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辉 原载《炎黄春秋》

愚昧荒诞的历史画面

50年代末形成的个人崇拜,到60年代由林彪推波助澜,进入狂热的“新阶段”。林彪本人在各种公开场合“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以他特有的尖声高呼“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号召人们“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用“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精神超过物质论”武装头脑,做忠于领袖的“好战士”。至“ 文化大革命”中,神州大地被一片浓厚的宗教气氛所笼罩,到处盛行着“早请示”、“晚汇报”,大会小会敬祝“红太阳万寿无疆”,男女齐唱“语录歌”,老少共扭“忠字舞”。

某报1968年4月13日的报道,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历史画面:

“3月23日7点30分,卫生科全体人员迎着初升的红太阳,高唱《东方红》,背《老三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手术室里,四壁挂起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张□□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病人呼吸困难,在场首长立即用毛主席的教导:‘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鼓舞大家很快地查明了原因。……是瘤子上的膜,还是腹膜分不清,党支部书记及时地用毛主席的教导激励他们:千难万难,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不难。他们终于认清了这层是腹膜……”

一家报纸的资深编辑,对个人崇拜时期办报情况做了如下回顾:

“当一版有毛主席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纸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过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几乎,每期报纸都要这样干,报纸版面透视机,直到前几年还保存在军报仓库里”。

今天的人们看来,这些事情是多么不可思议和荒诞可笑!然而确确实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曾以无可奈何或崇高而严肃的心情这样干过的。让后来人永远记住这些愚昧而荒诞的历史画面吧,这就是个人崇拜!

林彪所以走红并非都因骗与受骗

曾几何时,人们把林彪称为“政治骗子”,全党上下讨论“如何识别政治骗子”,结果越讨论越糊涂。究其原因,盖因文不对题。3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可以心平气和地说:林彪并不全是“演戏”,毛泽东也并不全是“受骗”。

建国以后,50年代毛泽东重视林彪,主要出于对军队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考虑。毛泽东历来重视军队,夺取政权年代曾讲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建立全国政权以后,十分重视军队在巩固政权中的作用,军队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十大元帅排名第二的彭德怀,抗美援朝回国以后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不久,毛泽东对彭的工作感到不满意,认为“不懂政治挂帅,经验主义,只习惯老一套”。后来,由于个性不同和某些意见分歧,甚至对彭德怀个人也有所疑虑。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说: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上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5月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十大元帅排名第三的,因养病未担任具体工作的林彪,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给他的任务是,好好养病,准备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出了问题”,林彪作为“援兵”大力支持毛泽东,狠批彭德怀,慷慨激昂地对彭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庐山会议以后,自称没有“野心”的林彪取代彭德怀,于1959年9月17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

进入60年代,毛泽东以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想法,逐渐占主导地位。面对党内许多人“跟不上”,领导人之间在若干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政治局面,毛泽东没有反思自己的主张正确与否,而是归咎于自己的权威被削弱了,认为“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他企图通过加强个人崇拜的办法,进一步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的一系列做法,恰恰符合了毛泽东的意图。

1960年12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并以“决议”形式发全军贯彻。由部队开始,在全国范围掀起“活学活用”的热潮。这一时期,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著作的一些讲话,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顶峰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捷径论”(学毛著“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最高指示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做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以及“活学活用”、“天天读、天天用”、背“老三篇”等等。为“个人崇拜”大造了舆论,其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的恶劣学风,更是祸及全党全国。

党内的有识之士,曾对林彪的这一套错误做法进行了抵制,甚至是公开的批评。主持全军政治工作的罗荣桓元帅,在60年代初“活学活用”刚出笼时,就表示不赞成。他说:“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绝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后来,他又在军委会议上当着林彪的面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难道学几条语录,就能把部队建设好?”林彪当面不吭声,会后却认为罗荣桓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事情反映到中央,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赞成罗荣桓的意见。邓小平 1975年9月在农村工作会议上谈起这段历史时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这个意见。”后来又闹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虽然不认为罗荣桓是“反毛”,但却支持林彪的主张,批示总政“照林彪同志意见办理 ”,并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林彪“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

