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浅析毛文龙的通书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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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元年至崇祯二年间,毛文龙与皇太极之间曾多次交通,相互通书。通书书信现以两种形式存世,一是来自内库的明清档案中汉文原件五封,该原件原本清廷文藏,现保存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原件照片也曾在李光涛先生编辑的《明清档案存真选集初辑》(下称《存真》)中收录。①其内容在民国时期编辑的《明清史料》甲编和丙编中可查。一是满文转译的信件,该信件《满文原档》岁字档中存有六封,以老满文的形式记录。亦被收在乾隆朝抄录的《满文老档》中太宗天聪朝的第十一册,第十二册中。②

皇太极的回信仅见一封,即罗振玉编辑的《明清史料丛刊初编》的上编《皇太极谕皮岛众将》的第一封。

对比汉文原件和满文老档转译文意,可以判断:

《存真》中毛文龙致金国汗书之一(《明清史料甲编》)应是《满文老档》第十一册中的第一封,本文中记为书信I;

《满文老档》第十二册中的第一封,后半部分“书云”即为《存真》中毛文龙致金国汗书之二(《明清史料丙编》)本文中记为书信II③;

《存真》中毛文龙致金国汗书之四(《明清史料丙编》)应是《满文老档》第十二册中的第二封,本文记为书信III;

《满文老档》第十二册中第三封,本信无汉文原件对应,记为书信IV;

《存真》中毛文龙致金国汗书之五(《明清史料丙编》)应是《满文老档》第十二册中的第四封,本文及记为书信V;

《存真》中毛文龙致金国汗书之六(《明清史料甲编》)无满文译文书信对应,本文记为书信VI;

《满文老档》第十二册中的第五封,本信无汉文原件对应,记为书信VII。

由上述可知毛文龙和皇太极通书中满汉书信,归并内容相同的书信,共存世七封信。这七封信时间跨度从天启七年末到崇祯二年初,并且可以崇祯元年五月为界分成两个阶段。


一、毛文龙和皇太极,努尔哈赤的前期议和通书

现存的毛文龙和皇太极的最早的一封通书是“书信I”,该文后金收到到的时间在满文老档记录为“天聪二年正月,毛文龙来书云”,而在汉文原件头有批注”天聪元年初来”的字样,由此可见后金受到此书应该在天启七年底到崇祯元年之间。信中毛文龙主要是要和后金议和,信中写到“但今两国相持,终无结局之期,何不一和相约”“况我先帝代逝,令先君亦游仙矣,为何不罢兵息战,议请新封,以享太平之福乎”。

毛文龙试图和后金单线议和的举动并非起自皇太极登基之后,实际在努尔哈赤尚未身亡时,毛文龙就派使者和努尔哈赤议和,这封信虽轶,但是满文老档太祖朝七十二册,天命十一年闰六月二十日录有一封努尔哈赤的回信,信中写到:“此战乃我兴之乎?实尔明万历帝肇之也。今明帝如肯但兴兵之过而议和并遣大员持玉玺之书,经山海关前来,则可兴与相议耳,岂可与看守南逃之人议之”。努尔哈赤一口回绝了毛文龙单线议和的请求,认为谈和可以,但是毛文龙不够资格。

努尔哈赤的这封回书,毛文龙有没有收到尚存疑,因为毛文龙在给皇太极的“书信VI”中曾有说道“先汗在时,我所遣诸申一名,汉人两名,均被杀。”毛书中所说的的被杀的汉人两名和满文老档中天启六年闰六月二十日努尔哈赤派遣回的毛文龙使者二人是否是同一批人呢?史料未详。如果我们大胆推测一下,两者所述的是同一批使者,那么毛文龙所谓的两名使者被杀是谎言推诿。因毛文龙在“书信I”中强调“前有袁抚台议和之事,繇于乘官议论纷纭,故此处分未妥,若以本镇便宜海外,议疏甫奏,圣旨即允,实舆别议不同者,定不蹈躭延两国大事之地也。”显然是针对努尔哈赤回信中的“岂可与看守南逃之人议之”的轻视。

