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 姜 维

看姜维,往往会让我想起豫让,春秋侠烈之风的代表。豫让原是晋大夫智伯的门客,智伯被政敌赵襄子所杀,豫让吞炭纹身髡发漆面欲为智伯报仇,两次行刺赵襄子却都没成功。襄子问他:"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慨然道:"我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当国士报之。"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司马迁安排了赵襄子为这个回答"喟然叹息而泣",到了他的《报任少卿书》他写了另外一句话,一句流传千古、气冲牛斗的话:"士为知己者死"。


这里不再仅仅是门客与主人、臣子与国君的关系。俞伯牙是瑶琴圣手,钟子期是一介樵夫,但只为了一声"高山流水"的赞叹,音乐大家为山野村夫砸了琴。无论是黄发还是垂髫,无论是位卑还是官盛,甚至哪怕你已过了奈何桥,在豫让心里,在司马迁心里,在一切配得上"士"这个称号的人的心里,"知己"二字永恒的重量让天地间的一切都显得黯然无光。


还有一种说法是"士为知己者用",这其中的区别并不大,用也好,死也罢,其背后都是同一股热血翻涌,真正的"士"不会在乎他是被用还是驱死,只要目的是为了"知己",他的选择就是九死不悔。


"士为知己者死",纵观姜维一生,正是这句话最忠实的注脚。


刘备白帝托孤时对阿斗说:"汝事丞相如父。"而事实上后主与诸葛亮之间却远无"相父"一词表面的亲近,可能是毕竟有着君臣的界限,也可能是个性不合,却不想,六年后,48岁的诸葛亮遇上了年方27岁的姜维,那年是建兴八年,是姜维乃至整个蜀汉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姜维以魏国降将的身份投效了诸葛亮,两人一见如故,既打消了姜维原先不得已而降蜀的勉强,也引发了诸葛亮对培养后备力量的心愿。《三国志》中记载:诸葛亮多次在给蒋琬、张裔等朝廷重臣的书信中称述姜维,这对品评人物向来谨慎,绝少美誉的诸葛亮之词的诸葛亮而言是极为罕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更是把这种信重之情加以敷衍,让诸葛亮在处遇时便有"教授平生所学"的感慨;临终时又托付兵书,谆谆相嘱。元《三国志白话》则明点出"维拜武侯为父",以至使的明朝散文大家李贽批点姜维"又一孔明",称其为诸葛精神的传人。而直至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他的独子诸葛瞻也还只是个不经人事的8岁孩童,因此,可以说是这种情如父子的关系奠定了蜀汉军政两代领袖之间的信契。诸葛亮发现人才:把姜维从魏国边境的一个微末将领的地位提升为辅汉将军,当阳亭侯;培养人才:此后6年北伐中,任姜维为中护军,时有共商军中大事的采决;重用人才,把蜀汉三军的重担交付给羁旅中归降的姜维,而那年姜维也不过33岁。诸葛亮的识才、爱才、信才、用才勾划出"知己"二字的全部意蕴,再加之亲如父子,密如师徒的感情交织,使姜维把整个后半人生义无返顾交付给诸葛亮的夙愿:收复中原。


姜维是士,因此,他在摇摇欲坠的王朝里独力苦苦支持大局;在浮华的世俗里守者清素的本心,忍着得志小人的颐指气使;受着昏君莫名的冤屈。悲愤难耐了,引兵退往沓中去屯田,原离你们的构恶和怀疑总可以了吧。他忽略,或者说是根本没考虑过一条道路--权臣的道路。


刘禅的才能不如周成王,刘禅的风骨不如高贵乡公,他的君权被诸葛亮架空了十二年之后,蜀汉的政治土壤上是极容易诞生出又一个周公,又一个伊尹的;或者又一个曹操,又一个司马昭的。而放眼朝野内外,有名望,有实权,有地位,有兵势,除了姜维亦不做第二人想;况且他本是魏人,迫不得已而降蜀,进则拥兵自立,退则挟天子以令诸侯,远有曹操,近有司马,鲜活的例子就在眼前,但姜维,到底还是没有这么做。为了他心中的士道,更为了"知己"二字。于是,他为了一句褪色的遗言九伐中原,而放任朝中大权于不顾;他为了一个腐朽的王国呕心沥血,却招来穷兵黩武的责难;他为了一腔热血酬答知己的热血,苦心经营,反落得身死宗灭的下场。姜维的北伐动力和诸葛亮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他生长在曹魏统治较为稳定的北方,刘汉的正统观念也相形淡漠,蜀国政权于他并没有特殊的恩典,刘家宗室于他也缺乏休戚相关的命脉维系。诸葛亮是创业者,他不过是个守成者,守成对他而言是尽为人臣子的本分,更是为士为知己的报恩。姜维最明确而最坚定的目标是为诸葛亮遂愿,而非为蜀汉江山立业,他效忠蜀汉很大程度只因为诸葛亮在蜀汉。由是,他的九伐中原,石营勒兵无可避免地带上了异化的机械性。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到了最后,行为的全部意义幻化在了过程中,而行为的真正目的却忽略为虚无。我有时会想,如果姜维真能实现诸葛亮的夙愿,克服中原,一统天下,那么此后他又将如何定位自己,他始终把自己置于诸葛亮的精神支柱下,在自身的生命中打下了非己性的深刻烙印,一旦支柱消失了,烙印褪除了,他将何去何从,清末大儒王静庵先生激起的水声犹在时空中回响,象征着为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的殉葬。因此我又庆幸,姜维到底没有实现诸葛亮的愿望,这是一个王朝,一个政权,一个信念的不幸,但却是姜维本人不幸命运的大幸。


