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之1939-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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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38年10月下旬武**广州失陷后,战争的特征和国民党区域的状况起了深刻的变化。战事渐次进入一种僵持局面。尤其在1941年12月7日③日本攻击珍珠港后,国民党领导人预料西方盟国能够打败日本,无需中国作进一步的牺牲。毕竟他们已经单独与日本打了四年半仗。因此,他们对与日本人作战,不如对遏制共产党人那么专心致志。共产党人日益增强的势力和地区性的控制,对战后时期的国家统一和稳定呈现了不祥之兆。但是,最重要的是重庆国民党政府发现,它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转的军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恶化过程。这种恶化,到1945年


1938年10月下旬武**广州失陷后,战争的特征和国民党区域的状况起了深刻的变化。战事渐次进入一种僵持局面。尤其在1941年12月7日③日本攻击珍珠港后,国民党领导人预料西方盟国能够打败日本,无需中国作进一步的牺牲。毕竟他们已经单独与日本打了四年半仗。因此,他们对与日本人作战,不如对遏制共产党人那么专心致志。共产党人日益增强的势力和地区性的控制,对战后时期的国家统一和稳定呈现了不祥之兆。但是,最重要的是重庆国民党政府发现,它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转的军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恶化过程。这种恶化,到1945年使它处于虚弱和萎靡不振的状态。


国民党人于1938年10月在武汉战败后并未屈服。这时,日本的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对中国人的抵抗能力估计错了,皇军假如进入内地继续追击那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只会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新战略,着重以政治手段确保对中国的控制。首先,他们巩固自1937年7月以来所占领的地区的控制。当时他们在华北和华中仅有效地控制大约10%的土地——基本上是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铁路和公路沿线地区。他们需要消灭许多小股的抵抗力量,并利用占领区的生产能力为本国经济服务。①


其次,日本人决心拖垮国民党人,直到他们因“内部分裂”而崩溃。②因而,他们在加紧对国民党区经济封锁的同时,开始了一场破坏性的空中战争。1939年春,他们夺取了江西的南昌,切断了重要的浙江-湖南的铁路。11月,他们以一支两栖部队在广东西部的北海登陆,并挺进100英里攻取广西省会南宁。这是对国民党人的一次摧毁性的打击,因为它切断了通向河内的新铁路线,而中国人当时正通过这条铁路线取得足占他们极为需要的进口物资的1/3。其后,1940年9月,日本人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封闭了河内与昆明间的重要铁路线。此后,国民党人依靠新开辟的勉强可以通行的滇缅路、香港(日本人于1941年12月占领)的空运和通往俄国的漫长的队商卡车路,从外部世界取得供给(见图)。


日本人不加区别地空袭军事的和居民的目标。与破坏军事设施和工厂相比,他们的目的更重在使民众在精神上垮掉。实际上在国民党区的所有城市,包括桂林、昆明和西安,都遭到了空袭。然而,重庆遭受空袭最为严重。1939—1941年轰炸了268次,城市大部毁坏,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仅1939年5月大轰炸的头两天,就有4400人死于非命。①


但是,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既非空袭,亦非封锁所能摧毁。确实,重庆民众不屈不挠的意志,在轰炸持续期间一直是坚定的,只是到1941年晚些时候轰炸停止后才有所衰退。封锁未完全收效,部分是因为国民党人在1939年7月已经使从日本占领区运来多数货物的交易合法化,后来又对这种交易积极促进。日本人无法停止这种贸易。他们不可能在中国占领区与未占领区间二千多英里边界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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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


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1700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150人就有一名医生。另有28000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1938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在伤口上蠕动。”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国很少看到跛子。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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