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的诞生和红卫兵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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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作者:刘冰   红卫兵的诞生和红卫兵运动   8月初,工作组撤走了。   工作组进校时,曾宣布代行校党委职权,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信息,告诉人们工作组要在学校较长时间地待下去。然而,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关键时刻,工作组突然走了,出乎人们意料。校园里议论纷纷,有人拥护工作组,也有人反对工作组,有人要挽留工作组,也有人要赶走工作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马路上有人在辩论,集会上有人在演说,谈论的焦点都是工作组问题。从大字报上得知,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各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

作者:刘冰


红卫兵的诞生和红卫兵运动


8月初,工作组撤走了。


工作组进校时,曾宣布代行校党委职权,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信息,告诉人们工作组要在学校较长时间地待下去。然而,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关键时刻,工作组突然走了,出乎人们意料。校园里议论纷纷,有人拥护工作组,也有人反对工作组,有人要挽留工作组,也有人要赶走工作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马路上有人在辩论,集会上有人在演说,谈论的焦点都是工作组问题。从大字报上得知,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各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同志宣布了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作出的《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出席会议并讲了话。讲话的大意是: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现在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还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们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这个信息既使我对工作组撤走的原因心中有了底,又使我迷惑不解。为什么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成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晓得文化大革命怎样革呢?据大字报披露:毛主席说工作组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由师生中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崇拜的,对于他讲的这个办法,觉得有道理,我赞成但又担心:学校党组织瘫痪了,工作组撤走了,谁来领导?只靠群众自己能保证运动健康发展吗?这使我想起了1948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崇拜群众自发性,“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出现那种倾向,重复那种错误呢?在我思想上一直挂着这个问号。


学校几千名党员照交党费,支部、总支机构都在,但没有工作也没有组织生活,实际上党组织已经瘫痪。学校由工作组在时成立的“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负责领导,这些机构的成员,都是青年学生,缺乏经验,没有威信,不起什么作用,学校里实际上已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兴起为标志,大学里也纷纷建立这类组织。清华附中的学生5月29日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这也是全国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6月24日,他们贴出了类似宣言的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称:“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7月4日、7月27日,又贴出再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引用毛主席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重申和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造反”理论,并且表示他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要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看到了这三篇大字报,8月1日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毛主席说:“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把毛主席的信张贴在中学和大学校园里。主席的支持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刹那间各种名称的红卫兵战斗队,在清华园像雨后春笋般成批成群地冒了出来。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市各个中等、高等学校,而后再到各省、市、区,红卫兵运动迅猛地在全国范围发展起来。在清华园里众多的红卫兵中,蒯大富的战斗队虽是少数派,但却是“佼佼”者,因为他是反工作组的,是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平了反的“英雄”,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学校大多数师生员工曾是拥护工作组的,他们虽是多数派,并且很多人也是红卫兵,但却灰溜溜的。在无领导的情况下,我们几位副书记和副校长分别接受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文化革命筹备组”的监督和管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把我们交给系里,由同学管理,我被分到电机系。在系里,停止了我们的学习,由同学带领全天参加劳动,这是近两个月来最为平静的一段生活。平静当中似乎蕴藏着不平静,我总觉得还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就是劳动,心情也常常处于沉重和不安之中。


8月9日,党中央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任务、方法、政策以及相关的问题都作了规定。文件一发表,到处欢呼庆祝,接着是组织学习。文件我读了好几遍,主观上也想按照文件去做,但总觉得和我距离太远,再努力也接近不了。文件中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这就肯定了大、中学生斗党委、斗校长、斗老师、斗工作组,不但正确,而且始终正确;不但从头到尾正确,并且整个文化大革命都将沿着这个方向前进。这就把一些青少年捧上了天。在那些年月里,我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文件中把学校的领导分为四类:一类是“敢”字当头;二类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三类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怕”字当头的;四类是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的。文件号召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问题是这个分类是主观臆想的,还是来自实际的?在我看来,完全是臆造的。比如把清华、北大划入了第四类,这符合实际吗?既然上面把我们划入第四类,你“敢”字当头有什么用呢?基层的领导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吗?归根结底决定于中央和新市委。如果领导先定了调子,说某个学校的领导是第四类,而实际上即使你是第一类,也“敢”不起来。事实不正是这样吗?文件中说,让群众自己在运动中教育自己,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文件接着说:“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就等于是号召群众用土地革命时期对待地主阶级的办法来对待党的各级干部。文件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实际上是横扫党的各级领导层。文件也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保护少数,说得都很对,仔细一想,是谁不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首先是从中央到新市委就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蒋南翔、陆平、匡亚明、李达、彭康、江隆基是谁给他们定为“黑帮”的呢?把这些为党和人民作出过贡献的教育界知名的老同志当做敌人对待,总不能说是正确的吧?但当时,我只能在自己心里这么想想而已!


8月10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主席当天7时15分独自一人到中南海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群众的消息,详细报道了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的情景。这是继7月16日主席在武**群众一起畅游长江后,在北京又一次和群众在一起。这则消息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认为这是党的领袖用行动来教育全党,要支持群众,和群众在一起。我作为共产党员,应当响应主席的号召到群众中去,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我已经被罢了官,被当做“黑帮”,是革命的对象,如何参加呢?想革命,却不得其门而入,便又心冷意灰了。


大约是8月15日,清华科学馆的墙壁上出现了传抄的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发人深省的吗?”传抄者注明是毛主席8月5日写的贴在中南海的大字报。毛主席亲自写出大字报,问题提得如此严重,语言如此尖锐,实是震撼人心。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纷纷。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指的是谁呢?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指的又是谁呢?起初我猜可能指的是邓子恢和各有关的同志,但仔细一想现在这样大的动作,又觉得不像。那是谁呢?1962年少奇和小平同志曾经支持和赞成实行包产到户,1964年底1965年初讨论“二十三条”时,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少奇同志同主席有过争论,那时主席就曾经有所批评,有可能指的是他们两位。如果真是,这就太严重了,中央主席怎么能给中央副主席、中央总书记贴大字报呢?为什么不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意见或者批评,而要捅到社会上呢?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要触动党中央的最高层——中央常委呢?显然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越想觉得越严重,我有点害怕了,担心这样下去国家会出大乱子,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派会不会乘虚而入,钻我们的空子。


8月13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人们最关心的中央人事问题,没有透露。8月18日,党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出人意料的是毛主席身穿一套草绿色的军装,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这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毛主席是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呢?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站在毛主席身边,排到周恩来之前,名列第二,刘少奇排到了第八位,邓小平排在陈伯达之后。报道中只有一位党中央副主席,就是林彪。这等于公布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人事变动。这时,我对于毛主席大字报的矛头所向已完全清楚了。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仍然站在高层领导行列之中,我为之庆幸,但愿今后太平。长期“患病”既怕“风雨”又怕“阳光”的林彪,一反常态,精神抖擞,以他特有的怪腔怪调在大会上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林彪这个打倒一切、大破一切、改革一切、扫除一切、搬掉一切的讲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下去,还有更大的风暴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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