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将詹才芳首任解放军第四十六军军长


木兰山上,陈锡联两次找到詹才芳要求参加红军

詹才芳的身世与众多将军有所不同,他是孪生双胞胎中的哥哥。1907年9月12日,詹才芳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高桥区黑石咀村。詹才芳比弟弟詹才银早两分钟出生。1924年,詹才芳兄弟俩参加了革命,都在武汉董必武身边工作。

1927年9月,詹才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郑位三、戴克敏、陈定侯等人带着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来到黄安县七里坪文昌宫。中共黄安县委在这里召开会议,决定进行武装暴动。詹才芳从武汉回到黄安县,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詹才芳与弟弟詹才银第一次分手,也是诀别性的分手,兄弟俩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詹才芳当上了解放军第四十六军军长,率部南下,回到黄安县时,才知道弟弟已成为共和国的一名烈士。

根据七里坪会议决定,詹才芳率领农民自卫队和100多位农民,冲进沙河王家地主大院,开仓放粮,救济贫民。获得成功后,詹才芳一不做二不休,在9月、10月两个月中,连续没收了十多户地主家的财产,在黄麻地区形成了气候。

1927年11月3日,中共黄安、麻城两县县委在七里坪召开会议,决定进行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会后,詹才芳、詹献庭、王秀松和李先念等人,深入高桥、桃花等地,进行了武装起义的发动宣传工作。11月13日夜,在中共黄麻特委的领导下,黄安、麻城农民自卫军和广大农民群众2万余人,开始攻打黄安县城。

詹才芳、詹献庭、王秀松和李先念等人指挥高桥、桃花等地的农民自卫队,进攻黄安城的南门。攻城前,詹才芳作了动员。詹才芳说:“按照总指挥部的命令,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出发夺取黄安县城了。这是我们穷人想要当家作主,不再做奴隶的大事。我们要把对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豪绅的千年大恨凝聚在刀口上、枪尖上。大家要团结一致,奋勇冲杀,把红旗插到黄安城上!”

这一仗,活捉了国民党黄安县县长贺守忠,缴获步枪30余支,子弹90箱,并在城内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农民自卫军为第一路军,麻城农民自卫军为第二路军。潘忠汝任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戴克敏为党代表,吴光浩任副总指挥兼第二路军司令。詹才芳被任命为第二路军特务大队大队长。

12月5日,国民党军一个师袭击黄安县城,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被迫突围,潘忠汝牺牲。12月下旬,鄂东军72人在吴光浩的带领下,昼伏夜行,转移到湖北黄陂的木兰山。这72人中便有詹才芳、陈再道等人。从此,72名指战员就像72颗不灭的星火,在木兰山上熊熊燃烧。詹才芳成了木兰山上的72位游击英雄之一。

詹才芳在木兰山时,发生了一段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后来成为共和国上将、国务院副总理的陈锡联,当年两次跑到詹才芳部要求当红军。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詹才芳每次率领游击队下山活动时,都要先到一个秘密联络点——陈永厚家。陈永厚是陈锡联的父亲。一来二往,不到13岁的陈锡联便想当红军了。

1928年4月,正在为地主家放牛的陈锡联,突然感到肚子痛,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这时,地主的儿子恰巧经过这里,见状,硬说陈锡联偷懒,上来就是一顿暴打。

这天夜晚,饿着肚子的陈锡联躺在又黑又脏的牛棚里,抚摸着身上的伤痕,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陈锡联想去找詹才芳。于是,他翻身爬起来,摸黑到了四里多远的肖家寺,找到詹才芳要求参加红军。

望着陈锡联坚毅的神情和幼小的身躯,詹才芳拿过一支步枪往他身边一靠,笑着说:“人还没有枪高,怎么能当红军,在家再长一年吧,明年我们再来接你。”

陈锡联坚定地说:“我一定要参加红军。”

詹才芳抚摸着陈锡联的头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当红军?”

“为什么?”陈锡联一把扯开身上破旧的衣服,露出满身伤痕泣不成声地说,“我八岁就给地主放牛,放了六年牛,挨了六年打,我再不愿过这种日子了,听说你们是专门打富人、帮穷人的队伍,我坚决要求参加你们的队伍。”

沉默了半晌之后,詹才芳缓缓地说:“好孩子,你是一条汉子,我也想留下你,但是,你实在是太小了。你先回去,明年我们一定来接你。”

几天后,詹才芳带着游击队潜回到黄安后,把陈锡联送回家交给陈锡联的母亲雷敏。

一家人正为陈锡联失踪寝食难安,见到陈锡联平安归来是又惊又喜。雷敏搂着陈锡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任眼泪尽情地流淌。从此以后,雷敏害怕陈锡联再次跑去参军,每天夜晚睡觉前都要把一根麻绳一头系在陈锡联的脚上,一头系在自己的手上,一有动静就连忙察看。

