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明粉对于黄仁宇观点的利用与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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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揭露明粉对于黄仁宇观点的利用与歪曲 明粉们虽然提出了N多貌似新奇的理论,但是基本上都是抄袭前人论著,断章取义,肆意歪曲,为我所用。黄仁宇就是被他们利用的最多的一位学者。黄仁宇的本意是说明明清500年一元为落后封闭的第三帝国,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和民 主宪政。明粉们引用他的文字,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试举几例; 明粉说“万历皇帝怠政不会对朝政产生实质影响”,原文出自《万历十五年》 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每到属牛、龙、羊、狗之年,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

揭露明粉对于黄仁宇观点的利用与歪曲

明粉们虽然提出了N多貌似新奇的理论,但是基本上都是抄袭前人论著,断章取义,肆意歪曲,为我所用。黄仁宇就是被他们利用的最多的一位学者。黄仁宇的本意是说明明清500年一元为落后封闭的第三帝国,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和民 主宪政。明粉们引用他的文字,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试举几例;

明粉说“万历皇帝怠政不会对朝政产生实质影响”,原文出自《万历十五年》

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每到属牛、龙、羊、狗之年,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交部把候补人员的名单全部开列,一个官员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级以外,他将要出任什么官职,决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才智,而是出于与事实无关的一根竹签。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大多数情况下则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作朱批。

但是后面黄就批评说:

万历皇帝几十年的统治,至此已经造成了文官集团中不可收拾的损伤。

表面上的宁静通常是虚幻的。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在万历皇帝御字的48年中,特别到了后期,大臣们已经看透了中枢无复具有领导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付局面。此类态度类似疫气,很快就在文官中流传,使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他的消极怠工使帝国陷于深渊。现在危机已如此之严重,不论皇位的继承问题如何解决,文官集团失去的平衡已经难于恢复。还有光于赋税过低的评价:

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黄最后总结的话更为明粉不能接受,于是他们只取有利部分而舍弃关键

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人家黄仁宇明明说明朝的体制极端落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明粉们非要粉饰成一片光明,光华四射,前途无限;明明说清朝因为沿袭明制导致近代落后挨打,明清500年一元,明粉硬说清朝开历史倒车跟明朝没法比;明明说文官集团是传统保守体制的维护者阻挡社会进步[近代朝鲜也如此],在明粉那里文官集团就成了架空皇权,代表资产阶级的英雄好汉。颠倒黑白如此,歪曲篡改如此,反倒骂别人篡改历史,自称揭示历史真相,明粉糟蹋历史,混淆视听可谓无耻极矣!黄仁宇明确指出明朝没有实施议会宪政的经济和法律基础,表面的相似不能掩盖本质的不同,可惜又被明粉们按照自己的偏好利用了。所谓“明朝君主立宪论”由此诞生:

