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毛挺蒋:不可思议的现象 zt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种现象,有一部分人专门在网上挺蒋骂毛。而且骂毛的人,基本上都有挺蒋倾向。这些骂毛的人,多数属于过去认为家庭出身不好现在退休了的人,还有一些人是高校里文科专业思想右倾的知识分子。他们有时间在网上天天发表骂毛言论。一位叫杨恒均的资深学者,在他的一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博文中谈到了在海外工作时与一些人士交往后的体会。发现在海外的意义人士,十之有六属于过去所说的出身不好的人。而我也发现了这一问题,见本人的另篇博文《骂毛部落:打着民主大旗的地主后人》。在高校文科知识分子中,多是教授政治学,法律,文学等专业,思想观念全盘美国化的人。

当今这社会,在网络上没有不可骂不可挺的人。如果言之有理,无可非议。问题是,有些人为了政治煽动,完全以政治观念

判断是非。只要能达到政治目的,宁可不认事实,不讲道理。那怕乱骂一起。无需以理服人,骂人就是战斗。这就是在网络评论中,难见讲理的,多是骂人的这种怪现象的原因。

我觉得,做为后来者,没有必要对历史人物,挺谁骂谁,客观评价就行了。也没有必要为谁隐瞒错误。此二人都曾做过中国的领导人,我相信一个起码的道理,做为领导人他们都想把中国治理好,而不是想治理的更差。只是思路不同罢了。坐在那个位位上的人,肯定比一般的人更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比今天在这里坐而论道的人,责任更大,压力更大。他们肯定也比今天的书生更有本领。不然不可能在乱世当中,成为领袖人物,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

也正因为如此,我看待中国历史上的领袖人物,多是正面看待,很少批判。这包括我对历朝历代的封建皇帝,也是这个态度。我从来不拜佛,不信道,但看到这些皇帝的画像,我都要拜一拜。因为他们都曾是民王,都为这个国家和民族操劳了很多,做了很多贡献。这包括慈禧太后,近代史上我们一直在骂她,但我不仇恨这个人。在中国最衰弱的时候,一个女人独撑一个即将垮塌的中国,实在不容易。我唯一不拜的封建皇帝是成吉思汗,因为他只是蒙古帝国的可汗,没有当过中国人的领袖,而且杀害了很多人。但我拜他的孙子忽必烈,因为忽必列结束了战乱,成了中国人的领袖,也尊崇中国文化。他代表了当时的中国,也在保护中国人的利益。

当然,这不等于我同意他们当政时的思想观念,政治路线。因为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观念评判过去的历史。这些封建皇帝,没有处在当代,不可能有当代人的思想和观念。用现在的观念批判他们,没有今天人的先进思想,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批判。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历史,他们怎么可能按照今天的思想治理国家呢。

今天的一些书生,喜欢用现在的观念批判古人。这种批判好像是跨越时空的叫骂,让人感觉像是傻瓜蛋。古人,或者过去的人,怎么可能有今天的思想观念?如果你是这么叫骂,我说不用骂了,没有一个古人会有今天的思想观念。用现在的观念看,没有一个古人是正确的,过去的全是错误的。有必要批判吗?

不要说这只是个别书生习惯于跨越时空叫骂,这是今天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比如,很多人就是在跨越时空骂孔子。因此我觉得,今天很多知识分子病的不轻。竟然胆敢用今天的观念,给2500年前的孔子上课,说他什么错了。他当时能倡导民本思想就不错了,怎么能苛求2500年前的孔夫子,应有今天的民主思想。

我从不会用跨越时空的观念看待古人、过往的人。从历史的实际出发评价历史,可能才是切合历史实际的。而且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国家领导人不是想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然而每个人都有历史的局限,都有观念的局限,都受制于社会现状,都会犯错误。

我不仅是如此看待毛泽东,也是以同样的观念看待慈禧太后和蒋介石。前面说了慈禧,再来说蒋介石。老蒋年纪轻轻就能当国家元首,肯定是有能力的。让那么多的大军阀放弃纷争,认可一个年轻小伙子当国家元首,没有本事怎么可能。蒋介石结束军阀混战,对中华民族是有贡献的。面对日本侵华,肯定最受煎熬的是作为国家领袖的蒋介石。他的消极抵抗,不是说不想抗日,而是缺少胆略。

这就是我对历史上的领袖人物的基本看法。但今天的小右们对待毛泽东却不是这样。他们有意识的妖魔化毛泽东。有些观点和看法,根本是缺少常理的,缺少逻辑的。比如,他们将三年自然灾害说成是毛泽东有意杀害中国人。天天说着这种连鬼都难以相信的话。只有带有政治目的的人,才会这样有意识的妖魔化毛泽东。

毛泽东能打败蒋介石,完全是民意。如果没有民意的支持,不可能开始只有五六千人的队伍,就可以迅速发展壮大,在解放战争中,一年便打败了有美国支持,有强大军队和国家财力支撑的蒋介石。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规律。蒋介石完全是因为失去了民心,才丢了天下的。我不明白,为何今天一些人要挺蒋反毛?

