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石在庐山声明后三次和日本人秘密谈判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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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介石在庐山声明后三次和日本人秘密谈判 第一桩:1938年的“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谈判”。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主动要求同日本进行的“和平交涉”。 1938年夏,宇垣一成大将出任改组后的近卫内阁外相。蒋介石获悉,深感兴趣。因为蒋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宇垣一成曾对他给以照拂而结下友谊。蒋执政后,曾多次派张群去东京、汉城(朝鲜京城)同宇垣一成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鉴于沪宁、徐州失守,日军猛扑武汉,形势严峻,蒋介石命行政院副院长、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于1938年5月电贺宇垣一成就职,张群

介石在庐山声明后三次和日本人秘密谈判


第一桩:1938年的“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谈判”。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主动要求同日本进行的“和平交涉”。


1938年夏,宇垣一成大将出任改组后的近卫内阁外相。蒋介石获悉,深感兴趣。因为蒋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宇垣一成曾对他给以照拂而结下友谊。蒋执政后,曾多次派张群去东京、汉城(朝鲜京城)同宇垣一成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鉴于沪宁、徐州失守,日军猛扑武汉,形势严峻,蒋介石命行政院副院长、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于1938年5月电贺宇垣一成就职,张群说:阁下就任外相“实为极其重要的大事”。“过去多次就东亚问题交换意见。余确信此次阁下定能将一向抱负付诸实施。”宇垣回电说:“余昔日谈及想法意见,今后定当尽最大努力予以实现。”张群再次致电,说:“能让我们进行和平交涉吗?如有此意,可由汪兆铭或者我本人出面接洽。”(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东京1970年版,第1245页。)宇垣答复:“我们期望和平谈判。”“由先生与汪兆铭出面处于第一线,则需慎重考虑。在贵国人士心目中,一听说张群或汪兆铭,会当即认为是亲日派巨头。日本人同您和汪兆铭在交涉前列对话,很容易谈拢。但贵国国民却会谴责这是亲日派干的,他们卖国求荣,反而使交涉陷于不利。”(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6页。)宇垣指名要“与日本关系不深”的新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出面交涉。


6月26日,“宇垣一成、 孔祥熙秘密谈判”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与行政院秘书乔辅三之间在香港举行“预备会议”的形式进行。


这次交涉有两个特点:一是日本宇垣外相要求中国:(一)承认满洲独立;(二)华北、内蒙划为‘特殊地区’;(三)对日赔偿;(四)经济合作,共同开发(中国)资源;(五)在某些地区驻兵;(六)中国接受日本顾问或其他指导者。(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 1247页。)而孔祥熙院长在“满洲独立”问题上对日本做出从无先例的大让步;二是日本试图将7月8日五相会议新决定——“蒋介石下野”作为中国中央政府“屈服的条件”之一(注:五相会议决定:《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1938年7月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493。),强加给中国方面。


《宇垣一成日记》是一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交涉当事人宇垣外相在其日记详细而具体地记述了这次交涉的经过。该日记揭示,孔祥熙“希望和平在汉口失陷前迅速实现”,急切谋求妥协。7月18日, 他回答日本外相如下:


“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间解决。如遇众多政治问题,领事解决不了,接下来再派公使或大使”。


“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


“关于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7页。)


孔祥熙说:在华北设置特殊地区不适宜,中国无力支付对日赔款。


日本要求“蒋介石下野”是这次交涉的焦点问题,也是难于达成妥协的症结。孔祥熙说:“蒋先生果真下野,将由谁人同日本签订条约呢?”他提出一个退让方案: “目前,我本人为行政院院长,居蒋之次席”,“可否由本人以行政院院长负全责而辞职”。至少在履行条约完毕之前,蒋先生依然居于其原有的地位。(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7页。)可是,日本方面断然拒绝。


为了达成妥协,孔祥熙答应乘日本军舰亲自赴长崎与宇垣外相直接会晤。最后,日本陆军强硬派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并以成立“兴亚院”为手段迫使宇垣外相辞职,使这次交涉告吹。


《宇垣一成日记》这份第一手资料确凿地记录孔祥熙答应日本外相:国民政府将悄悄逐步地承认“满洲独立”,“派公使或大使”同伪满建立邦交;国民政府认可日本“共同开发”中国资源和向中国政府派遣顾问;内蒙“特殊化”,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及其代理人对日交涉作出放弃领土、主权的重大退让,难道这是 “正常之举”“并没有错”?


有的“战时正常因应”论者也使用《宇垣一成日记》这份原始资料,但只引日方提出“承认满洲独立”等六项无理要求,却不提《日记》所载孔祥熙在对案作出“派公使或大使”的承诺。(注: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四章《日本诱降与中日秘密接触》,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196页。使用《宇垣一成日记》原始资料又掩盖国民政府面目者不仅这一处。第四章作者引用《宇垣一成日记》资料,却避开张群提名汪兆铭“出面交涉”和宇垣称汪兆铭、张群在中国人看来是“亲日派巨头”,他们出面交涉会被“贵国国民谴责亲日派卖国求荣”两段重要情节。其表述是:“后来宇垣又顾虑张群的亲日名声可能会把事情弄糟,遂又建议改请行政院长孔祥熙出面”。(见该书第194 页)类此改变第一手资料原意而“为国民政府讳”的做法是严谨学风所不宜采取的。)这岂不是“为国民政府讳”吗?


