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于谦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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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吟


千锤百炼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于谦以石灰作比喻,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作为咏物诗,若只是事物的机械实录而不寄寓作者的深意,那就没有多大价值。这首诗的价值就在于处处以石灰自喻,咏石灰即是咏自己磊落的襟怀和崇高的人格。


首句“千锤百炼出深山”是形容开采石灰石很不容易。次句“烈火焚烧若等闲”。“烈火焚烧”,当然是指烧炼石灰石。加“若等闲”三字,又使人感到不仅是在写烧炼石灰石,它似乎还象征着志士仁人无论面临着怎样严峻的考验,都从容不迫,视若等闲。第三句“粉身碎骨全不怕”。“粉身碎骨”极形象地写出将石灰石烧成石灰粉,而“全不怕”三字又使我们联想到其中可能寓有不怕牺牲的精神。至于最后一句“要留清白在人间”更是作者在直抒情怀,立志要做纯洁清白的人。


于谦为官廉洁正直,曾平反冤狱,救灾赈荒,深受百姓爱戴。明英宗时,瓦剌入侵,英宗被俘。于谦议立景帝,亲自率兵固守北京,击退瓦剌,使人民免遭蒙古贵族再次野蛮统治。但英宗复辟后却以“谋逆罪”诬杀了这位民族英雄。这首《石灰吟》可以说是于谦生平和人格的真实写照。


五百四十多年前发生过一场异常惨烈的北京保卫战。在刀光剑影中,拯救国家于危难之时、力挽狂澜的人,却是一位文弱的书生——于谦。虽然战争的烽烟已随着历史远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那个立下丰功伟绩的民族英雄于谦,也不能忘记那个两袖清风的清官于谦,更不能忘记那个身赴刑场的悲剧人物于谦。


于谦是明朝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大臣,以拯救民族、国家命运为己任,其一生配得上《明史》中“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的赞语。他的命运与明朝中期两件大事变(土木之变与夺门之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前后的境遇却截然相反,可谓悲喜两重天,令人感叹不已。


于谦,字廷益,浙江钱塘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在年少时,他就展露出卓尔不凡的气质。据说于谦七岁时,一个僧人见到他,觉得这个孩童日后必有大的作为,断言他是将来的“救时宰相”。少年于谦,机智过人,能诗善对。八岁时,一次他穿着红色衣服,骑马玩耍。邻家老者觉得很有趣,戏之曰:“红孩儿,骑黑马游街。”于谦应声而答:“赤帝子,斩白蛇当道。”下联不仅工整,而且还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气势。


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四岁的于谦中进士。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乘新君嗣位未稳之际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宣宗朱瞻基亲征。汉王未战而降,宣宗命于谦口数其罪。于谦义正词严,声音朗朗,朱高煦趴伏于地,战栗不已。宣宗非常欣赏于谦的口才。在宣宗的安排下,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有政绩。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应召入京。如果不是第二年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于谦也许终其一生都是明廷一个兢兢业业的官僚而已。这场大事变将于谦推上了政治前台,做出了非常事业,似乎应验了早年僧人的预言。由此,于谦在历史长廊里留下了他动人心魄的身影。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领铁骑分四路大举南犯。年轻气盛的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幻想着像其曾祖父成祖朱棣那样数入漠北建立赫赫军功,所以不顾群臣劝阻,贸然亲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明朝数十万大军被蒙古军队一举击溃,英宗也成了也先的阶下囚,史称“土木之变”。土木之变,影响深远。它标志着明朝失去了对蒙古军事力量的优势,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土木之变,使得明朝面临的局势极其危险。英宗为也先俘获,明朝陷入了国无君主的窘境。同时,英宗成为也先手中的一个筹码,随时随地可以向明廷要挟索价。也先挟持英宗,乘土木新胜之余威,率众直趋北京,欲一鼓作气攻取明朝的京城。而数十万明军在土木堡一役土崩瓦解,北京守备空虚,形势岌岌可危。