蒋介石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来控制中国经济,将整个中国经济变成了自己的家族企业。这大概是天底下最肆无忌惮的腐败。这在在国际上很少见。

蒋完全是靠富人阶层统治中国,因此他不可能搞土地改革,得到下层人民的支持。这个政权仅代表富人利益,而不能代表穷人利益。这是他失去民心的根本。

蒋介石做为国家领导人及以后到台湾执政,当政几十年,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民意选举。他一直都是以国民党的领袖来行使权力的。无论是民国时期的议会,或是到台湾后的立法院,即使形式上的选举,他都没有经历过。这样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上很少见。

蒋介石从来没有想过实行民主政治。抗战结束后,他拒绝以议会政治的形式,与共产党合作执政,逼着共产党只好与国民党一决雌雄。

蒋介石公开的与黑社会组织青红帮、竹联帮结盟,从事暗杀活动。这样的政权很少见。

蒋介石在退守大陆时,将杨虎城一家有罪无罪全部杀害。在重庆渣滓洞,将年仅9岁的小萝卜头也要杀害。这怎么也不像一个政府或者政党应该做的事情。怎么能比黑社会组织还要残忍。

蒋介石的军队中像孙殿英盗墓,无能,无耻的军官比比皆是。青海的马步芳更是残忍加无耻。在大陆时,他曾公开说:“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部属的妻女,自己家族的胞妹、侄女、兄嫂、弟媳,都难逃他的魔爪。见《马步芳曾蹂躏5000女子 兄嫂侄女都不放过(图)》。至于娶小老婆不是个别现象,而只是娶了多少的问题。如此的军队,政党今天还有人挺他,真不知道理何在。

蒋介石到台湾,实行了几十年的军事戒严。这么长时间的戒严在国际上很少见。

蒋介石在大陆因失去民心丢了江山,到台湾因为独裁丢了江山。这种因为独裁而输得净光的执政党,在国际上很少见。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都投靠美国。他们基本上都信仰了***,做为国家领导人这样的示范效应,会冲击中国人的基本信仰。起码与中国普通老百姓信佛信道的文化观念格格不入。他们倡导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富人政治。这个政权是由一批高高在上的精英人物,来统治一个人民是贫苦百姓的国家,远离中的国社会现实和民众利益。因此他被群众抛弃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在毛泽东面前,一年时间便丢了江山。可以说完全是被人民抛弃的。六十年前便被人民抛弃了,今天却有人为蒋叫魂,要挺蒋,我实在找不出来一点理由来。大概只有一种解释,与蒋感情亲近罢了。

有些人骂毛,现在主要是拿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说事。然而他们从来不提,在蒋介石时期这样的灾害几乎年年发生,死人更多。他们也不说,正是毛泽东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经常饿死人的历史。有目的的掩盖蒋介石时代的社会丑恶,有意识的夸大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人被说成是毛的屠杀,民国时期饿死2亿人,从不说蒋介石有没有责任。

这是在做有目的的政治煽动,而不是客观的评价和分析历史。而我想说的就是,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要讲求一个客观公正。别为了政治煽动,夸大毛的错误,掩盖蒋的问题。失去客观公正,就会失去信誉。今天中国的一些小右言论,之所以让人觉得不可信,就是带有倾向性的言论太多。长此以往,小右们将会彻底失去人们的信任。只好以在网上骂人发泄不满了。

今天,小右们已经给人留下了说话偏激,观念偏执,爱说谎话,经常骂人的印象。在这样下去,这些人的信誉将会不断下降。

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大旱灾,经常大规模的饿死人。在陕西,如果有人浪费了粮食,老人们常说,这是造孽,不知道民国十八年年馑有多苦。以后我查了县志资料,不敢看。当年是成批成批的饿死人,县城附近的沟里扔的都是尸体。以后扔死尸的人都没有了。“易子相食”,这个成语现在很多人不知什么意思。就是吃自己的孩子,于心不忍,相互交换,杀孩子吃。这种记录,在北方的县志中常常出现。

我看了一个网上的资料,1928年到1930年大旱,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此前的1877年和1901年,发生过同样两次大旱灾,情况类似。基本上是每隔二十多年,便是一次大旱灾,先饿死再瘟疫,一次大旱死亡30%以上的人口。而据我看中国人口史,河南和山东两个人口大省,干旱大灾比陕西更多。这就是山东人闯关东的原因。河南人过去经常逃荒要饭,因此你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河南人的聚居区。