毛文龙与努尔哈赤的通书应早于天启六年闰六月二十日,如果考察当时毛文龙处境,其时正是毛文龙鞍山驿惨败之后。毛文龙与皇太极通书虽是在天启七年末到崇祯元年初之事。但其文中有“前有王总兵具文议和,曾差游击金首举同王总兵家人于十一月十三日,从威宁营入境。至今两月,未见回音。”同“书信I”一同递送的王子登的书信中也说“先是,毛都督十月遣游击时,王子等命我家人携密书往,曾于于十一月十三日,自威宁营地方入,已有二月,不见回音”也就说其在天启七年末十一月就做过一次尝试。和其丁卯之败亦不久。毛文龙两次于大败后修书求和,实有休兵自保之意。


二、阔科被解事件

皇太极对毛文龙的议和书信,还是相当重视,很快派亲信使者阔科(满文Koko,毛文龙塘报中成为可可。朝鲜人录为曲虎④), 来皮岛上商议。并嘱咐阔科“得见毛帅,细听其言,如其不诬,则定与约和而还”⑤

阔科在皮岛活动,朝鲜和毛文龙塘报中多有记录。毛文龙三月十三日称“本月十一日,降奴马秀才,同四王子管家牛录等六名持貂皮十四张,求款书信到卑职”。但毛文龙此时所报的“到卑职”显然并非是阔科等已到皮岛,而仅仅接到阔科等人来使的消息。按朝鲜《承政院日志》的记录阔科等一行七人应是三月十八日到蛇浦,《乱中杂录》“且都督送人迎接胡差,十八日向蛇浦。”即阔科等人于十八日被毛文龙从蛇浦接到皮岛中。毛文龙二十日接见了阔科,朝鲜人张大秋记录下“俄而引入私室,和与良久,馈以酒肉,其所和语,大秋亦无由记得”。

至于曲虎从皮岛回去的时间,朝鲜《承政院日志》上说三月二十五日曲虎等胡人两人自蛇浦还,但《乱中杂录》中则记二十五日“曲虎因留椵岛,从胡二名与毛差二人往沈阳。“而且《承政院日志》又录有“胡差曲胡乃留椵岛,从胡二人及毛差二人往沈阳事”。结合来看二十五日归去的应该是阔科的两个随从。”在《仁祖实录》四月十三日条下记录有说“胡差五人,与唐差一人,将轻货四五驼,出自蛇岛,直向义州志路。”阔科一行七人,前先行二人,阔科则显然是在后面五人之中,其应该是不晚于四月十三日离开皮岛

《乱中杂录》中以朴景龙之口说“五月十六日,毛差率曲虎等在沈阳宴享”。此处的五月十六日明显则是四月十六日之误。曲虎等人回沈阳后带回的是一封毛文龙的誓书,即书信二前半部分,书中说 :

“金国之汗思欲和好 ,即归还旧地⑥ ,誓告于天,我若怀仇,阴谋杀害,肇起异端,则惟天鉴而诛我毛文龙.皇太极等若心口不一,阴奉阳违,有悖前蒙,则上天鉴之,死于非命.我等若彼此相和,且始终不渝,则鬼神眷佑,延及子孙,永享富贵,立次此誓文,传之后世”.

