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期间,身为中国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令,在极其恶劣的天气和疾病威胁、身体状况下降的情况下曾有两次绝密飞行。日前,曾为周恩来驾驶过飞机的两位机长王进忠和杨扶真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剧烈颠簸中周恩来飞抵北京


据机长王进忠回忆,在一天的傍晚时分,身在北京的他们接到紧急起飞命令,称毛泽东有事情要与周恩来商量,机组立即飞赴上海将周恩来接回。


“飞机升空后气流翻滚而来,好不容易在虹桥机场降落,已将近晚上九点钟了。”王进忠说。此时上海上空正骚动着一股大范围的强气流,这种强气流可使飞机受到强烈颠簸,严重的还可使机体损坏。


“空军首长接到我们报告的天气情况后,认为总理专机不宜当即返回北京,便和总理协商。” 王进忠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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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的周恩来依旧坚持工作


周恩来问道:“天气怎么个不好?究竟能不能回北京?”“空中强度气流,颠簸得很厉害。” 王进忠回答道。“哪个高度层颠得厉害?”“从六千米至一万米,每个高度层都很厉害。来的时候我们都试探过了。”“相比较哪个高度层要好一些呢?”沉默一会儿后,有人报告:“八千米稍微好一点。”周恩来听了,很干脆地说:“好,就飞八千米!你们既然可以飞来,我为什么就不能飞回去呢?我们走!”


恰在此时,收到北京发来的电报:“侧风60度,风速每秒18米!”风速非常大,又接近正侧风,飞机降落地面时稍有不慎,就会被风掀个底朝天。


王进忠表示,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后,飞机一气上升到六千米,颠簸,继续爬高到七千米,还是颠簸,再爬至预计的八千米,仍然强烈颠簸。接着上到九千米,一万米!所有这些高度层都是强烈颠簸。气流一会儿把飞机抛上去,一会儿又给踢下来,上下颠簸的高度差,竟在一百米左右。


领航员吐了,机械师吐了,只有紧握驾驶杆的飞行员全力以赴同气流抗争。周恩来一向以坐飞机从不晕机为自豪,可这回他也顶不住了,吃了两次晕机灵,仍脸色煞白,额头冷汗直冒。在这种情况下,飞机最终返回了北京。


周恩来身体摇晃脚步飘忽


另一次飞行是杨扶真所经历的。1974年12月22日深夜12点,杨扶真接到叶剑英的电话,称23日中午1点,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将搭机赶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


当时的机组人员都已从各种渠道得知周恩来患病住院的消息,听到叶剑英说周恩来要去外地,杨扶真问:“叶帅,总理的病已经痊愈了吗?”电话那一头静静地好大一阵子没有回音,杨扶真疑惑地对着话筒“喂喂”地叫了几声,叶剑英这才回答道:“总理的病并没有好,但他必须去长沙,这任务非他莫属!”


原来就在周恩来临出发的前几天,医生又发现他大便里有血,需要检查治疗。可离四届人大召开只有二十天了,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必须马上向毛泽东汇报,以得到他的支持和认可。还有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政府工作报告的审定等,也都必须向毛泽东汇报。


周恩来在23日准时到达机场。然而与以前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首先在周恩来乘坐的小轿车后面跟着另一辆小轿车,那是一个由心血管专家、泌尿科专家,另加保健医生和一名护士组成的医疗小组。


周恩来的车开到飞机旁时,车门打开,一名卫士探进了半个身子,把周恩来从汽车里搀扶出来。一向不喜欢穿厚重的大衣,不喜欢戴帽子的周恩来此时不仅裹着厚厚的大衣,头上戴着毡呢帽,还捂了一个大大的白口罩。从车上下来后,卫士扶着他朝飞机慢慢走来。周恩来的身体不住地左右摇晃,脚步飘忽不稳。走不了几步,他竟偏向机门的一侧而去,在卫士的帮助下才好不容易纠正过来,可再走几步他又偏到了另一侧。总算到了舷梯,周恩来一只手借助扶手支撑着身体,由卫士搀扶了另一只胳膊,艰难地向飞机“攀登”。


待他们将总理安顿好后,杨扶真敲开了周恩来客舱的门。周恩来说:“我已经一年多不坐飞机了,在医院里住了八个多月。不过现在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看来我就是和飞机有缘。”说着,他掉头看了看机窗外,“三叉戟不错,飞得稳,速度又快。今后我还坐这种飞机。”过了一会儿,总理又说:“五十年代,我坐你们空军的飞机多;六十年代,我有意多坐民航的飞机。以后我再坐你们空军的飞机。”




本文内容于 2008-9-10 15:08:45 被740822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