由于“左”的思想作祟,50年代末搞的“大跃进”带来大损失。为总结经验教训,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七千多人参加,故称七千人大会。面对许多人对中央工作提出批评,毛泽东虽然也号召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并作了自我批评,但内心里并没解决问题,甚至对批评很反感。这从“文革”初期江青曾讲“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可以得到印证。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摸准毛泽东这一心理,为之大唱赞歌。他面对“大跃进”造成的大损失,轻描淡写地说:“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收入”,并极力为毛泽东开脱责任,认为发生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最后林彪提出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公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这个公式不仅把党和革命的一切胜利归于毛泽东个人,而且把毛泽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代表正确方向,夸大为不再需要实践检验,永远正确的真理化身。林彪的与众不同的讲话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怀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对会议参加者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答:我作不出来。在我们党面临困难,应该也有可能清醒些的时候,林彪继续散布个人崇拜的迷雾,为全党正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总结经验教训设置了障碍。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思想立即得到林彪的拥护和响应。林彪一贯自我标榜:“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他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即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实质,用林彪自己的话说,即“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1964年以后又提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抓阶级斗争”,就是“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并表示要“处处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时时突出政治”,“年年突出,永远突出”。林彪还以“突出政治”为标准,把干部分为两大类,“突出政治的”,“就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表示“谁不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

说来也是巧合,林彪的“突出政治”刚提出,在部队内部又受到一位姓罗的抵制。不过不是罗荣桓(他已于1963年12月去世),而是时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罗瑞卿1965年1月9日在军委办公会议上表示:“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军事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之中”,“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同年11月,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诬告罗瑞卿“反党”、“反毛主席”、“逼林彪让贤”。12月2日,毛泽东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有所警惕。”12月8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罗瑞卿“篡军反党”罪行,会后解除了罗瑞卿的总参谋长职务。

然而围绕“突出政治”的争论并未结束,1966年2月,邓小平在全国工交会议上明确表示:“政治挂帅要落实到生产上”。4月,《人民日报》发表三篇由周恩来审定的关于突出政治的社论,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之中”。这些主张,当即被作为“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批判。林彪授意某报于1966年2月3日至4月5日,连续发表7篇“突出政治”的社论。其“五论突出政治”集□□传了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观点:“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一定要坚信不疑,坚决照办。读毛主席的书,不是一般地读书。一般地读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指示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就尤其要执行。毛主席的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至此,创造了极为浓厚的个人崇拜气氛,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林彪本人在一片个人崇拜气氛中,也被涂上神圣的光环,成为“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接班人”,并且载入庄严的党章。当时出版的《林副主席语录》、《林副主席指示》,在“编者的话”中对林彪做了20个“最”的评价:

“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是全国人民最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最紧最紧最紧,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对毛泽东思想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林副主席是全党学习、贯彻、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典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三个口号

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三个口号是“高举”、“突出”和“紧跟”。这三个口号,画龙点睛地体现了个人崇拜的“精髓”。林彪垮台以后,仅仅说林彪的“高举”、“突出”、“紧跟”“是假的”,而不对口号本身进行认真的清理和清算,其影响是难以绝迹的。

关于“高举”:

林彪上台伊始,即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当做口头禅。在他的倡导下,报纸天天登“语录”,文章篇篇引“语录”,大会小会诵“语录”,各种文件顶格印“语录”。后来发展到个别地方买东西、打电话,也要先背一段“语录”。“文革”中,对立的两派搞武斗,更是少不了“打语录仗”。

对于林彪的这一套“高举”,虽有狂热响应者,但不少人有反感,更有少数勇敢的思想先行者当即提出尖锐的批评。如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陆秀兰,写文章指出:“把毛主席语录叫最高指示,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把毛主席说成封建皇帝了”。西北工业大学姜明亮等人,1968年4月上书党中央、毛主席,表示:“马克思主义认为,凡真理都是相对的,……认为一个人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只有在封建社会皇帝被神化后,才出现所谓金口玉言之说”。提意见者虽然惨遭厄运,他们的思想光辉却永照后人。

每读这些史料,不能不使人内心受到一次震撼。笔者与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样,直到1971年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才进行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反思:林彪为什么能“打着红旗反红旗”,并且让如我这样的许多人“上当受骗”呢?一个重要教训是,不管什么事都不能盲从,都要问问科学不科学,信仰离开科学,就要变为迷信。