1929年4月,红七军第三十一师扩编了八个大队,詹才芳被任命为第八大队大队长。就在这时,陈锡联跑来了。原来,在家又呆了一年的陈锡联,想起了詹才芳的话,再也呆不住了。因此,陈锡联趁外出干农活的机会,偷偷地躲了起来。天黑后,他跑到七里坪找到了詹才芳。詹才芳终于答应陈锡联参加红军的请求。当时,两人谁也没有料到,在1955年授衔时,詹才芳是中将,而陈锡联却是上将。尽管陈锡联的军衔高于詹才芳,但每每见面时,陈锡联总是称詹才芳为老首长。

长征途中,詹才芳救下了日后的成都军区和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

1930年4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整编,成立红一军,军长许继慎,政委曹大骏,下辖一师、二师、三师和独立旅。詹才芳任红一军一师三团政委。起初,詹才芳不愿当政委,副军长徐向前对詹才芳说:“你要当个会打仗的政委!”这样,詹才芳的思想才转过弯来。1931年1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会合,合编为红四军,詹才芳任三十团政委。1931年11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成立。1933年1月,詹才芳被提升为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政委。6月,红十二师扩编成红九军。何畏任军长,詹才芳任军政委,许世友任副军长。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后,詹才芳调任红三十一军政委,军长由红四方面军副司令员王树声兼任。实际指挥红三十一军行军打仗等具体工作,就由詹才芳一个人负责了。

北上过草地时,詹才芳救了后来成为著名战将的尤太忠。那天,詹才芳见几个士兵抬着一个重病号,欲弃之在草地上,急忙下马询问怎么回事。战士答道:“他病得太重了,怕是活不成了。”

詹才芳仔细观察了一下,沉思片刻说:“不要扔,这么年轻,个子又大,扛机枪是把好手。你们给他一个马尾巴试试。”

这个重病号就是尤太忠,后来成为成都军区和广州军区司令员。

享受拉马尾巴待遇后,尤太忠靠着自己坚强的毅力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随大部队走出了草地。因此,尤太忠常常念叨詹才芳的救命之恩,说:“我这条命是拉马尾巴拉出来的!”

1936年6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7月,两个方面军开始共同北上,詹才芳奉命率红三十一军一部疾速前进。当部队抵达毛儿盖时,詹才芳接到命令,就地停留两天,准备过草地需要的粮食。

毛儿盖一带是藏民居住区,红三十一军临时驻扎在这里,发生了一件至今仍为当地群众争相传颂的爱民故事——詹才芳和一只银碗的故事。

当时,红三十一军刚到毛儿盖,詹才芳召开完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好了筹粮任务。这时,一位名叫扎布的藏族青年闯进军部,哀求道:“大军!我的女人快完啦!快救救她吧!快救救我的孩子吧!”

当詹才芳听完扎布用不大熟练的汉语叙述完之后,猜想扎布的妻子可能是难产。于是,詹才芳马上让通信员找来医生、卫生员、担架员和警卫战士,组成急救小组,并亲自率领,连夜策马赶到15公里外扎布的家中。

果然,当詹才芳进到扎布家里时,见到一个孕妇正躺在铺上,痛得呼天喊地,脸上堆满豆大的汗珠,衣裳全被汗水浸透。

“快,赶快抢救!”詹才芳吩咐道。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紧急抢救,大人和小孩都平安了。听到婴儿的哭声,产妇也宽慰地笑了,扎布舒开了紧蹙的眉头。屋里屋外,寨内寨外,藏民们奔走相告。

第三天,红三十一军要出发了。扎布、“通司”(藏语翻译)和几个乡亲一起,带着几袋青稞面,赶到军部道谢。扎布还手捧一只精美的银碗,送给詹才芳做纪念,说:“我的家很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只银碗是我家祖辈传下来的。今天,我代表全家把它献给尊敬的红军首长,我们的救命恩人!”

詹才芳怎么也不肯收下这么珍贵的礼物,说:“藏汉一家,军民一家,何必客气!我们红军来自人民,为人民而战,为人民而死,都是应该的!”说着,詹才芳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小包红糖、一包盐、一包烟草送给扎布,说:“原来我们想路过你们家时,送给你的,现在就由你带回去!”

扎布收下礼物后,一定要詹才芳收下那只银碗,而詹才芳怎么也不肯收。结果,扎布趁红军不注意,悄悄地把银碗藏进了青稞面里。次日,部队远离毛儿盖后,炊事班长在青稞面里发现了那只银碗。全国解放后,詹才芳把这只凝聚汉藏军民情谊的银碗,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1936年10月,詹才芳到达陕北,走完长征,进入红军大学学习。

詹才芳谈恋爱,写情书比打仗还难

1938年4月,詹才芳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位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大队大队长。上任不久,他看中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爱上了一个人,但詹才芳不知道怎么才能把爱的信号传递给对方。会打仗的将军未必会谈恋爱,此话一点也不假。詹才芳恨自己书读得少,很是苦恼。

詹才芳的苦恼让热心的童广生大姐看了出来。童广生笑着对詹才芳说:“我去会一会你的意中人!”