后金缔约素有盟誓的习惯,无论是与蒙古部落还是和其后的刘兴治等均有盟书存世。阔科出访前,皇太极指示“如其不诬,则定与约和而还”,阔科此时带回毛文龙的盟书显然是以为议和已成,按照惯例,其应该再送回皇太极的相应盟书,所以二十日,阔科再次出使皮岛。

阔科再次入皮岛的时间,毛文龙在书信III说”先于四月二十六日,阔科,马通事等五人来至镇江.五月初三日迎入皮岛”。《承政院日志》中说五月四日“胡差二人自麟山乘船送至椵岛”在《乱中杂录》中则说“毛永佑带同胡差二十九日,自沈阳出来向岛”“初四,毛帅接见曲虎,由旱路率兵三百名还铁山.胡差六名自麟山乘船直送椵岛”由上可看,阔科四月二十六日到五月初四间到达无误。

阔科这次出访,被皮岛扣押,随即解压入京,对这一事件,毛文龙对明朝和后金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在辨析毛文龙两者解释之前,本文先把阔科两次出访,和毛文龙的汇报列一个时间线.

三月十一日 毛文龙接到阔科一行七人来岛消息

三月十三日 毛文龙塘报马秀才等来岛求款

三月十八日 阔科等出蛇浦

三月二十日,毛文龙在皮岛接见阔科

三月二十五日 阔科随从二人和毛文龙使者二人返回

三月二十五日 毛文龙发兵镇江,未战而返⑦

四月初四 黄中色至皮岛

四月十三日 阔可等五人返回

四月十六日 阔科抵沈阳

四月二十日 毛文龙使者(毛永佑)同阔科还

四月二十六日 阔科再至镇江

四月二十八日 毛文龙塘报称放归阔科,诱大海等来,未成,阔科复至。

五月初一日 毛文龙塘报报绑使

五月初四日 阔科至皮岛

五月初六日 毛文龙塘报报杀马秀才

五月十六日 毛文龙给皇太极信中称阔科已回

毛文龙在塘报中对阔科押送至京的说明时是如是说,先是阔科马秀才等带”求款书信到卑职”,毛文龙自称将求款鞑子“分营羁侯”,后有“将计就计,随差马秀才回去要大海和奴子合干来说,方信真情”接着皇太极复遣马秀才来,毛文龙笑奴痴,又恨建奴“牧马镇江”逐发兵镇江,照例打“死无数”,随即处决了马秀才,解阔科上京。

毛文龙的这几封塘报在事实上有几处站不住脚的地方。首先,阔科等人不是主动求款而是毛文龙在天启七年末两次向后金求款的回应;其次,毛文龙对阔科等人首次来访的处置也不是像塘报中所说的“随差回去”也不是“分营羁侯”,而是先后两批全部离开皮岛。最后,毛文龙的所谓的诱使的计划,显然也不符合情理,毛文龙的书信II中并未提及到更换使者适宜,并且从书信II的誓书来看,毛文龙和后金的议和事务形式上已经达成一致,二次来访仅仅是回递誓言也无更换使者的必要。毛文龙塘报中的诱使计划显然是一个借口用来解释后金使者两次来访的事实,搪塞朝廷。

而毛文龙对后金的解释有是一种说法,其先说在书信III中称阔科等人来到后以返还,此时岛中黄户部到,应小心,其后又在书信IV中称阔科误入黄户部之船,被押解上京。王子登在随后的书信中也替毛文龙解释,说阔科一行途中射杀一逃人,被告状至黄户部初,逐解押至京。

这话显然也不可靠,首先阔科两次来访,均是毛文龙,王子登派人接送,误入户部之船的可能性不大,其次,毛文龙四月二十八日塘报时,阔科等人尚未至皮岛,也无逃人岛上告状的可能。这也应当是毛文龙对后金谎言相欺,推卸解使责任。

那么撇开毛文龙两头欺骗的谎言,接近事实的情形应该如何呢?合了各种文献,给出如下比较符合史料和逻辑的推断:毛文龙在天启七年末主动向后金求和,三月后金派使答复,毛文龙向朝廷塘报,隐瞒了可可等人所持系回书的事实,谎称有使来款以试探朝廷的口风。令一面,又和后金积极接触,写下誓书,返还回阔科等人。

