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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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B]聂元梓: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B] 聂元梓出生在河南省北部滑县农村一个富有的家庭。 1934年,13岁的聂元梓从本县小学毕业,移读于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1937年7月,聂元梓到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从此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1938年,聂元梓到山西省晋城,进入华北军政干校学习,这年1月,年仅17岁的聂元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被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学习和工作。1946年2月,调往哈尔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

聂元梓: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


聂元梓出生在河南省北部滑县农村一个富有的家庭。


1934年,13岁的聂元梓从本县小学毕业,移读于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1937年7月,聂元梓到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从此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1938年,聂元梓到山西省晋城,进入华北军政干校学习,这年1月,年仅17岁的聂元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被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学习和工作。1946年2月,调往哈尔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学习。1963年,聂元梓调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这时,42岁的聂元梓已经是行政12级干部了。文革爆发那年,她45岁。


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她先是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继而在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聂元梓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聂元梓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候补中央委员。


聂元梓和军师们策划抢了三个“头功”。第一是“揪叛徒”。在聂元梓的授意下,他们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为叛徒。这些老同志相继被捕入狱。其中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被折磨致死。


第二是诬陷朱德委员长。聂元梓召集手下干将,炮制了《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三篇反动文章,刊登在《新北大报》上,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


第三是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总书记的大字报,诬陷邓小平同志是“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其同时,聂还加紧了对邓小平子女的迫害。


邓朴方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和申辩的权利,开除党籍,刑讯逼供。邓朴方采取了当时唯一可行的方式来表示他的愤慨和不平。他从楼上纵身一跳。……聂元梓不过是政治上昙花一现的人物。1969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的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她往北京写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1975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19日,锒铛入狱。


聂元梓的个人生活很不幸,1959年38岁时同第一个丈夫离异,主要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1966年同第二个丈夫结合,又是淡而无味的婚姻。文革时,她违心地领着红卫兵去抄丈夫的家。抄家后,丈夫前妻的儿子找到北大来论理,她还是躲着不敢见,暗地里指使红卫兵:“他们不是好人,轰出去。”从此,她和第二个丈夫脱离了关系。


不久前,聂元梓结束了她73岁的一生。


地派女杰谭厚兰


谭厚兰1937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58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同年入党。1961年作为调干保送到北大政教系学习。和同是学生的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比起来,她年长9岁,是干部,和同是女性的聂元梓比起来,她年轻16岁,是个学生。因此,谭厚兰是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


谭厚兰曾是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大学的造反派曾分为“天派”、“地派”,谭厚兰与王大宾结成“地派”,插手北京市各高校,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武斗。


一天,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康生说:“我想了三天三夜,画了一张那里的印象图。”康生把图交给谭厚兰,接着说:“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1968年7月28日凌晨,谭厚兰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被抛在一边。1968年10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


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运动开始,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她从此失去了自由。1975年8月,对她的审查结束,她被安排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这时,她反省自己前几年的所作所为。在工厂,她不言语,埋头苦干,老老实实接受管教。


粉碎“四人帮”后,恶有恶报的天谴来到了。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中,她痛心自悔,她用自己的揭发交代,证实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查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


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她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


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这年,她才45岁,没有结婚。


王大宾几度风雨


王大宾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地区的一个贫苦的汉彝族通婚的农民家庭,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6年大学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了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并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他因经常在首都高校乃至全社会抛头露面,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


1968年毛主席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这位已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的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临行前,周恩来总理特意抽空接见了王大宾,嘱咐他下去后多学技术,少出头露面,不可介入四川“天”“地”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为工作便利,周总理建议他更名为“王毅”,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


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


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


王大宾回成都后,起初渴望搞专业工作,但未如愿。之后,他先在一个街道办的商店当临时出纳,后来则被一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


1985年秋,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69元。对继续从事专业工作,他从内心感谢党的政策,并在工作中努力回报。


王大宾曾两次结婚。1973年,王大宾在受审查期间患了严重的胃病。当时他的女朋友闻讯从成都赶到武汉,为他熬药送饭。他们于同年底结婚。第二年,添了个女儿。1983年,王大宾的前妻调回原籍深圳,王大宾却因故调不去,双方协议离婚。至今两家仍是朋友,有往来。