当时北京城内人心惶惶,许多大户人家纷纷南逃。朝廷上下,群臣惊愕,束手无措。皇太后孙氏和英宗的皇后钱氏将宫中的财宝搜刮一番,用八匹健马驮赴也先大营,幻想能够以此换取英宗的自由之身。当然,这种妇人之见是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的。


正是在这种关乎国家存亡、民族安危的紧要关头,以于谦为代表的一批忠义大臣处变不惊,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彻底粉碎了也先的阴谋,稳定了大局。于谦此刻挺身而出,成为抵抗派的领军人物。他果断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第一,禁南迁之议。面对也先军队直扑北京的严峻形势,是战是守,大臣们的意见存在很大的分歧。侍讲徐珵(chénɡ)善于星象之数,托言星象有变,朝廷应当南迁。对此,于谦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坚决反对南迁。他厉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监国郕(chénɡ)王朱祁钰(yù)支持于谦的看法。由此,南迁之议才被废弃,守卫北京之策乃定。


于谦言南迁者可斩也,绝非耸人听闻,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正确建议。试想,明朝虽实行南北两京之制,南京为陪都,但是一旦南迁,则北京势必不保,长江以北将不为明廷所有。有史为鉴,当年宋朝徽、钦二帝被俘,宋高宗赵构逃至江南而失国土大半,只能偏安一隅。如果真的接受了徐珵的主张,恐怕Z国历史就要重演南宋偏安的一幕。


第二,除王振余党。宦官王振可以说是导致土木之变的直接责任人。正是他不顾众议,策动英宗亲征。在行军过程中,他又想邀帝幸其家乡,后又考虑到大军会践踏家乡的庄稼,就改道宣府,由此延误了时机,明军被围于土木堡。土木堡乏水,不能久据。被围数日后,王振传令移营,而瓦剌军队四面围攻,明军大乱,伤亡惨重,王振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振虽死,但是朝中同党犹在。


有明一朝,宦官专权始于王振。据说,明初朱元璋曾于宫内立铁券,禁宦官干政。建文帝控制宦官也很严。正因为如此,在靖难之役中多有内宦逃至朱棣军中,密告朝中虚实。朱棣登基后,宦官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不再只任内廷打扫事务。王振本来是个读书人,于永乐朝入宫。因为他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很快就崭露头角,后来掌司礼监,成为“内相”。英宗对他很是尊重,不呼其名而称之为“先生”,对他言听计从。因此,朝中许多人都投靠到他的门下。


土木战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入北京后,言官群情激愤,请族诛王振。此时王振的余党锦衣卫指挥马顺,上前叱骂驱逐朝臣。大家对马顺平日里倚仗王振而狐假虎威的作为早已看不顺眼,现在见他仍旧气焰嚣张,丧师辱国的怨气统统指向了马顺。群臣义愤冲天,不顾大臣的体面,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竟然在左顺门将马顺活活打死。随后,众人又将王振余党宦官毛贵、王长随从内宫中要出,乱拳打死,悬尸于东安门外示众。监国的郕王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惊慌失措,想要退走。这时于谦上前拦住郕王,请求他宣布马顺等人论罪当死,参与殴杀的众大臣无罪。情势这才稳定下来。大家退出左顺门时,吏部尚书王直用力握住于谦的手,感叹地说: “国家正要靠先生您了。今天的情势,即使有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好。”正是在国难当头之际,于谦挺身而出,以社稷安危为己任,为百官所倚重。


第三,拥立明景帝。大敌当前,国无君主,而太子朱见深年仅三岁,无法承担起匡复国家的重任。于谦及众大臣请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郕王朱祁钰是英宗的亲弟弟,英宗在亲征之前曾命他监国,此时他二十二岁,仅比英宗小一岁,年富力强。明朝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目前英宗有太子在,郕王朱祁钰是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但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新皇帝最重要的不是有名分,而是要有领导百官、消除祸乱的能力,因此郕王朱祁钰就要比太子朱见深更为合适。


