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项英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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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一般了解历史的人的印象中,对于项英,记忆较深的职务可能就是新四军副军长,印象较深的事就是皖南事变。 项英(1898-1941),原名项德隆,湖北武昌人。1922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出席中共“二大”。1923年2月任京汉铁路罢工委员会总干事,是“二七”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长。1928年2月补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兼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共产国际“六大”上当选为国际监察委员。1934年1月任中华苏

在一般了解历史的人的印象中,对于项英,记忆较深的职务可能就是新四军副军长,印象较深的事就是皖南事变。

项英(1898-1941),原名项德隆,湖北武昌人。1922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出席中共“二大”。1923年2月任京汉铁路罢工委员会总干事,是“二七”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长。1928年2月补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兼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共产国际“六大”上当选为国际监察委员。1934年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后任赣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赣南军区司令。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领导南方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武装。遵义会议后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38年1月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领导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1年3月13日在皖南事变中,于泾县茂林地区山上蜜蜂洞被叛徒刘厚总枪杀。


留守中央苏区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红军和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斗争。10月22日中革军委致电项英,宣布他为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24师和10军。”当时留下来的红军有16000人左右,连同机关、伤病员共约3万人。这些人中有枪的不多,而且大多数是老弱病残的人员。他们要抵挡敌人的强大进攻,可想而知,要经受多么大的困难。

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进攻下,中央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红军主力长征前剩下的宁都、长汀、瑞金、归化、于都、会昌等县城及重要城镇,到1934年11月底全部落入国民党军之手,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受到很大损失,中央苏区军民陷于极度的苦难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项英和陈毅等中央分局成员认真分析形势,研究措施。项英意识到,把希望寄托在红军主力回师已经是远水不能解近渴了,于是提出“独立作战”和“坚持斗争”的口号。

1935年2月5日,党中央在召开了遵义会议后第一次给项英来了指示,接到党中央的电报,项英等惊喜万分。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调整斗争方式,精简机关部队。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同志被安排出去就医,鉴于形势紧张,项英决定让自己已怀身孕的妻子张亮跟随出去。

继续留下的同志在项英的领导下坚持着艰苦卓绝的游击战。结合实际,他们创造了不同于井冈山时期的新的游击战方式,这些经验原则与红军战士的大无畏精神,使留下的中央苏区军民渡过了艰苦的3年游击岁月,最后迎来了新的转变。

1937年9月在南昌与国民党谈判的项英,给正在南京的博古和叶剑英发去电报,并通过他们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这是自1935年3月以后同党中央失掉联系以来,首次和党中央联系。10月11日博古和叶剑英派来的顾玉良来到赣南大余县池江圩,见到了项英。

10月12日上午,项英带着两位警卫员,和顾玉良一起,乘车前往南昌。他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与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们告别,和战斗了3年的赣粤边游击区告别。10月23日项英到达南京,在傅厚岗66号(今青云巷41号)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见到阔别已久的老战友博古和叶剑英,大家都十分高兴。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1937年11月7日,项英到达延安,洛甫、毛泽东等领导当天就前往住处看望他。12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在党的历史文献中,对一个地区的工作作出专门决议,并在决议中多次提到项英的名字,是很少见的,这是党中央对项英在坚持南方3年游击战争期间的工作给予的充分肯定。

关于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的责任在传统党史教科书中均归咎于项英,由此造成项英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实质是被作为反面教材对待的。因此,项英的业绩多被抹煞,名字也从许多史书、纪念文章和电视片上消失,“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中没有他,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2名代表只提了11个,纪念新四军的文章甚至纪念碑上的铭文中,一个“等”字就把创建新四军的他给“等”没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史学界和新四军的老同志就提出重新评价项英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根据邓小平指示,中美双方达成翻译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协议后,由中方重新撰写我党我军历史和人物条目。有一天,胡绳同志主持开会讨论编写中的一些问题。这时,中央档案馆刚刚公开出版了有关皖南事变的电报。李维民在会上提出,这些电报充分证明了当年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损失的全部责任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请示在项英条目中应当如何表述。当时重新评价项英的条件尚不成熟,富有经验的胡绳同志表态说:“既然是简明百科全书,字数不能太长,皖南事变的事就不要写了。”这是第一次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项英的条目中,没有提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