明朝新君显然无意与后金言款,而且在崇祯元年三四月间,毛文龙在朝中的政治环境日益困难,先在崇祯元年二月有潘士闻等人弹劾和移镇之议,四月既有黄中色等人上岛检兵,四月毛文龙上疏自辩中以称“臣受数十疏捏谤”⑧。毛文龙此时急需立功自赎,取悦新君。最为便捷的立功表现,无疑就在阔科等人身上。

解阔科等人也并非毛文龙第一次解使,天启四年,李永芳手札招降毛文龙,毛文龙“连奴酋来使暨李永芳恶札星夜差官城封护送进呈”,天启因此加毛文龙“左都督,仍赏大红蟒衣一袭,银五十两。”王在晋评价说“屡膺隆眷如此”⑨

毛文龙可能认为此时的政治环境下,重拾就计,以解使谋君恩的收益已经要高于和后金私和的收益,逐在接到阔科等人来岛消息后,于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初一,五月初六三次三此塘报报于朝廷,为了隐瞒自己先期求款后金的事实,毛文龙又将使者中的唯一通事汉人马秀才杀之灭口。

尽管如此,毛文龙也不愿意彻底割断和皇太极的联系,其于五月十六日后修书一封即书信III另差人带于皇太极,称阔科等人业已返回,并故意提醒黄户部来岛,海防甚严,为自己今后解释阔科被押事件预留托词。

至此,毛文龙和皇太极的第一阶段接触结束,整体来看,毛文龙和皇太极交通仅仅限于议和,议和过程上报于朝廷,但是隐瞒大部分事实,书信I和书信III的涉及的来往过程都背着明朝私下进行。被毛文龙解送上京的阔科,本系皇太极的爱将○11,毛文龙讨巧的解使行为,为其下半年的投敌道路上额外的制造许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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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清档案存真选集初辑》中李光涛认为毛文龙的书信有六封,其中第三封毛文龙至皇太极书信,即《明清档案》丙编的《失名致金国汗副启》。亦是满文老档太宗朝第十一册第三封信。信中有语“令先君在抚顺时曾与不佞意气相投,语言相合”。而考察努尔哈赤和毛文龙履历在旅顺绝无交叉点,姜守鹏在《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关系——毛文龙书信简析》中认为此信非毛文龙所写,言之有据,本文亦采纳。该信应为王子登书

②《满文老档》的第十一册、第十二册收录毛文龙王子登等处来信各六封,共十二封。金梁所辑的《满州老档秘录》中将第十二册中的第六封“前者我遣周姓人”一书,录为毛文龙来信七实为不妥,该信中有“毛总兵官死后”之句,显然是他人在毛文龙死后与皇太极的通书。

③ 网友capo1234认为,《存真》中毛文龙致金国汗书之二,即《满文老档》太宗第十二册第一封后半部分非毛文龙所做,姑且记之。

④姜守鹏在《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关系——毛文龙书信简析》认为阔科和曲虎实为二人,其主要理由是《清太宗实录》中记有天聪二年四月皇太极遣阔科出使皮岛,“来往数次”并认为四月是阔科第一次出访皮岛。参照东江塘报等书,姜守鹏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阔科和曲虎实为一人。

⑤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取自《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吴晗辑.》

⑥ 此处旧地实应指毛文龙在丁卯之战所失辖地

⑦ 按东江塘报毛文龙所述,兵向镇江,在阔科二次来使之后。但参阅《乱中杂录》实应为三月二十日。

⑧《崇祯长编》

⑨《三朝辽事实录》

⑩ 《颂天胪笔》中曾述“见豹败等五人象鬼之狰狞,言语侏樆,旁之通事代诉,有言某为夷官,某为夷军,某系当阵捉获,事之虚实皆不可知”。《熹宗实录》中登莱巡抚武之望也称“窃以为诸夷言语不通,生死出入一凭之通官之口,而通官转换支吾,若此则真与假,降与擒都无从辩,若不别觅通事,细加研审,则诸夷至死盖不知其所以然矣。查登镇素无解东夷语者,臣等不能辨其来历。”可知,毛文龙解俘,其通事素来都是由东江自派。