关于“突出”: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一篇著名的讲话:“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根据这一思想,《人民日报》1967年11月3日,发表《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著名文章。后来,从理论上和历史上掀起“突出领袖”的狂潮。当时曾出笼过《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鼓吹历史上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正确,其他领袖不是反面教员,便是正确领导的陪衬,整部党史就是毛泽东单枪匹马和其他少数领袖人物的斗争历史。这部《斗争史》的虚伪性,人们从近些年披露的大量史料中已有所了解,不再赘述。这里,介绍一下当年由林彪骨干控制的某重要单位,是怎样大造舆论,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的学说,赤裸裸地宣扬“领袖决定一切”的。

该单位于1970年11月3日炮制出一个关于领袖问题的理论性文件,名曰:《永远忠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最高领袖地位——学习关于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相互关系学说的体会》,要点如下:

(1)在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五个关系中,领袖“是群众的灵魂”,“必须承认无产阶级领袖在革命和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决定着无产阶级的命运,决定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命运,决定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命运,决定着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命运”。

(2)“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决定着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着我们国家性质,决定历史的发展”,“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党,没有政权,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切”。

(3)“永远忠于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最高领袖地位。这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需要”。

在堂堂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此赤裸裸地宣扬“英雄创造历史”、“领袖决定一切”的唯心主义理论,实属罕见。然而,如果仅仅把这看成林彪个人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林彪垮台五年以后,又掀起过一场“突出华国锋”的新高潮,其形式、规模、气氛都让人感到似曾相识。如×报1976年10月29日文章宣称:“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还有许多报刊、杂志,称华国锋是“江山永不变色”的“可靠保证”,“有了领袖华主席,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要求人们“像热爱毛主席那样热爱华主席”,“无限信赖”、“永远忠于”华主席。

接二连三的出现“突出领袖个人”的历史教训,说明不只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党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如何科学地认识领袖的作用以及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并未搞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率先提出“领袖是人不是神”,老革命家叶剑英重申列宁的思想:“党的领袖是一个集体”,“任何时候,都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不能个人说了算。要看到,像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大党,即使是天才,如果突出个人,独断专行,就一定要犯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胡耀邦在《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我们不能把个人放在人民群众之上,不能把个人置于历史规律之外”。他认为“突出个人”造成的危害是:“第一,根本不可能有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言堂、家长制等封建专制主义,并被某些坏人利用搞法西斯主义。”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庄重地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并着手解决高度集中体制的问题。

关于“紧跟”:

本来我们党并没有“紧跟”这个提法,1958年个别领导干部提出,“跟着毛主席走,就不会错的”,毛泽东当即指出这话不正确。他于1958年5月17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表示: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某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某”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胡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什么都跟就不好。

可惜的是毛泽东这一正确思想,随着个人崇拜之风盛行,而被抛弃;林彪提倡的“紧跟”口号日益走红,并且形成一种浓厚的风气。

“紧跟”口号理论上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已讲得明明白白。这一口号在整个个人崇拜时期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也早已有目共睹。如:由此形成的不管是非曲直,闻风而动,一哄而起的盲动作风;虚张声势,比谁嗓门大、调子高的形式主义作风;看风使舵、投机取巧的虚假作风,等等。

我这里想进一步讲讲提倡“紧跟”的林彪,其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什么是“紧跟”?为什么要“紧跟”?这对我们理解他的“紧跟”口号,颇有启迪。

“九一三”事件以后曾出过不少“林彪罪行材料”,其中有林彪和叶群的读书笔记、札记之类的东西。现摘录几段,并稍加评析,奇文共赏。

其一,“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一字千金——不在多,少而精,同意,顶用;一刻千金——抢时间,早一刻则礼到意到,迟了被动”。林彪把党的领袖与干部群众的关系视为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领袖的话具有绝对权威,不管对错,说一不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只许唯命是从。——此为“紧跟”含义之一也。

其二,“党性,遵命性也”,“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这里林彪把党性——共产党员为崇高理想而自觉献身的精神,歪曲为只是对领袖和上级的盲目“遵命”。把民主集中制仅仅归于服从和纪律,取消了“民主集中制一个重要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即取消了党的民主精神。——此为“紧跟”含义之二也。