老子有两句很著名的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天水城外,受到卧龙赏识,得蒙知遇之恩的姜维是幸运的,他得以开始能展示自身的才能,真正踏上前景灿烂的仕途;但那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姜维没有意识到,这种幸运将堆积成一种大不幸,使他走上了一条悲惨的不归路。炎兴元年,蜀汉亡国。刘禅敕命,姜维不得已而降魏奖钟会,伪与联结,意欲复国。史载,他与钟会出则同车,坐则同席,把酒言欢,情爱日密。只是,谁也无法知道,在着背后姜维真正的心情。他不为自己成了亡国之将而沮丧,反是因为辜负诸葛亮的信托而惭伤;他不会为忠义二字就那么简单地杀身成仁,他记住的是一句话:将以有为也——蜀汉虽亡,但他肩上的重托并没有消失,他的奋斗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于是,他写密表给后主:臣定使日月幽而复明,社稷危而转安,这不仅是向后主的承诺,更是他坚持士道的宣言。"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足以解释此后姜维的一切行为。他不会投降,不去退隐,不能自杀。北地王在祖庙自尽,那只是凭着血气之勇的逃避;郤正在舞筵前落泪,那也不过是故作姿态的感伤,逃有什么用,哭有什么用?!蜀汉亡了,几滴血,,几点泪,就能令它复国吗?当然不能!姜维深深意识到这点,他要的不是虚名的忠烈,他该做的是如何去酬答知己的愿望。囚禁邓艾,巧说钟会,他选择了最艰险难行的方法,成则名扬千古,败则身死宗灭,非但身死宗灭,他甚至将被扣上不忠和叛臣的称号,真正的用心良苦却沉埋于邈邈时空。也几乎如此,要不是常璩的《华阳国志》,这段历史将永远沉冤莫白。姜维只犯了一个错,他高估了钟会的能力,结果导致全局失控,钟会的叛乱彻底失败,他的从中取事也因而成了水月镜花。《三国演义》中姜维见大势已去,遂于乱军从中仰天长叹道:“吾计不成乃是天命!”而拔剑自刎。《世说新语》则补充了血淋淋的一笔:维妻子皆伏诛;维死时见剖,胆如斗大。这无疑是整部三国中最悲惨的死法了。但也许姜维宁可选择这样的结局一千次,也决不会选择苟安于世而寿终正寝。江怀庭诗赋姜维:“斗胆尽储亡国恨,九泉应诉武乡侯。”姜维虽未完成诸葛亮的遗愿,但毕竟无愧于心,无愧于知己,无愧于士道,他带着复兴蜀汉的愿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因而,从某种意义而言,蜀汉精神的灭亡并不在后主舆棺出降的刹那,而是在姜维悲壮自刎的瞬间,只不知当他处于生死交界的那个片刻时,他的眼前是否会重又浮现诸葛亮的音容笑貌。


魏晋交替的时期是士风衰微的黑暗时期。几乎就在姜维最后一次兵伐中原的同时,一个不羁的文人集团:竹林七贤冲散了这片黑暗,在史册上重新定义了“风骨”二字。他们是士,可惜他们没有知己可以显示自身价值的沉重,可以把潇洒掺揉入动人心魄的悲壮,依次,他们只能算通脱的名士,不能算负重的侠士。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姜维的起止生活,郤正评论为“清素节约”,这与诸葛亮“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的风格很是相似:他们二人同样位及人臣,却都以俭持身,不靡不奢,这也正应了诸葛亮著名的那句:“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是《诫子书》中的话语,诸葛瞻有否心领不得而知,姜维倒是真正意会了。不久之前,一个朋友对我说:“要不是你偏爱姜维,三国中我真要忽略此人了。”不由心下恻然:伯约何其悲哉!蜀汉后期的重要将领竟不为人知,不为人解。复思之,又不禁哑然暗笑:伯约又有何悲?人生在世,得遇知己,得偿知己,毕生之愿足矣,旁人如何看待又与我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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