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四军襄西独立团政委苏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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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湖北省宜都市档案馆珍藏着一本宜都革命英烈苏震的小学作文残稿。发黄的文稿纸上,记录了他童年时一个真实的梦。1925年夏,就在日、英帝国主义者血腥屠杀中国工人的上海五卅惨案发生的消息传到宜都后,这位小学生忽然梦见“我国将与日人战也……枪炮齐发,血肉横飞,我军奋勇而前,毫不畏死……惊醒乃南柯一梦也。呜呼!予不知中华胜耶,抑日本胜耶?予以是心不宁者久之!吁!倭奴之侮辱我国至矣,凡有血气者,莫不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也!”国文老师感慨地在这篇题为《梦乡记》的作文上批道:“观是梦,具见爱国之热忱!”一位11岁的稚稚学子,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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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宜都市档案馆珍藏着一本宜都革命英烈苏震的小学作文残稿。发黄的文稿纸上,记录了他童年时一个真实的梦。1925年夏,就在日、英帝国主义者血腥屠杀中国工人的上海五卅惨案发生的消息传到宜都后,这位小学生忽然梦见“我国将与日人战也……枪炮齐发,血肉横飞,我军奋勇而前,毫不畏死……惊醒乃南柯一梦也。呜呼!予不知中华胜耶,抑日本胜耶?予以是心不宁者久之!吁!倭奴之侮辱我国至矣,凡有血气者,莫不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也!”国文老师感慨地在这篇题为《梦乡记》的作文上批道:“观是梦,具见爱国之热忱!”一位11岁的稚稚学子,具有如此深沉强烈的忧国之心、爱国之情,世所罕见!15年后,担任中共襄西地委书记兼新四军襄西独立团政委的苏震,牺牲在奔赴抗日前线的征途上。


面对黑暗的旧社会,12岁的苏震立下了“打倒金钱魔鬼”,“为国家出力”的远大志愿

1914年4月15日,苏震出生于宜都县陆城一个书香门第。其父苏佩珊,清末秀才,废科举后,考取官费留日,在日本攻读教育学2年。回国后,这个“洋学生”第一个惊人之举就是将家里供奉的神佛菩萨一扫而光,换上自己书写的革故鼎新的条幅,并破除妇女缠足和不入学堂的陈规陋习,率先将3个“天足”女儿送进“洋学校”。这些在清末民初的宜都绝无仅有的骇人之举,使封建遗老目瞪口呆。建国后任宜昌市长的刘真是苏震在宜都县立尚实中学附小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其家距苏家仅百余米,小时常到苏家去玩,对县城唯一不供神佛的苏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苏佩珊立志教育救国,在家乡创办新学,历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尚实中学校长,推广新文化运动,开宜都新式教育风气之先。家庭的熏陶对苏震的童年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从小就萌生忧国忧民意识,蔑视旧的传统观念和封建礼教,容易接受新事物和革命思想。

不幸的是,苏震9岁时,父亲病逝。因家贫无钱安葬,由宜都教育界同仁公葬。尔后,苏震和母亲、小妹一家三口的生活靠已出嫁的几个姐姐接济,境遇凄凉。这样的经济状况使苏震从小就对旧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贫富悬殊的现象极为不满,对劳动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一次,他与刘真郊游,看见农夫在骄阳下扶犁耕田,脸上汗如雨下都不肯歇息时,感叹地对刘真说:“我们坐着吃,不知他们的苦楚,毫不爱惜粮食,那还算什么人呢!”