依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统计,“中国每6年有一次农业失败,每12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2200多年间,中国共计有1621次大水灾,1392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和水灾同时出现”。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挣个温饱就不错了,一遇凶年,转眼间就会衣食无着,难以为生。随着自然灾害频繁地出现,人们时常遭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

中国过去经常发生大旱灾,不是因为什么民主问题,也不是什么专制问题。而是由气候和地理条件决定的。中国是季风气候,最容易产生气候异常,大旱大涝。再看看世界地形图,就知道中国北方是地球上最荒凉的地方之一,但却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人口多,耕地少,一有干旱就会造成粮食短缺。三年自然灾害时,中国刚解放十年时间,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发生五十年不遇,连续三年的大旱灾后,想要不饿死人可能很难做到。

根据部分已有资料统计民国时期的大饥荒主要有: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 、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 、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 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 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 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 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死亡人数不详。

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 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死亡人数不详 。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让我们就近从民国看吧。那时的饥荒可谓家常便饭,无日无之。据出生在中国的米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因为例子实在太多太多,这里只讲几个的故事,读者可以和传说中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惨状做个对比。

1929年,23岁的堪萨斯青年埃得加·斯诺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这里没有兵燹,可以说是安宁平和,也可以说是——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连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骨头脆如蛋壳。所见尽是些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的活尸首:“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把什么都卖了——房上的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饥饿的人们无力走出纵横千里的饥饿圈,只好卖儿女卖婆姨卖自己。佳县黄河岸边渡口是卖人的市场,陕北人向山西人卖自己的亲骨肉。骨瘦如柴的男女老少黑压压一片,没有哭泣,没有离愁,只有刻骨剜心的饥饿,阴森的死亡之气把他们吓住了,都盼望快有人来把自己领走。卖不出去的人就地饿死在那里,最后连人贩子也饿死了。而后来者又黑压压地来到尸体边继续等死。很多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这就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华北西北大饥荒的一角。[1]

斯诺在西北看到,大量最好的土地上都种上了鸦片,国民政府对灾民漠不关心。地狱般的经历,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觉醒点”。他从这里认识了人间的真相,转而开始为中国的命运大声疾呼。

1936-1937年和平的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灾区的情况总是相似的,只说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2]

1942年,是抗战的对峙时期。“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蒋介石不信河南有灾,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在河南成为新闻盲区的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 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里赤地。

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令他愤慨的是,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有剩余物资,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

1943年3月,他的报道通过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将白修德解职,被拒绝。白修德回到重庆后,重庆政府称他撒谎、搞亲共宣传,致使他回到米国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64年,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补充一句,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被处决,罪名是“泄露机密”。[3]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五十年代中期死亡率约为1.7%,“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2-3%。按照侯杨方的研究(《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中国人口科学 2003年05期),民国时期人口死亡率为2.5-3.3%,最高年份和一般年份的8%的差值对应的300-400万人,正好是一次大规模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在网上还查到1936年的死亡率为2.76%,以及各地的统计数据,大致也在2.0-4.0%之间。[4] 可以说民国时期正常年份的死亡率,相当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而世界同期的数据为1936-1938年2.4-2.7%。发达国家1.1-2.1%,发展中国家2.0-3.5%。 1946-1948年2.2-2.5%,发达国家1.0-1.8%,发展中国家1.7-3.5%。(数据见《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575)由此可见,民国时代中国的死亡率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正常”水平。

20世纪50年代世界平均人口死亡率是1.85%,1970-1975年1.3%,发达国家0.9%,发展中国家1.4%,中国0.8%。(以上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国的数据来自蒋正华的计算)。可见,中国人口死亡率在50年代还是世界平均水平,而到了70年代以后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

1912年中国人口已达4.43亿,1949年人口5.4亿。在人口的自然增长方面,这38年间当不低于每年1000万人,因为1950年代每年增长约1300万,而民国期间的生育率大于建国初期。这样,民国期间除去战争原因,每年净增长的人口当不下于840万人,1912年到1949年的38年间就是3.2亿人。也就是说,除去战争死亡,如果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我国总人口应不低于7.6亿人,但是实际上只达到了5.4亿,也就是说,民国38年间,除去战争原因,估计有2亿以上人口非正常死亡,死亡的原因是恶劣的生活条件。

1949年前的中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比今天的非洲只高5岁。1969年后中国的人均寿命70多岁,比同期印度高14岁。

从乏味的数据可以作出总结:解放前我国的死亡率很高,和发展中国家一般情况一致,解放后死亡率逐渐下降,到七十年代末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度跌回解放前的状态。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医疗卫生条件改善降低了“三年自然灾害”前后的死亡率,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大部分时候解决了艾奇逊所说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无法解决的温饱问题,也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及以后的时间里中国仅有这么一次大规模饥荒。拿三年自然灾害的数据,骂毛挺蒋,说不过去。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