○11《仁祖实录》上曰;“曲虎者何人?”兰英答“汗之爱将,而多领汉人矣”


三、后期毛文龙于皇太极商议合作与投降的书信。

毛文龙递送书信III后,和皇太极的联系暂且中断数月,但是毛文龙在明朝的处境并未因为接送阔科上京而得到好转。特别是在东江军饷和兵数方面审核的日趋严格。在黄中色点校东江兵马数的基础上,登莱巡抚孙国桢奏报“东江兵数二万八千”并“以海外兵数既定准运饷八万石,不得重累东民”①。这一切引起了毛文龙的相当不满,渐生叛心。后金在东江的奸细王子登在二年三月的信中说“去岁七月。毛都督闻文官之言有嫌于心,欲望登北岸。”②

毛文龙登北岸投降的举措所被部下所劝阻,但是其在八月份却做出了自私离开汛地,率兵出现在莱登惊人举动。对于此事,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劾其“擅离汛地,潜入登莱,责令据寔回奏。”③山东总兵杨国栋亦责问:“文龙近以漂风为名,突至登州夏家疃上岸,续到多舡,见在登莱沿海窥探,不知意欲何为?④”对于这次私自登陆莱登毛文龙给出的解释是”因风飘至”⑤.且不说这借口多么的牵强,单说毛文龙崇祯二年三月第二次率军登陆莱登,绝非可以用气候来解释了。

《山中见闻录》中说“春,文龙拥舟师掩至莱登,旌旗蔽海上,登人以为建州兵至,皆大惊”毛九华在毛文龙被诛后一封奏折中称“其(毛文龙)再至莱登则有可异焉,舳舮相望,精甲耀日。”此次登莱,毛文龙已经不满于海上武装示威了,而发展到了公然抢掠的地步,毛九华疏中这样描述:“(毛文龙)又放兵四掠,啸聚芒砀,驰骤淄墨⑥”。如果说毛九华的奏折或拘于门户之见有夸大之词的话,那么满文老档中不知名至皇太极的信中亦提到“其(毛文龙)率兵于山东等处收粮食,逼迫前往,乃因不合意,即行抢掠⑦”。两相印证,毛文龙于崇祯二年初,在登莱等处抢掠,应确凿无疑。

参照毛文龙两次指莱的情形,更容易理解毛文龙崇祯元年下半年到崇祯二年初的通书脉络,毛文龙再次和皇太极联系,始于崇祯元年九月,毛文龙初次指登窥探后不久。承政院日记十一月十五日条下有:“平安监司书目,铁山报,都督标下都司苏万良。去九月,持都督书,十月十七日,得达沈阳,持汗书回书来事。”“铁山府使书目,苏万良率家丁十七名,金人三名女人一名,持金国汗书,由昌城之路出来,本月初九日子时,到本府事。”

苏万良系毛文龙亲信,天启四年毛文龙解送李永芳招降使者时,即系该人解送,并因此功授予守备。其崇祯元年九月持都督书,即书信IV前往沈阳,⑧于十月十七日抵,后持皇太极回信返回,皇太极的回信即《明清史料丛刊初编》的上编《皇太极谕皮岛众将》的第一封。

苏万良带过去的书信IV中,毛文龙先向皇太极解释了阔科未归的原因,把一切归罪于黄户部,紧接这其抛出一个计划来”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即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此信中所说的”我取山东”,和毛文龙在八月份所谓因”风飘”指登的窥探恐有很大的关联。

皇太极的回信对毛文龙做了回复,他先指责毛文龙年初的大话相欺(指的书信I)责问”差官持书言山海官多,和事无敢担承,我奉海外便宜行事,奏本一上,和事易成”结果却是和谈未成,而此番又差人来”持书又是别事”(指的是非上次和谈,而是所谓的从两面夹攻的计划)。皇太极表示出对毛文龙及其不信任,反问道“或攻山海,或攻山东,各处攻取,我肯令尔知道?”