苏震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写下了《梦乡记》这篇习作。然而,他发现,在他实现报国之志的道路上还横亘着一个“魔鬼”。1926年,12岁的苏震在《毕业后的志愿》这篇小学作文中愤慨地写道:“我们毕业以后,也必定要有为国家出力的远大的志愿,然而有一种很恶的魔鬼——金钱,它专欺侮我们贫人。但是,只要你有毅力,它也怕你的。努力!努力!努力振起我的毅力,打倒金钱魔鬼,去成就我的远大的志愿!”刘真回忆说:“苏震所说的‘金钱魔鬼’,就是地主、资本家对劳苦大众的阶级剥削。他那时还没有接触马列主义,只能表现出直觉的愤慨和朴素的政治愿望。”

苏震憎恨“金钱魔鬼”也一度殃及他与刘真的友情。苏、刘两家是世交,但刘家是拥有1100多亩良田和近十家商铺、作坊的大地主兼商人家庭,而苏家则家境清贫。由于苏震之父是刘真父亲的老师,苏震之母是刘真母亲的干妈,因此小刘真1岁的苏震反而成了刘真的“舅爷”。苏、刘从小学二年级到初中一年级都是同窗好友,上学结伴而去,放学分手还要相互鞠躬而别。然而,令刘真疑惑的是,这位“舅爷”总是不愿到“外甥”家中去玩。初中时,俩人分头出外求学,回乡偶遇,苏震对刘真也是冷面相待,直到1931年冬,苏震从刘真日记中看到刘真与进步教师方西平讨论共产主义的对话和读了《共产党宣言》后赞颂马克思的诗歌,才恢复与刘真的友谊。1982年,当刘真从苏震妹妹苏夏手中看到苏震小学作文残稿时,才解开埋在心中多年的谜团。原来,苏震小时候不愿到他家中去玩,是憎恶他所出身的大地主兼商人家庭,当刘真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时,苏震才将他视为志同道合的战友。

1927年后,苏震相继考入宜昌省立第四中学、宜昌乡村师范学校。刘真则考入荆州省立第八中学就读。在四中,苏震再次表现出对旧制度的反叛性格。苏震小时候,父亲为他取号“肖东”,意寓让他效法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一次上国文课,老师讲了王安石变法的故事。听了老师的课,渴望社会变革的苏震立刻不满意反对变法的苏东坡,毅然把“肖东”改为“啸东”。


置身龙潭虎穴,为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他随时准备“用生命去填沟铺路”

1931年春,苏震考入武昌省立师范就读,通过武昌省立高中同乡学友张翮介绍,参加了中共武汉地下组织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他和会员们一起学习讨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书籍,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经中共武汉特委委员张执一介绍,苏震与张翮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省高、省师学生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1月,党组织遭敌破坏。苏震、张翮等人闻讯,从学校越墙逃脱,与党失去联系。他们商定张翮先去上海寻找党组织,苏震等人回乡等候消息。

1931年冬,苏震与寒假回乡的刘真在陆城相遇。苏震从刘真日记中发现其进步倾向后,顿时眉开眼笑,兴奋地教他唱《国际歌》,鼓励他说:“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只有背叛自己的家庭,才能走上革命道路!”俩人促膝纵论国家大事,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感到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刘真回校后,俩人频频通信。苏震给刘真寄去中共元老吴玉章在巴黎发行的《中国时报》和中国反帝大同盟的宣传品,促使他进一步倾向革命。刘真感慨地说:“苏震和方西平老师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指路人!”

刘真曾动情地谈起了他们参加革命的初衷:“我们不是为了革命而革命,也不是一时冲动,心血来潮,而是为了救国图存,使中国富强,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可以说,是日本鬼子的侵略和腐朽的旧社会把我们逼上了革命之路!”

1932年11月,苏震得知张翮找到党组织的消息,遂前往上海参加地下斗争。1933年春节后,在苏震的来信鼓励下,刘真也来到上海参加革命。然而,当刘真与在上海求学的张翮堂弟张楚和中共闸北区委委员张翮见面时,却听到一个坏消息:苏震被法租界巡捕房抓捕了。原来,苏震来沪后,先后在共青团闸北区委、沪西区委工作。就在刘真抵沪的前几天,苏震带着党的宣传品在法租界被国民党特务搜身抓住了。苏震把宣传品撒在马路上,与特务一直扭打到法租界巡捕房。因特务没有抓到证据,他否认特务的指控,用刘真的号名“刘公黼”报了一个假名,说是来上海求学,在街上遭人抢劫。巡捕要他交出住址。为了不暴露党的机关,苏震把巡捕引到张楚住处。巡捕刚要盘问张楚,苏震连忙暗示说:“我叫刘公黼,我是才到你这里来住的。”巡捕气急败坏,一拳将苏震击倒在地,随之又是一阵拳打脚踢,并把房东喊来对质。房东否认苏震住在这里。苏震抹去脸上的鲜血,仍一口咬定这就是他的住处。25年后,张楚在《自传》中钦佩地写道:“后来在巡捕房和法院对证时,我承认他不在我那儿住,但苏啸东始终说在我那儿住,忠诚地不交待真实的地方!”苏震顽强地顶住敌人的刑讯逼供,保护了党的机关。巡捕房无奈,只好将他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国民党法院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将他判刑2年6个月,关进苏州反省院。