当郕王朱祁钰得知群臣请立自己为帝的消息后,惊谢至再,甚至退居王府,表示不愿即皇帝位。这是因为他担心自己名分不正,而且英宗尚在人世,太子朱见深亦将长大成人,不免有顾虑,另外蒙古铁骑兵临城下,可谓吉凶未料。在这种情况下,于谦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向郕王朱祁钰指出:“我们做臣子的拥立您,是为国家着想,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这番话使年轻的朱祁钰意识到了自己身上所承担的重大责任,于是他不再避让,在群臣的簇拥下登基即位,年号景泰,史称景帝。他很快投入到新的角色中,力主K戰,反对南迁,任命于谦负责指挥北京保卫战,这些措施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谈迁在《国榷》中充分肯定了景帝的功绩: “太祖之后,有功劳的皇帝,谁不知道是成祖?有德行的皇帝,谁不知道是孝宗?然而,还有一个景帝。土木之变发生后,如果没有景帝,我们都会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奴仆了。景帝的德行有哪些?一个是他善于知人,一个是他懂得安民。”所谓“知人”,主要指的就是重用于谦,任命他为兵部尚书,打赢了北京保卫战。


第四,保卫北京城。北京保卫战是艰苦而惨烈的。于谦在受命的第二天,立即奏请调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及运粮军入卫京师,于是人心渐趋稳定。此时,粮食问题又浮出水面。通州为北京的屏障,同时又是京城粮食的储存地。在敌人的进逼下,通州城势难保全,粮食落入敌手,将会为敌所用。但是,短期内明廷难以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将粮食搬运入京。为了不让通州的粮食落入也先手中,于谦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奏请皇帝准许官军预支通州仓粮,令人自取,能多运者还有物质奖励。如此一来,通州的粮食很快就运入北京城内了。


如何守卫北京呢?是固守还是主动出击?在战守的策略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成山侯王通建议挖城濠以拒蒙古骑兵;总兵官、武清伯石亨主张固守不出;于谦则认为坚守不出会示弱于人。在景帝的支持下,他分遣诸将率兵二十二万分列于京师九门之外,自己则身披甲胄亲赴石亨军中督战。石亨列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列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列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列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列阵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列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列阵于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列阵于宣武门。随后于谦将兵部

事务托付给侍郎吴宁,下令关闭九门,以示有进无退、背水一战的决心。


也先挟英宗直抵北京城下后惊异地发现,眼前的明军与在土木堡被自己轻易击溃的明军迥然不同。他原本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朝夕可下,现在见明军严阵以待,军纪严明,锐气大为受挫。


也先派遣数骑窥视德胜门。于谦事先在路边空舍内设下伏兵,再派少量骑兵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数万瓦剌骑兵追至,于谦命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同时伏兵四起,前后夹击,大败瓦剌军。也先弟弟中炮而亡,瓦剌兵死伤惨重。接着,瓦剌军又在西直门和彰义门吃了败仗。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多次被击败。这时明朝各路勤王兵将至,也先恐断其归路,连夜拔营北遁,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


北京保卫战,在明朝历史上乃至Z国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北京保卫战,确保了明朝京师北京的安全,避免了宋朝南渡悲剧的再次发生。它粉碎了也先图谋中原的企图,此后蒙古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武力入侵行动。同时,北京作为抵抗蒙古的最为重要的堡垒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关为屏障的整体防御体系,有效地抵御了蒙古军队的侵扰,确保了内地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


北京保卫战是一次壮举,是于谦人生中的最亮点。因此,于谦成为Z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民族英雄之一。


虽然有拥立新君、保卫社稷的贡献,但于谦此后绝无居功自傲、把持朝政的行径。然而有谁能想到,在北京保卫战八年之后,即景泰八年(1457),这样一位品行卓然的功臣竟然被押赴刑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砍头。这一切都源于明朝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宫廷政变——“夺门之变”。