1982年,开始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在撰写项英条目时,对于皖南事变问题如何表述,曾经过 多次集体讨论。1984年12月先后经胡绳、余秋里、杨尚昆、胡耀邦同志一一审定,对项英的历史功绩做了充分的肯定。对于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只写了“负有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纠正了当年的片面指责。

1998年,在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发表讲话,对项英的一生做了全面的评价,他指出:“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中央军委批准出版了《项英军事文选》,中共党史出版社也出版了《项英传》。这不仅让大家了解到一个真实的项英,而且也可以算是我党我军对项英有了一个客观公正且全面的评价。


“怒杀”妻子张亮


近年来,在涉及项英的文章中,有一个以讹传讹已久的话题,即说项英亲自枪杀了其妻张亮。

项英和张亮生的女儿项苏云撰文回忆说,由于项英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从而使母亲也遭受了不白之冤。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留下的一万多红军被敌人包围。突围时,正怀着弟弟的母亲与瞿秋白和中央政府妇女部长周月林同时被俘。被俘时他们用的都是假名,审问中也没有露什么破绽,但敌人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并将他杀害。谁是出卖瞿秋白的凶手?与他一道被俘、一起关押,3年后却被释放的母亲与周月林自然就是重点怀疑对象。于是有人凭空想象,写文章说,出了狱的母亲来到父亲身边,还没放下行李,就被父亲责问:“瞿秋白的死是不是你和周月林干的?”看母亲紧张,认为母亲承认了,拔出枪就把母亲打死。这是一段十足的谣言。事实上,见到母亲的父亲听她谈了很多事情的经过,后来母亲还把弟弟送到延安。但就在她返回皖南找父亲时,不幸失踪,再也没有她的下落。

周月林解放后也被关了12年,直到1979年,在瞿秋白被害的那年国民党的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投诚”的人供出中国共产党第二任领袖的报道,才发现真正的叛徒是谁。而母亲与周月林都是无辜的。周月林被平反了,妈妈张亮却因为父亲的关系,至今仍含冤九泉,没人给她一个正确的说法。

研究项英的专家王辅一也否定了项英“怒杀”妻子的说法,他通过详细考证认为:(1)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后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李一氓在谈到有关张亮的情况时说,1938年春,东南分局、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时,张亮找来,项英同她见面交谈过一次,由于项英早已知道张亮1935年春突围时在福建被国民党军俘去,而且俘去后的情况当时无法查清,故没有把她留下,而是给她一些钱让她走了。(2)1998年,有报刊上讲到项英怀疑其妻张亮出卖瞿秋白,一气之下,枪毙了张亮。为查清此事,王辅一当即找到老红军、曾任项英警卫排长的李德和。据他所言,这是根本没有的事。1938年二三月间,项英在南昌着手编组新四军时,张亮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找到东南分局,李德和随项英由军部去分局驻地同张亮会面,他们在一间房子里谈话,小孩由李德和带着在门外玩,大约说了个把钟头,根本没有发生枪毙张亮的事。谈话后,项英到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处去了一下,然后返回军部驻地,此后再没有与张亮见过面。几天后,张亮带着小孩离开那里,她去哪里不清楚。(3)王辅一寻查项英相关的史料中,均未出现所谓项英枪毙其妻张亮的事,走访过许多熟悉项英的老同志,包括原东南分局青年部长、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顾委常委的陈丕显,原新四军军部通信科长、后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胡立教,以及原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的杨明、邓旭初、王征明等,他们均讲没有听说项英杀妻之事。

但这里显然还有一个谜没有弄清楚,就是张亮的“失踪”。不揭开这个谜底,确实让人会有其他猜想。这是史学家还需要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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