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以革命的名义-浅谈电影《牛虻》与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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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青春   [img]http://pic.itiexue.net/pics/2008_9_16_15727_7915727.jpg[/img]         就义 [img]http://pic.itiexue.net/pics/2008_9_16_15719_7915719.jpg[/img] 雪莱曾经说过,“历史,是刻在时间记忆上的一首回旋诗”。然而,回顾上两个世纪的历史,在那些以革命为时代主旋律的岁月中,我们所感受更多的却不是诗人似的浪漫,而是近乎血雨腥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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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曾经说过,“历史,是刻在时间记忆上的一首回旋诗”。然而,回顾上两个世纪的历史,在那些以革命为时代主旋律的岁月中,我们所感受更多的却不是诗人似的浪漫,而是近乎血雨腥风的残酷。革命,尽管现在的人们习惯用玫瑰色的崇高字眼去装点诠释它,但在19、20世纪之交,暴力和正义却是它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要素。“武器的批判”这种的说法本身的浪漫并不能掩饰人们为实践其而书就的历史的血腥,而“批判的武器”的存在却有效的保卫了“武器的批判”不被批判。

1917年11月7日晚,伴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大炮的怒吼和布尔什维克攻克冬宫那震天的“乌拉”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在彼得格勒正式宣告成立。经过数年残酷的内战,从“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借助契卡等红色暴力机构,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日趋完善和强大。在革命的名义下,电影和书籍,都成了批判或者捍卫“武器的批判”的有效武器。

1897年,在挚友斯捷普尼亚克的建议下,定居英国的爱尔兰作家埃塞尔伏尼契以19世纪30、40年代的意大利为背景,完成了她的长篇小说《牛虻》。小说在英美两国正式发行问世之初,因其中所包含的某些强烈的宗教批判语言而被视为渎神作品,反响平平。然而,在成立之后的苏联,《牛虻》一书却被当作为革命者英雄主义的赞美诗而倍受布尔什维克治下的青年男女的推崇。1955年,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将小说搬上银幕。拍摄后的电影《牛虻》同样受到了好评并被授予了苏联最高荣誉列宁勋章。同年,当得知《牛虻》的作者埃塞尔伏尼契仍然健并业已移居美国时,热情而又富于浪漫主义精神的苏联人不仅送她丰厚的版税,甚至将器材带进她简陋的居处,为她专门放映了这部根据她的原著改编的电影。

如果抛开时代因素仅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欣赏,《牛虻》无疑称得上一部黑白时代杰出的革命之作,在五十年代的苏联和中国,它被誉为整整一代青年的精神食粮。从影片的制作班底来说,总导演法英齐姆密尔曾制导过《雾都孤儿》等著名影片,经验丰富。为电影作曲的是大名鼎鼎的钢琴家、作曲家,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及列宁勋章获得者肖斯塔科维奇。改编剧本则出自著名作家加勃里洛维奇之手。从演员阵容来看,亚瑟的扮演者是当时初出茅庐的斯特里席诺夫,他在这部影片中的精湛表演使他不仅一跃成为蜚声苏联影坛的明星,也使无数中国电影观众成为了的忠实影迷。他与中国影迷间通信甚至被当作中苏友谊的象征登上了《共青团真理报》。 女主角琼玛的扮演者是妩媚动人的斯特里席诺娃。在开朗烂漫的琼玛和娴静端庄的波拉夫人这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一体化角色之间,她对人物个性的把握堪称精准。密得维杰夫在片中出演年轻的革命家波拉,他的戏份虽然不多,但他那热情澎湃的革命演说却奠定了整部影片的政治基调。为了让影片的主题更加符合正统意义上的革命,编剧加勃里洛维奇在小说蓝本的基础上作了大量改动。牛虻的形象被完美化了,他的倔强成了对革命的执著,他与吉普赛姑娘绮达的感情纠葛被整个删除。小说中很多虚写的场景比如亚平宁山区的起义,在电影中被写实化。波拉的演说被赋予了更多的革命的元素。为了摆脱个人主义的阴影,突出与群众结合的特点,电影的主要场景也不象小说所描述的那样围绕角色间谈话时的私人场所展开,而是被移到了民众聚集的地方比如集市和旅馆。最大的改动来自对蒙泰尼里这个角色的塑造,他在牛虻死后那哀痛的心语被改成了对天主的控诉。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作为一部被定义为革命作品的影片,宣传和赞美革命是它天赋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改动都是必要而且必须的。然而,当读完《牛虻》掩上小说的扉页,再越过数十年的时光去欣赏这部影片时,我却感到了一种陌生。这种陌生感并不体现在那个年代的演员演技上某些特有的舞台剧似的夸张上,也不完全体现在电影对角色定位的脸谱式的板刻上。而是在对小说主题的理解和把握上。我很怀疑,难道《牛虻》真是一部以革命为主题的小说吗?