北京保卫战后,也先考虑到军事行动不能达到目的,而明朝已经另立新君,手中的英宗

失去了奇货可居的价值,遂改变策略,表示愿意将英宗送还,企图挑起明廷内讧,从中获利。景帝担心英宗回来后会威胁自己的皇帝宝座,本不希望英宗南归,然而朝中大臣多为英宗旧臣,要求景帝迎归英宗的呼声十分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景帝于景泰元年(1450)八月派遣使臣迎接英宗还朝,并尊英宗为太上皇,居之于南宫。


皇位虽然保住了,但是景帝还是感觉到了威胁。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景帝盘算着更立太子。当年朱祁钰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由郕王即皇帝之位的,而在其即位之时,由皇太后发布懿旨册立英宗子朱见深为太子。这一举动说明,由朱祁钰即皇帝位是因为大敌当前国不可无长君,是从国家安危的角度考虑的,而并非出自私人原因;册立朱见深为皇太子,表示朱祁钰百年之后仍由英宗子朱见深嗣位,从而维护了明朝皇位传承的正统性。


景帝更立太子的事情并不顺利,朝中大臣和内廷宦官多有不赞成者。景帝为了达到目的,先后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用优厚的赏赐来拉拢重要的大臣。他加王文、杨善等人太子太保等衔,赐内阁大学士每人黄金五十两、白银一百两。收了皇帝的东西,这些大臣再也不好提反对的意见了。二是采纳黄竑进呈的“永固国本事疏”。黄竑,广西浔州守备都指挥,因袭杀广西思明府知府而被捕入狱。为求自救,他派下属进京上奏请易东宫。景帝抓住这个机会,将奏疏发给朝臣讨论。大臣知事已至此,无人能够反对,王文等人先后签名同意。景泰三年(1452)五月,景帝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改朱见深为沂王。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仅仅一年后,朱见济病死。景帝此时又无其他儿子,储位遂空。太子问题成为当时的敏感话题,一场复储风波也由此产生。景泰五年(1454)五月,礼部郎中章纶、御史钟同奏请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并在奏章中肯定了英宗的地位,希望景帝能改变对英宗的做法。景帝被震怒了,将钟同、章纶下狱,而钟同不久就被杖死狱中。景帝不立朱见深,是寄希望于能早日诞生其他的儿子。


更立太子和复储风波,成为夺门之变的诱因。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景帝身体素来不好,群臣请立太子以备不虞。于谦与多数人倾向于复立朱见深,司礼监太监王诚谋立襄王子。景帝不想更不愿再立他人之子为太子,推说自己只是小病,过几天就可以上朝了。


谁也没有想到,当景帝病重的消息传出后,一场阴险的宫廷政变便精心筹划出来。徐有贞、石亨等人秘密谋划,决定拥立困居南宫的英宗复辟。徐有贞是谁呢?他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在北京保卫战前提议南迁的徐珵。因为南迁之议遭到否定和嘲笑,徐珵在之后的官场中混得并不顺利。他曾上下打点,希望能够得到晋升之阶,但没有得逞。阁臣陈循帮他出主意,劝他改名,于是徐珵改名徐有贞。徐有贞颇有智谋,成为夺门之变的主脑人物。石亨本来因罪削职,于谦请求皇帝赦免,并重用他为总兵官。可是,后来石亨跟于谦的关系也破裂了。徐有贞和石亨因共同的仇恨而G结到一起,发动了一场阴谋。


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晚,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率兵来到南宫。由于城门坚固,他们毁墙而入。徐有贞率众人拜伏在惊恐的英宗面前,请英宗复辟。在徐有贞等人的搀扶下,英宗入东华门,进奉天殿,此时已近凌晨。群臣正等待景帝视朝,听见殿中喧哗,感觉到有大事发生。这时殿门打开,徐有贞从里面走出来,高声对众人说:“太上皇复辟了。”群臣先是惊愕,随即入殿称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夺门之变”。英宗改年号为“天顺”,废景帝为郕王。英宗命徐有贞入内阁,参与机务,加兵部尚书,石亨等人各有加封。原内阁诸臣皆被斥逐,陈循也不例外。陈循往日有恩于徐有贞,而这时徐有贞并没有救助他。


