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乾隆朝惩贪之一

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吏治的好坏,而吏治的好坏又关系到统治阶层是否稳固?国家是否安泰?因而,历朝历代的帝王,无论是昏君还是明君,都将惩治贪官,整饬吏治放在首位。清顺治时期,,皇帝曾严饬诸司要“贪酷重惩”,以“惩贪为弊吏之本”。康熙朝又更进了一步,他说“治国莫要于惩贪”,强调考绩要“重惩贪酷”,主张“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雍正即位后,更加强力度执行这种严惩贪酷的政策,他不仅对挪移钱粮者做出了更为具体的处分条例,而且对欺侵入己者处分更重。

乾隆时期,天下承平已久,官员腐化日深。因而贪官数目也越来越多,从上到下,赃额日巨,手段日高,范围日广,更不能不使惩治贪官成为乾隆朝整个政治活动中一个重要课题。而对惩治贪官这一问题,乾隆比前几位帝王更加重视,措施也更为严厉。


乾隆在官员的用度上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论人之道,才品兼长固属甚善,但二者不可得兼:才胜于品,一时涂饰可观而心志不诚、根本不固,将来必难以驾驭;品胜于才,虽一时肆应不足而心术端方、操守廉洁,将来扩充历练,必能不愧循良:”。可见,在任人的问题上,乾隆比康熙、雍正更注重德。而对于那些缺德有才的贪官,乾隆的痛恨之情也往往甚于康熙、雍正。康熙二十四年,玄烨见该年秋拟斩的贪官甚多,即谕“若尽行处决,朕心不忍”。乾隆十四年,宏历见贪官被督、抚轻拟,被九卿议缓决,不唯大加改正,且谓“此等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斧钺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不止”。十五年,乾隆又进一步告戒群臣“不可为贪吏开幸生之路”。因此,乾隆时期,二品以上因贪赃被杀的大员,多达三十人以上!


乾隆时期为了整治贪官而大力加强了有关反贪、惩贪的法制建设。他既尊重前朝的成法、要法,又不拘泥于它。他纂修律列八、九次,“改变旧列及因案增设者为独多”,从改、增、加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条文上来看,在有清一代的惩贪法制的建设上,乾隆最终奠定了其基础,从而也达到了高峰。


乾隆四年,朝廷颁布将八法考绩制度改为六法,宣布“贪、酷二者,不应待三年参劾”,这样一来,就使当时朝野上下贪酷官的被参劾成了经常的事情。六年,他认为“文武官员之犯侵贪等罪者于限内完赃俱减”等发落的旧判,“易使其未尽败露之脏私饱其囊橐”因而“殊不足以惩戒”,故下令将乾隆元年以来侵贪重犯发往军台效力,并决定:“嗣后,官员有犯侵贪等案者,亦照此办理”。二十三年,为使侵亏官犯“果知法在所不赦”,乾隆又宣布将“侵亏入己者限内完赃之列,永行停止”。同年,乾隆还宣布停止重犯捐赎列,并认为“如此,则犯死罪者,贫富一律,不得幸逃法纪”,凡此种种,都弥补了康熙、雍正期所定的惩贪法制的不足,加重了对贪官的处置,堵塞了他们幸生、幸逃之路。


乾隆三十年。增订了侵盗仓库钱粮入己列。规定侵贪千两者仍按照旧斩监候,而将千两以下者分为三种情况各个加重了处罚。四十一年,规定亏空钱粮入己、限内完赃不准减等列。在后来的惩贪过程中,除了议处原推荐官员的上司,还要对不予查参的臬司、道、府以及督、抚等降级、调用。


乾隆时期改定、增订的惩贪法制凡八条,而其新定之法,也有八条之多。十二年,乾隆新定侵贪官犯限满拟入情实之列,以绝其“明知不死,更欲保其身家”之心。十三年,乾隆新定代赔帑项限期不完之罪,不准纳赎。此后。不仅上司等官代赔之事已成定制。而且父死子赔、父罪子偿之事亦或有之。二十一年、二十七、二十八年、三十七年,及至后来各个时期,乾隆不停的颁发各种禁令和禁贪措施,如严禁各部需索,眼禁直省大吏设立管家门人收受门包,严禁上司留请属员用膳时勒索“押席银两”,甚至连孔夫子的后人都打了招呼“博士有枉法婪赃革职治罪者,停其承袭”,等等。这些措施从某中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是一种惩贪的法制,丰富了当时历史惩贪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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