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墙黄瓦的内宫中,最为五彩缤纷的要数嫔妃这个层次,好似十里飘香的荷池,个个丽人如朵朵出水芙蓉,亭亭玉立,迎风招展。在中国,民间一直把皇帝拥有的女性称做“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完全是民间的通俗说法,没有什么严格的依据。当你踏进故宫参观时,会发现三宫是由二宫一殿所组成的,即皇帝居住的乾清宫和皇后居住的坤宁宫,加上当中的交泰殿。六院,无此说法,实际只有六宫,即斋宫、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景阳宫和永和宫组成的“东六宫”,储秀宫、翊坤宫、永寿宫、长春宫、咸


福宫和重华宫组成的“西六宫”。七十二妃,没有哪个朝代有此定数。其实,在古代,多把三、六、九看成表示多的虚数,而不是实数,七十二则是三、六、九的高等倍数。故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是根据大概情况敷衍出来的说法,其意思是表示皇帝后宫充盈。


嫔妃的人数、规格、级别,历朝历代多有变化,按照古制设计的后宫制度,以北齐所颁布的《河清新令》最为典型,它分为昭仪、夫人、嫔、世妇、御女五等。


各种等级的嫔妃只是各种形制的花瓶,除了满足君主的淫乐外,没有什么正规的政治权力。


“后宫佳丽三千人”


对风流倜傥的君主,有头有面的后妃不过是少数,在下面还有成千上万的宫女。


秦始皇吞灭六国后,将各国的嫔妃宫女悉数收入,以至“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东汉桓帝贪恋女色,广采宫女达五六千人。晋武帝消灭东吴后,将数千吴宫人纳入自己的掖庭。风流三郎李隆基,也有“后宫佳丽三千人”。明朝内宫的宫女最多时达九千人。清康熙时规定宫女为三百余人,分为秀女和官女子两种。


宫女的来源主要有两个,除了民间选美外,还有没收的罪人妻女。如北魏的文明皇后冯氏,其父冯朗官拜刺史,因犯罪被诛,她被没入宫廷。唐孝明皇后郑氏,早先被造反领袖李纳为侍妾,李败亡后,她被判为宫婢。金元妃李师儿因家族有罪,父母被收入宫籍监,按政府规定,监户的女儿必须入宫。这些罪犯的妻女,入宫后与其他民女没有什么区别,故也无歧视可言。


宫女须接受宫廷教育,以熟悉各种礼仪和技艺。北魏君主让她们学习写字和算术;唐玄宗对她们着重音乐、舞蹈的训练;金章宗请宫教(宫廷教师)教她们读书。授课时,宫教和宫女间以青纱隔开,若有不懂处,宫女把字贴在纱上,宫教在外面解说。


宫女没有正式的名分,她们既非小妾,也不是姘妇,和君主构成了无夫妻名义但合法的奇特性关系。对众多的宫女,君主是应接不暇的,她们只有在偶然的机会里才可能得到承幸。若君主心血来潮,去和一个宫女交欢,由太监记下时间。明朝规定,宫女承恩,必有御赐记物,文书房内侍记录年月日时辰及赐物,倘若有孕,以便核对。


宫女人格低下,系宫中极卑贱的层次,比低级太监略好些,随时有可能遭到凌辱。德龄在《清宫二年记》中说:


我第一次看到受责罚的是一个宫女。她替太后拿袜子的时候,拿了两只两样的。太后发现了立刻大怒,叫另一个宫女,在她左右颊上每边打十掌。这宫女打得不够重,太后看了生气得很,说她们都是好朋友,所以连太后的命令也不听了,于是叫那个挨打的宫女来打这个宫女。我看到这样滑稽的事情,几乎要大声笑出来,但到底忍住了。这天晚上,我问那两个宫女:“你们交换着挨打,心里觉得怎样?”我所以要问她们,就因为看她们一走出太后房间又谈笑如常了。“算不得什么,”她们说,“这种事我们都习惯了,不值得挂在心上。”果然到后来,我也觉得这种事不足为奇了。

宫女入宫,除了极个别被皇帝看上而升迁外,大多数只是听使唤、干各类活计的丫环。有些朝代将她们终生系于宫中,有些朝代在老君主驾崩后放出一批,清宫则规定入宫满十年者放出自由嫁人。大多数宫女是冷落悲惨的,白居易同情地说:“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


行于内外的女官


在几乎都是男人沉浮的宦海中,竟然还有一些数量少得可怜的女官。她们全都集中在宫廷里,陪伴在君王的周围。她们身份特殊,有奇异的二重性,一重类似正常官员,担任某项宫内职务;一重几同嫔妃,可被君主随时占有。


