹,怒眦欲裂,狂呼若雷,群请一战”。有许多士兵已“装弹入瞠,准备还击”,在这紧急的关头,上面不断传来“不许抵抗”的命令,什么“军队的官兵一律不准轻举妄动,更不得还击,原地待命”,什么“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甚至还有蒋介石的训令:“对日军绝对不准抵抗,缴械任其缴械,占营房任其占营房!”


对于上司传下来的“不准开枪还击”的命令,官兵中有“抱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他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提出质问:“咱们就眼看着弟兄们活活被打死吗?为什么让日本人这样的欺负我们呢?”带队的军官也被问得哑口无言。


尽管上面有道道命令,层层“圣旨”,并没能阻止爱国官兵的抵抗。在日军逼近7旅营房时,参谋长赵镇藩、620团团长王铁汉等人商议,决定还击入侵之敌。于是,在旅部和621团附近的林荫路上,突然响起了还击的枪声,被迫处于绝境的官兵,出于愤怒和正义,向日军开火了。机枪、步枪吐着仇恨的火舌,向鬼子兵射去,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半夜子时。


“九·一八”之夜,在抗击敌人进攻的战斗中,第7旅的大多数官兵都是英勇的,他们为了民族的尊严,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7旅620团毙伤日军40余名。他们是在“不准抵抗”的命令下这样做的,其精神就显得尤为可贵。


19日零点50分,当日军攻占北大营后,步兵第29联队按照板垣的命令分三路向沈阳城发起了进攻。第一、二路日军进攻南场和北市场,第三路日军进攻沈阳城。为配合日军进攻沈阳城的行动,本庄繁命令满铁沿线日军迅速向沈阳集结,支援攻击沈阳的日军。日军立即行动,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四平街、旅顺、公主岭等地向沈阳发出13列军车,大大加强日军的战斗力量。


三路日军齐头并进,向沈阳城扑来。先行占领公安局、警察局分所等要害部门。沈阳城内约有1.5万名警察,由于他们事先也接到了上级“不准抵抗”的指示,因此战斗意志松懈,思想麻痹,毫无戒备状态。在日军的突然包围之下,被强迫缴械。遂之一切官厅衙署先后被日军占领,“紧要物品,悉被掠夺。各机关之首领员司,除微服逃避外,悉被日人软禁”。至19日早6时30分止,沈阳城全部被日军占领。


被日军占领后的沈阳城,一片狠藉,大街小巷,日军遍布,充满了恐惧感。日军的飞机在空中侦察、扫射、装甲车在市街上横冲直撞。日军还把炮台置于沈阳城鼓楼的旧址之上,还封锁了各交通道口,持械盘查行人,对稍有不满或有反抗行为的则任意枪杀,致使许多无辜百姓惨遭杀戮,街市上混乱不堪。更令人气愤的是,一伙穷凶极恶的日本兵,专门搜捕我方文职、军职官员,对捕获到的军官迫令签字承认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先行发起攻击,并把他们反绑双手,看押在街头。日本帝国主义做贼心虚,自知理亏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强行推给中国,反污陷我方,其强盗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日军在城内还进行了大肆洗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不管是机关衙署、学校银行,还是官私宅邸均在劫难逃。例如中国银行的4000万两白银被掠劫,汤玉麟公馆“被日军掠夺之财物及军物物品约载十余汽车”。各机关文书、档案被焚毁,邮政总局被烧……城内硝烟弥漫,街头尸体横陈。沈阳全城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市民闭户、路少行人,呈现出悲凉之状。


在北大营发生激战时,日军第29联队开始向沈阳城发动进攻。19日上午,日军相继攻占沈阳市南市、北市商埠地和大小西关一带,驻在这里的中国警察分局按黄显声命令奋起抵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力战不支,不得已向东关公安总队撤退。在抵抗日军进犯的战斗中,中国公安警察有二三十人为国捐躯。


9月19日上午10时,日军多门师团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又向东大营发起了攻击。东大营,位于沈阳城东约10公里的东山嘴子,是东北军的第二大营区,东北讲武堂的所在地,驻有讲武堂学员和第7旅的1个营。9月18日夜,当日军炮击北大营时,东大营也同时遭到炮击。但是由于切断了省城所有电线,东大营和北大营及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失去了联系。正当他们不知所措急忙商议应筹之策时,见北大营火光冲天,方知已陷敌手。


北大营既已陷落,东大营孤掌难鸣,难以对付强大的日军,所以,当19日上午日军由南北两面向东大营围攻时,驻军及讲武堂学员不得不全部退出。当时的将官们不忍离去,兵士们抱头痛哭,“悲号之声,闻名遐迩”。中午12时,日军占领了东大营,而后“大肆搜索,所有一切军械子弹钱款以及一应紧要品物,悉数搜掠净尽”。


紧接着,日军又占领了沈阳兵工厂和东塔飞机场。沈阳兵工厂也叫东三省兵工厂,地址在大东边门外东塔以西,(东塔以东为飞机场),1921年建成,1924年进行扩建。工人最多时达2.5万人。厂内聘有日、德、奥、俄、瑞典等国的技师,能够生产各种炸药、各种口径步枪、轻重机枪、各种口径大炮、地雷,以及各种枪弹、炮弹等。该厂是奉军军火的主要生产基地。19日上午10时,日军在枪杀守厂卫兵10余名后,强行占领兵工厂,然后由他们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大门,并立上“日本军占领”、“除日军外,出入者格杀勿论”的守标,赤裸裸地表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


在“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塔飞机场里有先后从意、法、德、英、美、日等国购进的各种类型的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教练机、民航机等262架,这都是东北空军1921年始建后,张学良先后任航空处长和航空军司令时逐渐买进来的,使东北空军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战斗力。可惜在“九·一八”事变时,机场接到上级的电话命令:“今天不准飞机起飞,以免出事”。空军参谋长陈海华没了主张,束手无策。就这样在“不准抵抗”的命令限制下,武器装备齐全的262架飞机,在19日上午10时20分被攻占机场的日军掠为已有,并把掠夺的飞机上涂上“日徽”标志,在东北航空军司令部牌子上贴上了“日军占领”字样。东北军苦苦10年惨淡经营起来的东北空军毁于一旦。


“九·一八”事变,给沈阳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和巨大的损失。无数房屋被毁,全部电线被破坏,大量官私财物被掠劫。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到18亿元以上。而军械弹药物资的损失更为严重,损失飞机262架、迫击炮和各种口径大炮3019门、战车26辆、各式机关枪5864挺、各种步枪和手枪118206支,以及大量的各种枪炮弹药、被服、粮等不尽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