毛文龙接到信后,立刻又作了回复,承政院日记十一月二十一日载“平安监司书目,铁山报,守备柳得率家丁十六名,真鞑一名,十五日过本府向昌城事。”守备柳所持的书信及书信V 。信中毛文龙再三赌咒解释阔科被解送事件,并说提到“我想要与汗王一路上做此大事,又被此一番所疑,莫非天数”此封信,皇太极有无回复,未可知,但毛文龙于十二月份再次遣使去沈阳,此信应已轶。

直到崇祯二年三月,毛文龙又给皇太极递送了一封信,此信上有满文批注,上书:“天聪三年三月一日,毛文龙派二名汉人同出征中逃亡的布杨图牛录和席图库送来的书信”。

该信开头即云“不佞近与足下同此大事已经三次”,依此观之,毛文龙在崇祯元年九月,十一月,十二月三次通使后再无与皇太极联系。而文中又说“见来文,甚是的切,又且诚信,不佞晴晴喜跃”则无疑十二月份的来书,皇太极作了回复。文中接着责问皇太极为何犯铁山,以为皇太极背信,并以此"自思自悔,当初原不该与你通这个机密,你到底是挞子家做事,只图目前之小利,那知日远之大妙。",后从被俘的冤牛禄十头库(应是送信的席图库)中得知:“我等非抢你人民来也,听说刘爱塔弟兄在铁山,我等星夜来抢拿他来了。” 转而承诺“你若是真要他弟兄们,待你我事说成之后, 我送与你,去不得么?为何动兵来,又起我两家猜疑。 大事若成,连各岛人都是你的,何况他弟兄乎? ”最后毛文龙和皇太极竟商讨起待遇问题“再有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其中主意,不可不思。”

第VI封信和最初的第IV封信相比,毛文龙在叛国的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其不再坚持事成之后,“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同意做后金的附庸,宣称“连各岛人都是你的”,仅仅要求地位比“佟、李之隆”或者“西夷之头领之隆”略高。这种让步应该写在毛文龙元年十二月遣使的信中,也正是这封信让皇太极暂时放下了解使事件的不信任感,同意和毛文龙的军事合作,所以毛文龙在第VI信的开始中方说“今见来文,甚是的切,又且诚信,不佞晴晴喜跃,以为我两家事必成矣。”

但是不久皇太极有变卦,对毛文龙提出了新的条件,在毛文龙书信VII中有所反应。书信中说皇太极提出了“若送还诸申,可以来往,否则不再来往”的新条件。让毛文龙及其恼怒,指责“前者已讲明完了之事,仰又何疑”“今尔因阔科一事而疑我,何其无智尔!”

书信VII系毛文龙的现存的最后一封书信,从信中看毛文龙不满皇太极新的要求,而暂时中断和皇太极的来往,甚至愤怒提出了“否则杀尽所遣之人,方足汗嗜杀之心乎”。尽管如此,毛文龙也没放弃和后金合作的努力,在信中仍然留有“尔若以我言为是,即下决心,明白赠书,从速遣之,观尔如何行事,我再答复”。

毛文龙的书信VII递送时间未详,但满文老档第十二册最后一封不知名至皇太极书中写道“汗又不纳,反而言称,尔欲来归,则送诸申前来登岸,……,(毛文龙)因知事不能成,归降之年,随即断绝,其率兵于山东地方受粮……”从中可知其应在毛文龙二次登录莱登抢掠之前,崇祯二年三、四月前后的事情。