女官一般具有嫔妃的身份,只要君主有闲情逸致,可以和她们任意交欢。宋朝李宸妃初入宫职任司寝,在为真宗铺床叠被时,被拥入绡帐。明朝纪太后早先任女史,旋主管内藏库,宪宗偶去视察,见纪氏应对如流,当即演出了龙凤呈祥。


凡有文才的女官,常被任命负责内宫教育。刘宋韩兰英上献《中兴赋》,被召入宫任博士,教宫人书学。她因学问渊博,且年高有德,受到大家的尊重,被敬称为“韩公”。


女官一般不容许抛头露面,但才华横溢者能被准许破除此例。唐中期的宋若莘、宋若昭、宋若伦、宋若宪、宋若荀五姐妹以才学蜚声于当世,被德宗召入禁中,授以官职。德宗喜诗,每与诗臣唱和,必召五人前来共尽雅兴。德宗给了她们极大的体面,不以妾相待,一直呼为学士。其中宋若昭历仕三朝,人皆称先生,后妃、亲王、公主相见都行以师礼。


女人被视为祸水,在常态下是不准参政的。但当君主无视这一原则时,便会对她们取消限制,甚至授予要务及要职。


在中国历史上职位最高的女官,大约是北齐的陆大姬,她官拜侍中(宰相),权势显赫。她见宫人黄花有幸于后主,遂认为养女,并力荐为弘德夫人。黄花不久生下皇子,使膝下无子的后主有了储嗣。陆大姬为了长保官运,进行了巨大的政治赌博,用诬构的手法把皇后胡氏逼下台,随即帮助黄花母子分别成为皇后和太子。唐朝的上官婉儿也是个人物,她文才颇高,且熟谙政务,受到中宗重用,专掌君主文件,百官奏事多由她裁决。


女官制度是非常畸形的制度,它不是国家的工具,而是君主手中的玩物。


门第的时运


君主在册立皇后及高级嫔妃时对其门第要加以充分考虑,但在招纳一般嫔妃及宫女时则不拘一格。上述情况只是通常现象,若仔细加以观察,便会发现在不同的社会形势下,君主对门当户对的准则有不同的态度,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承平之世与乱世的区别。

承平之世,君主恪守着政治联姻的原则,其具体表现就是门当户对地选择主要配偶。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晋朝,士族成为垄断政权的特殊阶层,为了让自己的统治得到他们的支持,君主将皇后的位置几乎全给了门阀的千金。


武帝杨皇后的祖上四世为三公,惠帝贾皇后的祖父贾逵、父亲贾充两代封侯,惠帝羊皇后的父亲羊玄之由侯晋封为公,明帝庾皇后出身江南大族,成帝杜皇后为著名儒将杜预的曾孙女,康帝褚皇后的祖父褚琛官至安东将军,穆帝何皇后以名家应选,简文帝王皇后的家庭世为冠族,安帝王皇后乃是大名鼎鼎的王羲之的孙女。


除了个别的事出有因外,两晋的皇后都来自名门士族。这种风气,在南北朝一度中落,到隋、唐两代又得到复炽,但程度已不及两晋。士族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占绝对优势的社会势力,由于世袭性的因素及为保障既得利益,他们呈现出无可改变的保守性,从而与君主确保统治秩序的需求一拍即合,双方的婚约,成了双方的政治契约。


在社会不宁的乱世,新起君主的婚姻多转向中下层社会,与上层联姻比较少见。究其原因,是他们的行为冲击了旧有秩序,利益受损的士族和旧官僚很难采取合作态度;另外,他们需要新兴势力的支持帮助,换言之,也就是需要希望实现权力与利益再分配的中下层社会力量的合作。新起君主大多是崛起于中下层社会的豪杰与枭雄,风格潇洒倜傥、落拓不羁,蔑视门第之见,故在婚姻大事上也不拘一格,娶贫家平民者有之,甚至娶娼妓者也有之。


正如聘门阀之女是两晋的特色,将凤冠戴在低贱者头上则是曹魏的特色。开此风气之先的不是别人,正是无天子之名而实胜天子的曹操(追谥为武帝),他封魏王后,所拜的王后是曾堕入烟花的卞氏(追谥为皇后)。曹丕建立魏朝,先以袁绍子袁熙之妻甄氏为后,复又册出身小吏之家的郭氏为后。


曹魏对立后之法的改弦易辙,具有排斥旧势力、开创新局面的政治意义。


立低贱者为后,毕竟是一定形势下的权宜之计,为正统舆论所不容,承受着很大的社会压力。史学家陈寿说:“栈潜之说,足可为帝王之规典。”


宋仁宗欲册立富商女陈氏为皇后,命大臣宋绶草诏,他拒不受命,反而竭力批驳说:“陛下欲以贱者正位中宫,是出尔反尔,与选后宗旨不符!”在群臣的压力下,仁宗被迫收回成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