英宗复辟后,改元天顺,景泰帝在一个月后病死,以亲王礼葬在了北京西山。在石亨和曹吉祥的极力劝说下,英宗以谋逆罪冤杀了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大学士王文等。这是英宗即土木堡之变后的人生又一大错误。


但是天顺朝的政治比起正统朝来,要清明的多,英宗皇帝任用了李贤、王翱等贤臣,先后平定了石、曹之乱,社会还是向前发展的,英宗皇帝也应算是一代仁君,他释放了从永乐朝就开始被囚禁的“建庶人”(建文帝的儿子),恢复宣德朝胡皇后的称号,下旨停止帝王死后嫔妃的殉葬,使得明朝帝王以活人殉葬的习俗得以结束。他的这些举措被史学界称之为“盛德事可法后世者矣”。



于谦选集


平阳道中

杨柳阴浓水鸟啼,豆花初放麦苗齐。

牙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

咏煤炭

凿开混沌得乌金,蓄藏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入京

手帕蘑姑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咏石灰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


除夜宿太原寒甚

寄语天涯客,

轻寒底用愁。

春风来不远,

只在屋东头。


荒村村落甚荒凉,年年苦旱蝗。

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

壁破风生屋,梁颓月堕床。

那知牧民者,不肯报灾伤。


岳忠武王祠

匹马南来渡浙河,汴城宫阙远嵯峨。

中兴诸将谁降敌,负国奸臣主议和。

黄叶古祠寒雨积,清山荒冢白云多。

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


北风吹吹我庭前柏树枝。树坚不怕风吹动,

节操棱棱还自持,冰霜历尽心不移。

况复阳和景渐宜,闲花野草尚葳蕤,

风吹柏枝将何为?北风吹,能几时! 除夜太原寒甚寄语天涯客,轻寒底用愁。

春风来不远,只在屋东头



补充内容:


于谦为什么会死?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文人骚客等都在寻找于谦的死因。虽然他们得到的答案并不相同,不过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于谦这样一个操守清白、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是没有理由血溅刑场的。然而于谦偏偏死了,给后世带来无尽的感慨。


于谦有“于青天”之誉,自奉节俭。据《西湖游览志余》载,正统年间,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当时河南官吏入朝之时,必定携带大量的香帕、蘑菇等土特产,作为上下打点的礼物。于谦进京时,则是不带一丝一毫,空手而去,还特意作《进京诗》一首: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此诗一出,立刻成为佳话,到处传唱。而成语“两袖清风”,正是出于此处。


北京保卫战,论功于谦为第一功臣。景帝知其清廉,特命给双俸。于谦上书固辞,说自己阖家良贱(连仆人都算上了)只几口人,原来的俸禄就足够了,还有剩余呢。而且现在边境、京城用费浩大,百姓有输纳之苦,军队也需粮饷,所以还是请求只支一俸。景帝因其房舍简陋,又赐宅西华门。于谦仍不受,言:“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景帝不许,他没有办法,就将皇帝赏赐的盔甲、玉带、玺书之类放在那里,一年去探视一次而已,自己仍居住在原来的地方。等到蒙难抄家之时,家无余赀,只有这些赏赐的盔甲等物。接任兵部尚书的陈汝言,不及一年即败,收受的赃款巨万,与于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宗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想起了于谦说:“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赀,汝言抑何多也?”大臣皆不能回答。