王子登在崇祯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的信中依旧提及“山海关为北京之前门,莱登二府乃为北京之后门也,岂能为此小故,而弃天下之大事乎?”,由此可知,毛文龙从崇祯元年九月到崇祯二年四月间,先后和皇太极通书五封(包括元年十二月的未存世之信)都是围绕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这一军事合作计划进行的,这五封信恰好是在毛文龙两次私自登录莱登之间,显然并非时间上的巧合,毛文龙自元年八月指登窥探后,渐生叛明自立之心,并利用海路冰封的冰封期间,与皇太极通书商议合作的可能。在毛文龙作出让步后,皇太极一度同意毛文龙的合作计划。但是由于阔科事件隔阂,或者说皇太极试图进一步借机挤榨毛文龙的利益,使得最终的谈判未能达成一致。这也使得毛文龙的二次登莱仅仅演变成武装示威和小范围的抢掠,而未敢公然和明朝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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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④⑤ 《崇祯长编》

② 《满文老档》

⑦ 该信系《满文老档》最后一封,有学者认为此信是刘兴柞所写

⑥ 《东江遗事》

⑧ 网友capo1234认为书信IV,系毛文龙对皇太极的回信,此观点并不正确,除了文意和逻辑上的不妥外,书信IV中毛文龙抬头也是称为”毛文龙拜金国汗致书”而非其它回信中的”毛文再拜”,显然书信IV是毛文龙和皇太极再次联系的第一封信


四、其它相关说法及其简析

对于毛文龙和后金的交通通书,诸多学者和网友也提出很多见解,本文最后尝试对各类说法做一个简析。

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觉得毛文龙书信中“词气倨傲,绝不似投降口吻”①,认为毛文龙“当是相互玩弄,非有意归降也”。但毛文龙的词气倨傲,不应单单着眼于毛文龙与后金的通书,更应该毛文龙本人的秉性习惯中考察。朝鲜仁祖李倧曾言“文龙与禽兽无异,至若皇帝之尊,亦无所畏,不可以礼责之也”②。仁祖所言不差,毛文龙不仅仅对外邦君臣如此,对同僚和上司也倨傲无礼。天启年间莱登训武之望曾言:“臣初抚登时 ,期与文龙 同心共济,移书相劝勉,捐资相救济,乃数次文移,查无一字相应也 ”③蓟辽督师袁崇焕在于毛文龙会晤时,毛文龙竟当面狂言“宁兵马俱无用,止用东江二三千人,藏云隐雾,一把火遂了东夷”④。登莱巡抚和蓟辽都市俱是毛文龙上司,毛文龙都毫无顾忌的或举止傲慢或口出无状。甚至不仅仅如此,甚至对于崇祯本人毛文龙也失人臣之礼,崇祯二年五月,毛文龙上疏自辩,连用五个“皇上知之否?”崇祯长编中批准说其“语多桀骜⑤”。如果毛文龙对崇祯都“语多桀骜”,那么其对皇太极“词气倨傲”又如何做的“当是相互玩弄,非有意归降也”的依据呢?

陈函滔在《东江事略:毛文龙生平事迹研究》把毛文龙的通敌书信归为毛与后金的相互反间,这难免有为毛文龙避讳之嫌。且不说,毛文龙在崇祯元年的五月前的解阔科一事,是毛文龙有计划为之,还是事后搪塞,未曾得知。即便是有意为之,从毛文龙塘报中看。所谓的诱使者也在阔科被扣押后完成,五月后的通书时间和前者是割裂看的两个阶段,对于其后的通书,毛文龙完全对明朝隐瞒。

吉林大学教授孟昭信教授曾提出过这么个观点认为毛文龙的书信II到书信VII都系王子登伪造,⑥这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毛文龙和后金交通情形,除了存世满汉书信外,尚有往来使者信息,毛文龙亲信苏万良后金被俘牛录布杨图和席图库这样的信使信差绝非刚入皮岛不久的王子登能够指使和派遣的。