诚然,几乎在《牛虻》每一个中文译本的序言里,译者都会以几近虔诚的笔墨把牛虻描绘成一个无畏的革命者,一个甘为意大利的独立和自由奉献生命的殉教徒。赞美反宗教和反压迫的革命也常被诠释为这部小说的宗旨。但是,考察伏尼契的生平,我们可以发现,她并不是一个革命者。她同情流亡的革命者并不遗余力的帮助他们,甚至选择了波兰流亡革命者米哈伊尔作为终生伴侣。但终其一生,她并未参加任何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从伏尼契所接触的人来看,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革命者都与她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但自始至终,她没有表现出对哪种政治见解的特别偏好。翻遍《牛虻》一书,我们却看不到任何一处有比较明确的对某种政治主张的描述。作为一个富于同情心的善良女性,伏尼契甚至在小说中直接表达了对暴力的不满。《牛虻》一书中,在琼玛和牛虻讨论革命方式时,她借琼玛之口说道“我们真正需要改革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无知的人们习惯见到流血,这不是提升他们赋予生命价值的方式”。与此相应,小说没有任何渲染暴力行为之处。此外,在书的最后一部分,当被捕后的牛虻试图出逃时,他选定的那条路线的的理由是不会因此危及看守的性命。

非暴力并不是《牛虻》中所表露的作者的见解与革命原定义的唯一分歧。在塑造牛虻这个角色时,伏尼契将人们对他的钦佩与尊重归结为他的个人魅力而不是他奉行的政治主张。在整部小说中,打动人心的更多是牛虻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而非革命行为。在描述牛虻种种革命行为的动机时,伏尼契通过牛虻之口直白的表示“我的生命除了和教士斗争别无他用”。牛虻不过是把革命当成向夺走他所敬爱的父亲蒙太尼里虚伪的宗教报复斗争的工具,他是一个基督山伯爵似的复仇者,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当然,很多时候,革命与复仇时并不矛盾的,革命本身也就意味对反革命的一切的复仇,但在许多场合下,革命者和复仇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巨大鸿沟。对于牛虻,当革命不妨碍他向夺走父爱的宗教复仇时,他是一个合格甚至优秀的革命者,而一旦革命的策略有碍他的复仇事业,他每每表现出抵制乃至拒绝心态。比如文中的琼玛以委员会的名义提醒他行文的笔调过于尖酸刻薄可能会导致“得罪自由党,而且城市工人也许会撤回给予我们的道义支持”时,牛虻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他甚至略带戏噱的说出了“委员会自己所宠爱的教士——‘真理’就是一只狗,必须把它关在狗窝里”之类怀有严重反讽意味的话。在复仇意志支配下的牛虻时常显得我行我素,革命所强调的原则或者纪律对他而言只是俗不可耐的约束。无疑,与电影所试图表达的观点一样,小说中的牛虻对革命是忠诚的。但这种忠诚只是他高尚的个人品质的自然延续,而不是出自他对革命意义的深刻理解。牛虻的复仇意志集中体现在他临刑前面对蒙太尼里坦白自己身份后那满腔怨恨的一番话中。“Padre,您的上帝是一个骗子。他的创伤是假的。他的痛苦全是做戏!我才有权赢得您的心!”他拒绝了蒙太尼里的任何妥协,执意要蒙太尼里放弃视逾生命的宗教回归亚瑟父亲的身份,甚至因此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假如他不是把复仇看得比革命更为重要,他本可以接受蒙太尼里的建议,保全自己的生命继续革命事业。当他明白他终究不能从那个“泥塑的东西”那里赢得父亲的爱时,他任性的选择了拒绝被营救。牛虻放弃了生命,同时也就放弃革命。革命本身的意义始终无法逾越牛虻对复仇的渴求。这时的牛虻思想上直接表现出革命与复仇的对立,其身份与其说是革命者,无如说是复仇者。