对于苏震的被捕,刘真十分难过。张翮亲切地安慰他说:“干革命,坐牢是家常便饭,每个革命者都要有精神准备。但反动派杀头、监禁是扑不灭革命的。你看苏啸东去‘休息’了,你不是又接替他上班来了吗!”刘真说:“坐牢是‘休息’,这句话只能出自真正的革命者之口,张翮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感染了我!”经张翮介绍,刘真加入共青团,参加编印革命小报、传单,5月,因病离沪返乡治疗。1935年,张翮也进监狱“休息”了,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才被释放出狱,任中共宜昌中心县委委员,身患肺结核病仍随身带一把躺椅为抗日救亡而奔波,1939年2月不幸病逝。

苏震在狱中的遭遇是其出狱后刘真才得知的。在狱中,政治犯放风时间短,吃的是掺有沙子的霉米饭,还常常遭到看守毒打。为了抗议政治犯的非人待遇,苏震与难友们开展了绝食斗争。恐慌不安的狱警抬来香喷喷的白米饭和红烧牛肉,妄图软化革命者的斗争意志。但难友们坚持绝食,迫使监狱长答应难友提出的改善生活条件、停止虐待政治犯的要求。后来,苏震向妹妹讲述这段斗争经历时,满怀激情地说:“参加革命就要时刻准备牺牲!现在的社会好比黑暗的地狱,共产主义社会好比光明的天堂,谁愿留恋黑暗?谁不向往光明?但地狱和天堂之间有道鸿沟,又没有过沟的工具,这就需要无数的革命者前仆后继,用生命去填沟铺路。如果你也不去牺牲,他也不去牺牲,那怎么能到达光明的天堂!”这段铮铮话语,是他崇高内心世界的真实袒露。


掀抗日怒潮,声震荆楚;砺御寇吴钩,血荐轩辕

1935年12月,苏震刑满出狱。由于上海党组织大部被敌破坏,他只好回到宜都,伺机寻找党组织。1936年夏,他与刘真分别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武汉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苏震、刘真在武汉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中国青年救国团。苏震恢复了党籍,以青救总团特派员的身份到宜昌筹建青救宜昌区团,组织青年开展抗日救亡。1938年3月2日组建青救宜昌区团。苏震任区团总务(主要负责人),并在宜昌城区、宜都、秭归、兴山等地建立20多个青救分团,团员迅速发展到400余人。青救宜昌区团以举办时事报告会,办壁报,出刊物,慰劳抗日将士,成立抗战剧团,组织团员上街歌咏、演剧等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一时,街头巷尾,救亡歌声不绝于耳,抗战的标语、漫画触目皆是。时人赞道:“宜昌抗日救亡运动搞得热气腾腾!”