也有网友对毛文龙汉文书信中字迹和印信提出了质疑。毛文龙五封汉文书信,第二封是否是毛文龙书信尚有争议,姑且不论,剩下四封,似两人手书,第一封信,笔迹较为端正,措辞较为文雅,而后三封“文理之难通,字体之谬误。俱见武人亲笔⑦”。此亦好理解,头一封书信是天启七年末与后金议和所写,文中所议俱是和谈之事,当可以军中亲信文人代笔捉刀。而后三封则是毛文龙和后金私自密约,怎敢假借人手,想必是毛大帅自己的墨宝。

毛文龙汉文书信的后两封中在抬头处盖有一朱文方印,上书“平辽大将军之印”。或有人说此乃毛文龙的官印。此言甚谬。其一,明朝挂印将军印系柳叶篆,总兵关防系九转篆,非该印中所呈篆体⑧;其二,明朝挂印将军均以征讨号加将军字样,而非“大将军”。其三,毛文龙在崇祯元年所挂印系“征虏前将军”而非“平辽将军”⑨;此三点足说明该印非毛文龙官印。

那么该印是否是他人伪造呢?又不然。该印虽非毛文龙官印,却有可能是毛文龙私印。其一:明朝交往中有以古官职称谓今官职风尚,如兵部尚书成为大司马,户部尚书成为大司农,总兵总戌则以大将军之称称谓,毛文龙指使他人撰写的宣传材料《毛 大将军海上情形》文题即称毛文龙为毛大将军,毛文龙又系专敇平辽总兵官⑩,称其为平辽大将军并无误。其二:明朝私印中有一类履历印,常以自己出任或曾出任的官职的古称头衔入印,如明代著名藏书家范大澈,有一方藏书印,曰“典属国印”实际上范在明朝所任鸿胪寺序班,而鸿胪寺职属在秦汉时期就是典属国。范此藏书印实际用典属国来替其的鸿胪寺序班的履历, 由此看毛文龙有一方“平辽大将军之印”的私印再为正常不过了。


五、结语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毛文龙于崇祯元年至二年间和皇太极交通的情形,相对比较清晰。毛文龙在天启七年末崇祯元年初,通过叛逃到皮岛的王子登搭线,同后金密谋和谈。前后通书三次(不含天启七年十一月,毛文龙首批被皇太极所杀的使者带去的书信),皇太极回书两封。两方一度达成协议,并签下誓书,但由于毛文龙毁约绑阔科上京,使得两者的交通中断数月。

崇祯元年九月到崇祯二年四月,在两次私自登陆莱登之间,毛文龙利用冰封期和后金再次私下交通,先后通书五封(含崇祯元年十二月不存世的书信),后金回书至少三封。整个交通过程围绕毛文龙提出的“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军事合作计划进行讨价还价,一度达成协议,最终由于相互不信任未能形成实质,但仍留下继续谈判的可能性。

从毛文龙书信和相关史料可看出,崇祯元年七月后,毛文龙叛明借金自立之心明显,毛文龙“我取山东”的意图,既有动机企图,有书信交通,也有试探举动。崇祯元年后的,毛文龙麾下的东江不仅仅不再是一只对后金有所谓“牵制”作用的军事力量,而已经逐步向莱登门户有着巨大威胁的敌对势力方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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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⑦孟森《关于刘爱塔事迹研究》

②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取自《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吴晗辑.》

③《熹宗实录》

④《明清史料丙编》

⑤《崇祯长编》

⑥ 孟昭信《毛文龙来书试析》

⑧《万历野获编 》“则各镇挂印总兵官,如征南、征西、镇西、平羌、镇朔、征蛮、平蛮、征虏诸将军,俱银印,视一品稍杀,二品稍丰,独以虎为鼻钮,且篆文为柳叶,则百僚中所未睹。”

⑨⑩ 从《明清史料》中兵部抄出毛文龙之疏里其自称的官职中,可知崇祯年间,毛文龙是平辽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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