小说中牛虻的报复心态还表现在他对琼玛的态度上。从开始他就有意冷落琼玛,不惜因此引起马尔蒂尼的反感。当琼玛向他倾诉对当年错怪亚瑟的悔恨时,他并未直接表现出谅解,虽然他吻琼玛手背的方式表现出了他内心对过往误解的宽恕,但事后他在看到琼玛所珍藏的亚瑟照片时,仍用“就是你害死的那个人吗?”这类话语来触伤琼玛的心。在知道琼玛依然眷恋着亚瑟的情况下,牛虻这些话的目的很明显不完全是为掩饰自己的身份,他也并非不知道承认自己就是亚瑟对革命事业有利而无害,他这类举止更象恋人间的负气所为,是对琼玛的感情报复。当然,我们必须看到,牛虻复仇意志的根源却是爱---对琼玛,对蒙太尼里。他爱自己的父亲,所以痛恨禁锢了自己父亲人性的宗教,痛恨父亲不敢直面现实的软弱。他爱琼玛,并因此嫉妒过波拉甚至还有马尔帝尼,所以他不愿坦白身份而宁愿看着回忆所带给琼玛的那一丝痛苦。也正是这种爱,使牛虻在复仇之路上得以保持着最大的理性,而不至于在仇恨的驱使下成为狄更斯笔下得伐石太太一那样嗜血的魔鬼。

伏尼契笔下的牛虻就是在这种爱恨交织的情感下以个性复杂的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从伏尼契的行文来看,她受莎士比亚的影响很深。文中的牛虻甚至经常大段的引用莎剧中的原文。从到、《罗密欧与朱丽叶》、《奥瑟罗》,“报复”是莎士比亚众多优秀悲剧解不开的情节。这种悲情复仇的作品构局方式无疑对伏尼契会有很大影响。解读小说,我们看到的是: 牛虻,一个身上有着邓蒂斯式的坚韧果敢、哈姆雷特式的理性光芒、普罗米修斯式的自我牺牲精神的殉道者。他的人生,就是一个青春戛然终止于17岁的柔弱青年在经历了数年炼狱般的生活磨练之后,怀着不曾死去的年轻人特有的任性、固执和自负在复仇的意志驱使下,以革命的名义向他所热爱和憎恨的一切斗争并最终走向毁灭的过程。正如挥舞着长枪向被自己当成魔鬼的风车挑战的唐吉珂德一样,当牛虻从苦难中抬头决意以革命为手段挥舞着复仇的长枪向十字架上那个扭曲一切的灵魂挑战时,他的悲剧命运也就被决定了----子弹可以射穿敌人的心脏,仇恨却无法颠覆夺走了他几乎全部父爱的宗教意志。于是绝望中的牛虻走上了刑场,留给我们一个无畏者的孤独背影。与电影中那激昂的结局不同,小说中的牛虻将最后的爱和宽恕呈给琼玛,而这爱和宽恕带给琼玛的却是报复意义上泪水。绮达离开了,蒙太尼里死去了,琼玛心碎了。这样残酷的结局是否意味着伏尼契在向我们警示什么呢?

基于以上几点,我们可以肯定,《牛虻》一书其基本框架应该是一个悲剧式复仇故事,换句话说,复仇是牛虻一书的骨架,而革命不过是其叙事背景。 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牛虻》都被当作一本革命小说呢?这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将革命视为圣洁理想指导下崇高的精神追求和神圣的实践行为,有意忽视引起革命行为的物质和精神动机---这些动机很可能不是那么高尚甚至有悖革命理想的。电影《牛虻》对小说改编也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为激励更多的热血青年自觉献身革命,于是,牛虻,一个革命名义下的复仇者,在革命的名义下被改造为一个手执复仇利刃的革命者。

“革命是不朽的”,1967年10月,当切格瓦拉被玻利维亚政府军俘获时,面对行刑队的枪口,他大义凛然的留下这句话。但是革命之后呢?几乎在格瓦拉殉难的同时,身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领袖的勃涅日涅夫告诉自己的弟弟“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

1991年12月25日晚,随着苏联最后一任领袖戈尔巴乔夫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辞职,在克林姆林宫上空飘扬了69个春秋、几代人熟悉的苏联国旗落下了。镰刀斧头的光荣图腾、保尔柯察金的神圣理想、恰巴耶夫的矫健身姿、卓娅和舒拉的童年故事,一切都随着涅瓦河水消失在那笼罩着俄罗斯大地、无边无际的苍茫夜色中。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除了我这样的历史拾荒者,又有谁还会记得数十年前黑白银幕上牛虻那坚毅的面孔?青山遮不住,纵使拥有革命的名义,一切都仍将随雨打风吹去。

青春是青年用固执和任性祭奠理想后回荡在苍老岁月中的挽歌。

革命是先行者用用热血和生命叩击黑暗现实那不绝如缕的回声。

青春是短暂的,革命是不朽的。没有革命的名义,那走下银幕活在白纸黑字间青春不再的牛虻依旧是永恒。

本文内容于 2008-9-16 16:16:15 被趴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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