童广生找到詹才芳的意中人——冀中阜平县康家峪妇救会主任杨静,把她约到小河边,向她介绍起了詹才芳……

第二天傍晚,杨静来到詹才芳的住处见了面,谈了许多。最后,杨静对詹才芳“约法三章”:一个月见一次面,写两封信。

詹才芳答应了,一个月见一次面还好说,可写两封信,简直比打仗还难。事后,詹才芳说:“我识不得几个字,从未见过情书是啥样子的,而且杨静是南京大学的高材生,真是让我为难啊!”

杨静的信都来了两天了,詹才芳的回信却只字未动。正犯难时,詹才芳想起了刘昌毅的爱人徐坚。徐坚是一大队的才女,字写得漂亮,又和詹才芳在一个党小组。詹才芳请徐坚代笔写情书。徐坚听了詹才芳的情况,抿嘴笑答,可以为詹才芳代写情书。詹才芳的第一封情书,就如此炮制了出来。

杨静接到第一封情书,顿生疑惑:不是说没有文化吗?哪来这样一笔秀丽的字体和颇具文采的信呢?为解疑惑,杨静赶到詹才芳住处。詹才芳是个老实人,便把如何请人代写情书的事一五一十“坦白”了。

杨静没有生气,而是一本正经地告诉詹才芳:“天下什么都可以找人写,唯有情书不可请人代笔,哪怕写几个字,那是自己写的,表示对爱情的珍重!”

于是,詹才芳开始学习写情书。杨静当老师,不时地批改詹才芳的情书。一来二去,詹才芳的文化水平提高了,爱情也开花结果了,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詹才芳和杨静的感情很快到了谈论婚期的时候,按詹才芳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定情物”作为婚姻的见证,但革命队伍中又不兴这一套,怎么办?詹才芳想,一定要给杨静送一样东西。

恰在这时,长征时的警卫员谭志耕来看望詹才芳。谭志耕现在已是营长了。詹才芳一眼就瞅见谭志耕上衣左上方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便问:“小谭,你的口袋里是‘派克’钢笔吗?”

谭志耕有点奇怪,从口袋里抽出黑色钢笔,说:“这支是‘派克’牌的,不过只有笔尖是‘派克’,其他都是国产货。”

“‘派克’笔尖也行!送给我吧!”詹才芳说完伸手就要拿。

谭志耕把拿“派克”笔的手往后一缩,说:“老首长,你要这笔干什么?”

“你小子忘本了是不是?跟你要支钢笔都不情愿了!”詹才芳激将了一句。

“那也得说清楚。”谭志耕仍然有点舍不得。

詹才芳只得把自己的心事说了出来。谭志耕听完,高兴地说:“老首长,若是为娶嫂子用,别说是钢笔,就是金元宝也得献出来啊!”

说完,谭志耕双手把钢笔送到詹才芳面前。后来,这支钢笔就成了詹才芳给杨静的信物,一直珍藏在杨静身边。

与李中权搭档,辽沈、平津战役中显神威

詹才芳在抗大二分校一大队当大队长时,还结识了一大队政委李中权。于是,詹才芳和李中权便开始了搭档,而且时间长达20多年。

1940年9月,詹才芳调任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不久,李中权也调该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1945年11月,詹才芳调任晋察冀军区冀东纵队司令员,与李中权短暂分手后,两人再次走到一块。

在解放战争中,詹才芳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司令员时,李中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詹才芳和李中权这对老搭档,率九纵指战员英勇善战的故事非常多,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是在辽沈战役中,九纵攻克锦州,活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范汉杰。

1948年9月9日深夜,詹才芳接到林彪、罗荣桓密令:“以隐蔽、迅速、突然动作插向锦州、义县之间,切断锦义敌人联系,包围义县守敌,阻击锦州之敌北援。切不可走漏消息!”

詹才芳接到密令后,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詹才芳传达了野战军首长的密令和作战意图。在政委李中权和参谋长袁渊分别讲话之后,詹才芳强调说:“毛主席过去常教导我们,声东击西,出其不意。这一次,我们不仅在战术上声东击西,而且在战役上也声东击西。我们过去说要打长春,一直迷惑着敌人,现在一把刀子插向锦州,拦腰斩断,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所以要保守秘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以免前功尽弃!”

9月11日,九纵在詹才芳和李中权率领下,对外以演习行军为名,向西轻装前进,经过18个小时的急行军,走了130里路,于9月12日,到达指定地域,迅速切断了国民党军第六兵团等部队的退路。

这时,国民党军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方知上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