上述政治结构似乎有可能将君主专zhi政体改变成某种形式的提供参加机

会的议会的政体。非常明显,在16世纪晚期,皇权没有保持一支它自己的军

队;也没有由之获得经济实力的坚实的土地基础。这个王朝创建者们的军事

征服者的作用已经消失于幕后;皇帝现在仍然是皇帝,只是因为所有文官承

认他是皇帝。文职官僚也经历了变化。表面上,文职官僚是通过公开的竞争

考试被吸收进行政机构的。可是作为一个集团,它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代表帝

国的中上层地主。这些因素,连同有地方精英支持的东林领导人这时已在帝

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建立一个联系基地这一事实,使得一些学者把这个运动

和西方世界大约同一时期民 主和代议制政体的兴起同等看待。

但是形式的类似决不能掩盖实质的不同。在西方,形成民 主的中心从来

没有和财产权的概念分离,财产权是可以流通的,可以分割的,可以让与的,

还有可能提交法院审理。东林党人鼓吹他们所认为的道德问题;按照他们的

新儒家解释,道德问题等于天理。他们和皇帝相持不下,因为万历皇帝天生

是上天(宇宙秩序)的代理人,不过,他改变继位顺序的企图,根据他们的

意见,将打乱万物的根本自然秩序。按照他们的观点,这是一场伦理的,而

不是一场制度上或法制上的斗争。

经济确是加入了总的斗争;但在道德的绝对权力面前,分散而难以划分

的经济利益不够重要。万历皇帝能够反对公众利益而保留他的税监矿监,却

不能够在他更改继位顺序的努力方面成功,这表明了这些问题的相对重要

性。同样,尽管李三才因遏制那些税矿使而赢得了声望,但他从来没有获得

足够的党派性的影响来和顾宪成、赵南星以及邹元标相比,他们通过道德上

的争论树立了他们的社会形象。这场斗争的道德气氛由于人员考核过程而进

一步增强。由于这一过程而被免职的所有东林或反东林的主要人物,都被想

方设法地贴上不道德和没有节操的标签;没有一人被说成在职务的本分方面

不够坚毅或缺乏专门技能。

按照社会学家的看法,所有这些观点都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特征。主张

人类行为的复杂情况可以分为绝对好和彻底坏两种道德上的典型,这反映了

官僚政治中缺乏结构上的深度,官僚政治是以它所统治的村社的准则为模

型。 (换句话说,也就是上层建筑仿效下部基础的结构。)这种官僚政治不

能更精密地管理它自己的成员,不懂得掌握任何类似立法的权力以制定可以

调节背道而驰的经济利益的法律,而对参与关于法律的议会式辩论的权利听

之任之。东林运动决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反之,如果这时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这个运动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路线。任何变更都可能等于采用一种新结构的


推理方法。相反,这个运动只是捞取从个人道德的没有变化的修辞水槽中汲

取来的抗辩的论战术。

这种统治类型的保持产生了特殊的社会性后果,这种社会性后果反过来

又反作用于官员集团,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东林运动演戏似地表现了这种

反作用过程。晚明的上层阶级职业上的出路很少。没有证据表明,国家经济

已变得多样化,足以诱使最好的人材去经商,和以可观的资力去积累财富。

另一方面,汤显祖作为剧作家,冯梦龙作为故事作者,吴承恩作为小说家,

王世贞作为散文作者,李贽作为独立不羁的思想家,以及董其昌作为画家和

书法家所表现的一切富有创造力的独特性,和他们作为职业官僚的“正常”

经历无关,都得到了发展。在政府任职,就受过教育的精英的抱负来说,仍

然是唯一的出路。(注意到这批富有创造力的人物并不置身于论争之外,也

是饶有兴趣的:汤显祖被看成东林成员,董其昌被看成东林分子,而李贽受

到了东林的指责。)

在文职官僚机构这个巨大的文人-官员汇集的部门内,由他们著作中无数

次提到的他们闲暇生活的范围看,未加利用的精力其总量一定是相当大的;

这在袁宏道的著作中尤其明显。在张居正以后,大部分官僚再次处于没有多

少事可做的状态。他们很少有机会通过行政机构的经历获得成就和声誉。

这样,虽然有些政府官员认真地担任他们的职务,其他的人通过了文官

考试,便以冷淡和不够关心的态度从事他们的职业。可是仍然热切地追求社

会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给予受迫害者的褒扬有其不平常的吸引力量。

和这种才能的浪费一道,存在没有投资的财富。出售珍品如象牙和犀牛

角的过高价格,以及铸造用具和埋在地下的贵金属(同时代的人常常报导的

一种现象)的总量,作为例子证明了资金可能被冻结而不能产生经济价值的

习俗。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一个过于讲究的、虚饰的时代,这可

以从有些学者在他们自己身上挥霍他们的财富的方式略窥一斑。在那个时

代,一锭珍贵的墨在价值上可能超过一个农民家庭一年的收入。一个富裕人

家庆贺生日可能延续10天,有从远方来的客人;简单的祝贺短文变成了冗长

的精巧的歌颂文章。同时,乡绅们让他们的轿子为随从所环绕;捐得官阶的

人在他们的住宅前竖立旗竿。换句话说,当社会不能引导它的成员面向目标

时,他们便转而面向身份地位。历史上的正直的知名之士被给予最高一等的

地位。这种名声,如果持续不替,不但比纪念有德之士而建立的石碑更长久,

而且保证这种荣誉能伴随一个家庭几代人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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