王大宾与前妻分手后,曾深深地痛苦过。1987年夏季,有人介绍了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刘素芬。初次见面那天,王大宾首先送上一份别致的“礼物”——自己关押受审的材料。刘素芬比王大宾小8岁,是共产党员。


对于王大宾的“见面礼”,刘素芬翻阅了好一阵子,她决心继续和王大宾交往下去。她说:“历史已经过去,关键是现在的表现。”一年后,他们在刘素芬的单位宿舍结婚。王大宾只带来了三个饭碗和两床旧被褥。1989年10月,在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国榉的鼎力推荐下,雄心勃勃地要把经济搞上去的都江堰市一班领导人,借调了王大宾帮助筹建钎具厂。


如今的王大宾已53岁,他现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他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的公司生产的拳头产品已出口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王大宾对此只是说:“我不过干了点实事,这远远弥补不了我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

天派领袖韩爱晶


韩爱晶出生在江苏涟水县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家庭。生父早年参加革命,不幸牺牲。继父是一个中层干部,怀着抚育烈士遗孤成人的责任感,对韩爱晶要求严格而不失疼爱。韩爱晶却总感到在家庭里难以寻求到温暖,从小养成了孤僻、郁闷的性格。后考上北京航空学院。


文革开始,他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他一下子成了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


"大闹、大名、大权”是“造反当官”的三部曲。韩爱晶审时度势,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刘少奇同志。1967年7月26日,他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幸亏周总理采取了强制措施,才平息了这场轩然大波。


韩爱晶为了扩大影响,先后派出数百人,以“调查组”、“联络站”等名义,在全国35处插手当地运动。他还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全国动态组”。1967年4月,北航“红旗”赴武汉调查组、搜集整理上百页的黑材料交给当时“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为王力一伙诬陷武汉军区,制造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弹。


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写了自己历史上最肮脏的一笔。这个小型“审斗会”审斗的是功勋卓著的老帅彭德怀。当时彭总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线副总指挥。韩爱晶非法强行揪回彭老总,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会前,北京卫戍区的同志奉命向韩爱晶宣布了周总理“不准打、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斗、不准开万人以上斗争大会”的五项指示,韩爱晶却声称“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带头对彭老总逼供和殴打。他们逼迫彭老总在他们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刚直不阿的彭总据理驳斥、拒绝签字。韩爱晶恼羞成怒,先后7次将彭总打倒在地。使彭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总的严重伤病,会上对彭总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同志头部也被打成血肿。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下,韩爱晶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绑架、迫害了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人……,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


然而,历史是严峻的1979年,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了韩爱晶。1983年6月,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


造反“司令”蒯大富


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农民家里,父亲是大队干部,父母都是党员。蒯大富是老大,下面还有5个弟弟1个妹妹。1963年9月,从小在家乡读书的蒯大富一跃登上了龙门,他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


1966年6月,一场风暴降临神州大地。


1968年6月21日蒯大富在清华提出要赶走工作组。结果,清华大学在工作组领导进行了多次反蒯斗争,蒯大富被开除团籍。7月18日,形势急转,毛泽东指示:“不要工作组,要革命师生自己来搞。”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很快,蒯大富成为清华井冈山的头目,人称蒯司令。


1967年1月6日,蒯大富组织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智擒王光美”。他们诈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把刘少奇和王光美骗到医院,然后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4月,在蒯大富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召开了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彭真等人也被押来陪斗。从5月29日到7月27日,在蒯大富领导下,清华大学武斗一直没有停息,这就是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武斗中死伤多人。


7月27日,工宣队进入清华,宣传制止武斗。蒯大富决定以武力抵抗,不让工人进校。造反派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队袭击,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伤。


毛泽东震怒了。7月28日,他接见五大领袖,点了蒯大富的名。会后,五大领袖回到学校放下武器、拆除工事。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了一名电解工。


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点清查对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华受审。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刑满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


蒯大富过去几次准备结婚时,热恋中的女友都离他而去。1988年,南京的一位好友写信,向他介绍了北京大学78级学生罗晓波。她,1962年生,昆明人,现任南京某电子研究所工程师。罗晓波明确表示:“愿意追随他这风云人物共走漫漫人生长路。”8月,他们两人在南京结了婚。以后,罗晓波调到了青铜峡铝厂。


1992年,他们共同来到了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公司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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