3月12日,青救宜昌区团联合宜昌各抗日团体,以纪念孙中山忌辰的名义召开了一个大规模的抗日动员大会。1万多名民众群情激昂,打着旗帜、标语齐聚铁路坝广场。抗战的口号声、歌声此伏彼起,响彻云霄。苏震代表青救主持大会,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讲。会后,万余群众踏着歌声、口号声的节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市民夹道观睹,振臂呼应,同仇敌忾。省内媒体争相报道。这是大革命后宜昌最盛大的一次群众集会游行。然而,却触犯了国民党压制群众运动,实行片面抗战的忌讳,震惊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当晚,国民党宜昌党务专员黄宝实又气又急地把苏震等人找去,暴跳如雷地说:“谁叫你们举行这么大规模的群众大会?省党部打电话来说宜昌反了,今后不准再召开群众大会!”这次大会事先已报宜昌国民党当局批准,黄宝实自知理亏,不等苏震等人反驳就拂袖而去。苏震并没有屈服国民党的压力,照常举行抗日集会。此时,刘真在宜都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于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4月初,苏震任中共宜昌特支委员兼中学支部书记,5月调任咸(丰)来(凤)中心支部书记,1939年6月任中共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书记,与时任中心县委委员兼当阳县委书记的刘真再度携手。此时,日军占领武汉后逼近襄河(汉水)一线,渡河西犯的企图日益明显。苏震带领中心县委一班人全力以赴投入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一面秘密搜集国民党军溃兵丢弃的武器;一面利用统战关系,派党员以合法名义掌握国民党地方武装,积蓄军事力量。盛夏时节,苏震扮成难民,顶烈日,冒酷暑,到各地巡视指导。一天,他回到当阳胡家嘴中心县委机关,忽然自语:“怎么背上这么疼?”刘真上前一看,原来他背上的衣布破了一个洞,暴露的皮肤被烈日晒脱了一层皮。一个冬日,为了避免遭到土匪抢劫,苏震扮成力夫,赤脚穿着草鞋赶路,途中遇上大雪,投宿在原省师同学家中。同学妻子见他双脚在雪地里冻得又红又肿,裂开了血口,惊叹:“嗬!你好吃得苦呀!”苏震笑答:“年轻时不吃苦,还要等到老了来吃苦吗?”经过一番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中心县委先后派党员掌握了国民党当阳县第四自卫大队和荆门县杨家集、叶家闸,钟祥县牌楼岗等地的乡保武装,加上秘密搜集的枪支,共掌握百余人枪,为以后创建襄西抗日根据地奠定了武装基础。

1940年2月,苏震调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挺进报》编辑。此时,《挺进报》刚刚创办,编辑、记者仅苏震等2人。部队处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夹击之中,报社几乎每天都要转移。苏震随身带着文具、稿件,一到宿营地就编改稿件,敌人来了收起又走。没有房子,就在门洞和露天处工作;没有桌椅,就用膝盖、背包代替。他常常冒着枪林弹雨进行火线采访。他采写的一支队三团在大悟山反击国民党顽军和日军进攻的战斗通讯,热情讴歌三团官兵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有力地鼓舞了指战员的士气。这篇载入第16期《挺进报》的战斗通讯,现已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珍藏的革命文物。在苏震和报社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挺进报》成为连队学习会上必读的、鲜活的时事政治教材,深受官兵欢迎,得到纵队司令员李先念等首长的赞扬。

1940年6月,日军侵陷襄西。8月,鄂豫边区党委任命苏震为中共襄西地委书记兼新四军襄西独立团政委,领导开辟襄西抗日根据地。当苏震从京山小花岭纵队机关驻地奔赴襄西抗日前线时,不幸在京山、钟祥边界与随行的向导、警卫员一起被国民党顽军抓捕杀害,时年仅26岁。一位忠心“为国家出力”的爱国志士,满怀遗恨地倒在了他不该倒下的地方!正在襄西盼望战友重逢的刘真闻此噩耗,悲痛地流下了泪水。

青山埋忠骨,故人寄深情。新中国成立初,苏震母亲苏徐氏给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写信,反映其生活困难状况。李先念主席特意致函苏震母亲,表示亲切的慰问,并函示宜都县人民政府落实苏震亲属的烈属待遇。在李主席的关怀下,1950年7月10日,宜都县民政科为苏震办理了《革命牺牲将士证明书》,对苏震母亲的生活给予妥善照顾。时任宜昌市市长的刘真,为了纪念亲密的战友,把大儿子的名字改为刘景苏。

“苏震走的太早了!”刘真感叹地说,“但他短暂的一生,就像夜空中一颗耀眼的流星,虽遽尔消逝,却在后人心中留下了一道不可磨灭的闪光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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