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至天下承平,他又不贪恋手中的权力,多次请求解除权力。这样的风范,古今能有几人?于谦借副都御史罗通回京的机会,上疏请求专理兵部事务,令罗通总督军务,景帝不允。后来于谦得病,疏请石璞掌兵部事。景帝以兵部事务繁忙,石璞初任,仍令于谦执掌。景泰朝,曾有人说于谦权柄过重。太监兴安为之鸣不平:“日夜为国分忧,不要钱,不要官爵,不问家计,朝廷正要用这样的人,可寻一个来换于谦。”众大臣皆默然无言。


正是这样一位有操守的大臣,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夺门之变后,是哪些人希望于谦被押送刑场呢?主要有两人:徐有贞和石亨。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文臣,一个是武将,联手欲将于谦置于死地而后快。


徐有贞是一个极具政治野心的人。虽然南迁之议使他受尽白眼,也影响到了他的仕途,但他没有灰心丧气,希望改名字能够让他的政治生命得以重新开始。恰好祭酒(国子监的主管官)职位出缺,时为翰林的徐有贞有意得到这个位置。他的学生杨宜是于谦的内亲,便由杨宜多次向于谦求请这个职位。于谦曲意答应了,通过宦官向景帝提及了这件事。景帝依稀还记得这个人就是当年提议南迁的徐珵,印象很不好,认为他会教坏学生,便没有同意。徐有贞并不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遂衔恨在心。夺门之变后,徐有贞是最想除掉于谦的人,因而在英宗尚在犹豫时,极言于谦必须死,其中不乏私心。


石亨,曾守卫大同。也先攻大同时,他打了败仗,一个人跑回来,受到处分,后来还是于谦推荐他掌管五军大营。北京保卫战期间,他是于谦的副手,为击退也先立下军功,进武清侯爵。石亨为表示对于谦的感谢,再加上他功不及于谦但所受封赏却超过了于谦,心中惭愧,于是荐举于谦的儿子于冕,景帝召于冕赴北京。于谦辞让,景帝不允。于冕到北京后,于谦不但不领情,还上疏景帝,言辞恳切,指责石亨徇私:“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于是,石亨由恩生怨。


当然,于谦之死,也不能从徐有贞、石亨等辈构陷这样简单来看。


古语有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不能清,人不能察,这种情况虽然与官僚士大夫长期接受的儒家正统教育相背离,却深刻地表明了古代官场的潜规则。于谦是在传统思想文化熏陶下的官僚士大夫,性格刚正不阿、洁身自爱,不会接纳也不会融入官场的人情世故中。而以徐有贞和石亨为代表的另一种官僚集团,抱着强烈的政治动机,到处投机钻营。他们为人处世的准则不讲究忧国忧民的情怀,而是一切从个人私利出发,树党营私。


以于谦的操守和性情,被传统社会的官场所边缘化,为同僚大臣所孤立,是很自然的情形。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官僚集团或许还能容忍于谦的存在;一旦天下无事,于谦必然会被排挤,甚至遭到杀害这样的奇祸。在北京保卫战之后,即使于谦多次请辞避让,极力想逃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但悲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于谦至死都不明白,他那样身体力行地按照儒家规范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为什么反而还会招来祸端。


从土木之变到夺门之变,从更立太子到复储风波,短短数年之间,明朝发生了那么多的事件。这些事件中,有的豪壮,让人激情澎湃,让人热血沸腾,如于谦主持的北京保卫战;有的沉重,让人窒息,让人绝望,如功臣于谦的冤杀。在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中,在宫廷政变、政治权术中,不乏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总能见到光怪陆离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每个人的操守。也许随着时间飞逝,有些事不再清晰,有些人不再被记起,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总会有些事情让人记起,有些人值得牵挂。于谦正是这样的人,他也做过这样的事。


成化二年(1466),英宗的儿子宪宗朱见深为于谦平反,诏复原官,追赠太傅。弘治七年(1494),赐谥曰“肃愍”,建祠,匾额书“旌功”。万历十八年(1590),改谥为“忠肃”。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南巡,题写匾额“丹心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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