第二桩:1939年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复兴社杜石山与日本萱野长知、小川平吉之间的香港谈判。


1939年1月,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3月4日,他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注:《蒋介石致杜石山》(1939年3月4 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1—612页。)3月16日,宋美龄莅港指导。17日,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柳云龙提出如下条件:(一)平等互让;(二)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三)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四)(日本)撤兵;(五)签订防共协定;(六)中国赞成经济合作;(七)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八)对满洲另行协定。(注:《萱野长知电报》(1939年3月18日),同上书,卷2,第614页。)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日本方面对柳云龙的条件不予置理。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容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注:《小川平吉致东京诸公阁下》(1939年4月8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8—619页。)这个“先决问题”是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将“讨共”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杜石山将小川所提首先讨共的“先决问题”报告宋美龄,宋称可以密约办理。随后,杜致电蒋介石请示,蒋复电“用密约办理”。(注:《杜(石山)氏笔谈》(1939年3月末),《小川平吉关系文书》, 卷2,第615页。)


诡谲的小川试探蒋介石的诚意,指出:“方案内容极为微妙而且秘密,非面晤蒋委员长心腹要人不能详细议谈。”蒋介石听到小川要求派孔祥熙或居正赴港,表现逡巡不前。杜石山搪塞小川:此次交涉乃蒋之“嫡系人物”所秘密进行。柳云龙是蒋委员长姨母之子,直接与蒋以密电联络。且陈诚已派参谋长来港说明对付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山西、陕西两省有70万大军对共军取包围态势,各军校共系学员已悉行驱逐。 5月11日,小川平吉直接致函蒋介石:“当此艰局,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请蒋派要员来港,或允小川偕萱野赴渝聆教。(注:《小川平吉致蒋介石函》(1939年5月11 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24—625页。)


小川密函转到重庆,蒋介石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但事为中国共产党和桂系得悉。中共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注:《杜(石山)氏笔谈》(1939年6月6日及9日),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34、635页。)


当日蒋围绕派遣要员问题纠缠不休之际,汪精卫降日活动已有进展。东京确定实行“倒蒋立汪”政策。9月13日, 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于是,萱野长知10月13日离港,日蒋交涉停顿。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是日本谈判者收集蒋介石在秘密议和中所发大量“密电”及其代理人杜石山与日本人“笔谈”手迹编纂而成的历史文献。它揭示出蒋介石指挥香港谈判诸多秘密活动,内容翔实,具有说服力。这一文献反映出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蒋介石确曾允诺日本谈判对手可以“首先讨伐共产党”,双方“用密约办理”。这是国民党统帅背离他本人向国人庄严宣布国共合作,“共保国家的生命与生存”诺言的铁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揭示蒋介石与敌密谋签订“讨共”密约的历史事实,很值得肯定蒋介石对日议和的研究者深思:所谓“为了结束战争而进行交涉并做出一定妥协并没有错”的论断是否符合实际?显然,“并没有错”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桩:1940年“桐工作”(又称“宋子良工作”)香港、澳门谈判。

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次日蒋“和平交涉”。这里仅简略地列举一些历史事实,来论证蒋介石在敌人提出更为苛刻的亡华计划的情况下,他为谋求妥协是怎样作出重大退让的。


1939年底,日本军部为了摆脱陆军泥足深陷和汪精卫集团难成气候的窘境,重新确立同蒋介石直接交涉的策略。


蒋介石侍从室亲信幕僚唐纵在其日记这样记载:雨农(戴笠)说:日本人“天天在香港寻求中央路线讲和。据敌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谈判,汪逆可以弃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征四郎)可以来重庆”。(注:《唐纵日记》,1940年3月2日条,第115页。)


于是,军统局派曾广冒充“宋子良”在香港同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挂上了钩。日蒋双方持官方证书的代表于1940年3月、6月在香港、澳门进行两轮交涉。

日本代表提出经参谋总长载仁批准的“停战先决条件”:重庆政府应当保证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保证与汪精卫派合作,重新建立中央政府或与中央政府合并;正式调整邦交,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中国承认“满洲国”;日军驻扎于华北、蒙疆要地;华北、长江下游实现日中“经济合作”;在治安恢复后日本始能撤退防共协定以外的兵力。(注:参谋总长载仁:《对实施桐工作的指示》(1940 年2月21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中译本, 第335—337页。)随后,日本方面又增加一条要求:日本在海南岛设置海军基地。


显然,这是比先前两次“和平交涉”更为苛刻的亡华条件。它有两个特点:一是要求“汪蒋合流”;二是将对华军事占领扩大到全国范围,而且长期化、合法化。其实质是:要求蒋介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让日军占领从东北四省、华北、内蒙乃至海南岛的中国国土;听任日本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沦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 《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的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此外,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 “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 )“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此外,重庆代表指出:汪精卫问题“纯为中国内政问题”,无庸列为和平条件之一;绝不承认日军驻兵华北。


日本军部实行以战迫降的故技。日军占领入川门户宜昌;猛烈轰炸重庆;迫使英国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在这种高压之下,蒋介石于6 月22日同意与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举行三人“长沙会谈”,解决中日之间“所有问题”。


此刻,美国“制日援华”动向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反对中途妥协的势头强劲。举棋不定的蒋介石在最后关头决定“暂时搁置”他已同意举行的“长沙会谈”。


蒋介石在“桐工作”交涉中对日退让范围之广泛,性质之严重是空前未有的。同前两次议和中让步相比较:在满洲问题上,由应允“派公使或大使”进一步退让到缔结协定,认可“满洲国”是日本的“保护国”;由同意签订“讨共”密约升格为承诺“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吐口日本“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把“经济合作”地域具体化,同意日本在“华北、长江下游”开发资源;明白表示招聘日本军事、经济顾问;听任“日本臣民”自由地在内地居住和经营……这些重大退让牵涉到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上的大是大非,实为民族大义所不容,极端有害于抗战事业。这表明蒋介石把自己一贯标榜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个字快要丢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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