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连事件激荡云南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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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中共云南省委一位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设问:“为什么人民群众一闹事,人民政府就派人民警察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警察被人民群众围住,人民政府就设法把人民警察从人民群众中解救出来。”   云南省委党校紧邻滇池,这里连续4天举办“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专题研讨班”。“孟连事件”的余波激荡着该省众多官员,在中秋前夕,他们被省委紧急召集起来,反思孟连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因果,温习党的领导人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教诲,领悟“政权在手,未必人心在握”的警句。   [B]“这些案例让我心惊肉

中共云南省委一位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设问:“为什么人民群众一闹事,人民政府就派人民警察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警察被人民群众围住,人民政府就设法把人民警察从人民群众中解救出来。”


云南省委党校紧邻滇池,这里连续4天举办“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专题研讨班”。“孟连事件”的余波激荡着该省众多官员,在中秋前夕,他们被省委紧急召集起来,反思孟连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因果,温习党的领导人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教诲,领悟“政权在手,未必人心在握”的警句。


“这些案例让我心惊肉跳”


研讨班注明“阅后收回”的一份保密材料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典型案例汇编》(以下简称“案例汇编”),其中的10余起群体性事件都是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的,除媒体已公开披露过的重庆“彭水诗案”、陕西“校长追县长签字案”外,还包括多起恶性官民、警民冲突事件,有的处置不当导致事态扩大、局面失控。在由各省政法机关提供的这份案例汇编中,都附有事件教训的总结,大多提到“违法行政,执政为民思想缺失,基层组织涣散难以化解不稳定因素”或“有利益丧失感的群体与当地政府和社会的对立”是导致冲突的重要原因。


在分组讨论时,这本《案例汇编》的传阅率极高。楚雄市新任市长袁鹏说,这些案例让我心惊肉跳,深感震动。我一直在思考,“孟连事件”怎么会处理成这样?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确实错综复杂,但根本的一条是党政领导要密切联系群众。我下乡的体会是,接近群众才能相互了解,第一次去人家觉得你生疏,第二次第三次对你就亲切多了,其实,“群众中最安全。”


双柏县委书记李家龙说,在“书记县长大接访”中,我发现很多久拖不决的问题完全是可以一开始就解决的,拖出后患是干部缺乏人本观念和责任心。有一位老上访者找到我,说已经找过县里各部门10多次了,反映的问题就是没结果,我细听后帮他分析说,你的要求与现行政策不符。他表示理解,但很生气,说要是早这么告诉我,我何苦跑那么多次!那些干部总是对我说“你的事我们研究一下”、“我们还没来得及研究……”


李家龙希望县里干部做群众工作时保持这样的意识:人本关怀、责任感、法治理念和民主、开放、透明的行政程序。他特别说明,如果程序不透明,公众就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产生误解,“我们有时候总一厢情愿地认为,捂住是替群众着想,其实信息的开放透明可以预防不安和不测。”他举例说,县里公开招聘乡科级干部,传闻纷纷,民间舆论认为是走过场,县里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谣言即止于公开。


“三百年前哪有规划局”


楚雄彝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杨宁说,我们是幸运的,没有碰到“7·19”,还有机会来研讨这一事件。这位从政多年的女干部说,“当官就是担责,群众放在心里,做事才有杆秤。”


杨宁曾任昆明市委常委兼盘龙区委书记,城市发展带来的利益纠纷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她多次经历和参与处理,也曾接到恐吓电话,但矛盾最终都能化解,她认为化解的招数就是充分关注群众合理的利益诉求。昆明市东二环道路改造时,线路附近的一个村子中有一座寺庙,始建于300年前,后经群众集资多次修缮,小有规模。听说修路要拆除他们的寺庙,群众放言:“谁敢来拆,我们就跟他拼命!”下属向扬宁汇报说,这是非法建筑,没有经过规划批准。杨宁说:“三百年前哪有规划局?谁来批准?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她到现场对群众说,你们放心,你们不同意,我们不会拆的。她指示下属为该寺庙补办手续,使其合法化。此举深得人心,拆迁工作格外顺利。


“大部分群众不同意的事,哪怕是好事也先摆摆”


“现在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参与的群众也越来越多。特别是涉及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关系调整,由于没有一部明确的法规,更是恼火。”彭耀文回忆起2006年的“3·21事件”,至今心有余悸。


彭耀文当时任迪庆藏族自治州副州长,深夜接到紧急通知,飞速前往虎跳峡处理当地罕见的冲突事件——香格里拉县金江镇群众把7名水电设计工程人员扣为人质,情况紧急。


事件的起因是,虎跳峡要建坝修水电站,但事先没有向当地百姓说明,引起众怒,不满情绪迅速蔓延,3000余人聚集。彭耀文赶到时,看见7个人质脸色惨白,缩做一团,有一位副县长还掉到了江里,“如果处置不当,后果决不亚于瓮安和孟连。”彭耀文对激愤的群众说,他愿意留作人质,换出其他人质——特别是生病的工程技术人员,他的恳切得到了群众的谅解,他们同意把生病的人质送往医院,其余的到当地派出所睡觉。彭耀文作为人质,每天只能解两次小便,他后来深有体会地说,在这关键时刻,基层干部一要身体好,二要心理素质好,“死了也不怕,国家会给我好名声的。”


“事情圆满解决的关键是省、州的判断和决策,原则就是要关注和理解群众的诉求。”这位藏族干部说。当时,李汉柏(时任副省长)从昆明出发时电话通知当时官员:严禁动用警察!在了解现场情况后,省、州领导传达了省委书记白恩培的指示:如果多数百姓反对建电站,我们不会建。


现任迪庆州委常委、香格里拉县委书记的彭耀文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大部分人不同意的事,哪怕是好事也先摆摆,然后再作群众工作。这件事险些酿成大祸,原因是事先没有和老百姓沟通、说明。”


“有限权力承担无限责任”


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对市、县委书记们感慨:“郡县治,天下安。县委书记、县长的岗位重要,使命崇高。”


在讨论频频发生的官民冲突对抗事件时,县委书记、县长们在感到责任重大的同时,也表露了他们承受着的巨大心理压力。一位县委书记抱怨,上级部门只管与我们签订责任状,一年签出二十七八个,出成绩他们有份,出了事都要我们兜着,说白了就是把责任都推给基层。


一位县长深有同感,他引述民间谚语说,在老百姓眼里,“省里是亲人,市里是好人,县里是坏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基层有多少权力?好资源好部门都是上边管着,我们缺少治县的资源。县级党政以有限的权力承担着无限责任,“我们不敢奢望表扬,就怕动辄问责。”


持同样观点的县级官员不在少数。他们认为,县级党政部门是社会矛盾的交织点,好资源、好干部应该向县里倾斜,权力与义务要对等。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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