其三,“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此话赤裸裸的表明林彪以个人得失为中心,投上所好,看风使舵的投机心理。——此为“紧跟”含义之三也。

其四,“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不得已时使用捧上的办法,然后暴露之,打下之”。这番话暴露了林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阴谋家的嘴脸。——此为“紧跟”含义之四也。

林彪的这四种心态:封建主义的君臣心态;反对民主的专制心态;为个人得失不讲原则的投机心态;心怀叵测的阴谋家、两面派心态,充分展示了他所鼓吹的“紧跟”的本质,值得后人深思。

试解林彪之谜

林彪生前乃至死去多年,仍然躲在一团神秘的迷雾之中。他的所作所为,黑白反差之大,令人目瞪口呆,不可思议。在许多人心目中,林彪已经成为“虚伪”、“阴谋”、“两面派”的化身。其实,林彪并非天生的两面派,甚至并非专事阿谀逢迎的人。和林彪共事几十年的聂荣臻元帅,谈到建国以前的林彪时说:“我觉得他比较年轻,世故不多”。曾任毛泽东多年卫士长的李银桥也说:“我在毛泽东身边的期间,林彪来见毛泽东时,总是正襟危坐,板着面孔,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敢发表意见,甚至当面否定毛泽东的意见,像这样毫无拘束,在毛泽东面前敢说敢争的军事将领,彭德怀和林彪是比较突出的。”林彪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成为“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和推动个人崇拜的急先锋呢?

邓小平曾讲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由于我们国家在“文革”及“文革”以前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实行的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形成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君臣父子关系,猫鼠关系。在这些地方和单位,根本不谈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林彪大搞个人崇拜,正是这种高度集权体制的历史产物,其实质是对领袖手中具有的无限权力的崇拜。

林彪念念不忘“权”,对“权”的力量与作用,颂扬到顶礼膜拜的程度。他离开政权与权力的历史内容和社会内容,奢谈:“权的占有是总的占有,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政权,就没有一切”;“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最终,林彪把对权力的崇拜,归结为对掌握权力的人的崇拜,鼓吹:“领导班子就是政权”,“领袖决定政党、政权的性质”。我们从权力崇拜角度去看林彪,就不会对他一方面鼓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一方面又看出毛泽东存在的某些问题,并在一定条件下妄图加害毛泽东,当成不可理解的事。他崇拜毛泽东,是崇拜毛泽东手中具有的绝对权力,林彪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也,天也”,他还说:“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这表明,在林彪看来,谁掌握绝对权力,就应该全心全意崇拜谁,这是“大德、大勇、大智”,乃天经地义。当然,这种个人崇拜的核心是“为己”,如叶群所说:“得一人得天下”。林彪妄图加害毛泽东,还是权力崇拜作祟,如《五七一工程纪要》所说:“B52好景不长”,“领导权落到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于是不顾一切的密谋抢班夺权。我们研究和总结林彪问题的历史教训,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揭露某个人的品质和欲望上,而要对林彪所代表的作为高度集权体制反映的“权力崇拜”思潮,进行认真的批判。

《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全书》指出:“权力是迫使他人或团体作出某种行为的能力”,国外学者马克斯·韦伯也指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的行为之上的能力”。这说明权力本身有很强的“支配性”和“不平等性”,再加上权力持有者,会或明或暗地享有许多特殊的利益,以及普通人难以享有的地位、荣誉和精神上的满足,权力又具有很大的诱惑性和腐蚀性。权力崇拜思潮,正是权力具有的这种诱惑性和腐蚀性的产物。权力崇拜思潮极力鼓吹权力是一种“占有”,完全不讲“权力是一种社会责任”,把掌权者当成社会的主人,而不是“社会的公仆”;它鼓吹权力万能,有了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只要牢牢地把住权力,就可以万寿无疆、永远健康,而不知权力的基础在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它鼓吹“官大表准”、“有权就有真理”,提意见者一律视为“反对真理”、大逆不道,殊不知“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批判林彪鼓吹的“权力崇拜”思潮,是进一步改革领导体制、根绝个人崇拜不可缺少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