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60年代对于“高薪阶层”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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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资料:60年代对于“高薪阶层”的调查报告


作者:陈明远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多年来我从事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状况调查研究,近10年出版了4部著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才材财》、《何以为生》;去年着手进行修订、补充、重写。


这期间,发现了20世纪60年代的一份参考文件《对于“高薪阶层”的调查报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组织),可看出当时有关方面认为我国出现了一个收入过高的富裕阶层。引起上级领导重视。


时过40年以后,我将这些史料作为学术研究的第一手原始文献,回顾、反思,这真是一份难得的历史真相概述啊!由此具体生动地描绘了40多年前我国社会生活中“高薪阶层”的收入和生活状况;用来跟今天相比,更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引发人们深入认真思考。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的青少年一代,对于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已经非常隔膜,甚至觉得不可理解;而当时的青少年如今大多数步入老年退休生活,回首往事也许恍若隔世。然而,历史乃是可供借鉴的最好的明镜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


事实胜于雄辩。所以博主特将此文以原有的形式转录,供参考。暂不做评论。只是对于40多年来人民币的币值变化做说明,这就有了客观评价的基准——


根据基本生活费用的物价加权平均数值,当时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约相当于如今10—15元人民币;最保守的估计为1:10,具体根据和详细计算请参阅拙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一书。


例如:当时京剧演员周信芳月工资1,760元,马连良月工资1,700元,约合现在的1万7千 — 2万6千元。而当时国家文艺一级的月工资为 360元左右,约合现在的3600 — 5400元;等等。读者们可以按照这个比率做计算对比……


下面是40多年前这个《对于“高薪阶层”的调查报告》的原文:


资本家:


1964年底,我们(指“高薪阶层调查组”,由上海市委组织的)对北京、上海、武汉、西安、济南五个城市的资本家进行了调查,拿高工资的约两万四千多人(其中三百元以上的一千二百四十多人)。他们有当中央各部部长、付部长、付省长、付市长的,有当收发、营业员的,绝大部分是在企业担任经理、厂长、科长、工程师和一般职员,他们的工资绝大多数远远高过所任同等职务的职工的工资。请看:


江苏省付省长刘国钧(原是常州市私营大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月工资1,000元,省人委还给车马费200元。


上海建华毛纺织厂厂长王介元,月工资1,676元,这个厂的一个财务科长月工资825元。


上海万里造漆厂作一般职员工作的张志坚,月工资538元。


上海九华袜厂当收发的邱显章,月工资374元。


常州市大成工厂当看门的朱尔杰,月工资320元。


不合理的保留工资:


1964年我们对上海、浙江、江苏常州市一部分企业160多万职工的调查,有保留工资的约十四万人。这十四万人中,一般职工保留10-20元的工资,而旧技术人员、旧职员、资本家的爪牙,亲信,他们的工资保留的很多,有些人实领工资超过了他应得工资标准的几倍。一个办事员,工资竟达500元-300元以上,有的甚至高达500元以上。请看:


上海静安区房产公司24级的办事员杨格(原在外商商单位工作)标准工资49元,可是他却拿400元,保留工资351元,等于他应得标准工资的七倍多。


上海电业局一个会计,标准工资94元,实领工资655元,保留工资561元,等于他标准工资的六倍。


科研、教学、卫生、工程技术人员:


在科研、教学、卫生、工程技术人员中,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他们的工资超过国家规定同类人员的最高工资,有的达一倍以上。如医务人员,就以北京地区为例,规定是高标准工资333.5元,但有些医师月工资实领600多元。


文艺人员:


在文艺人员中,工资高得令人难以想像。一些大演“名”、“洋”、“古” ,“封”、“修”、“资”的资产阶级“名演员”,他们极力宣扬帝主将相,才子佳人,他们是 XXX修正主义的吹鼓手。他们的月工资高得相当惊人,一般是500-600元,甚至高达 1,000元以上。请看:


(上海市的)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2,000元,混入党内以后减为1,760元,高出国家规定的文艺人员一级工资标准四倍多。


北京京剧演员马连良,月工资1,700元,其中保留工资1,366元。


资产阶级的老演员拿高工资,解放后新培养出来的青年演员也拿高工资。请看:


天津市京、评、越、豫四个剧团的十六名主要演员,参加工作最早是1953年,他们的工资最低351元,最高达950元。


高稿酬,高报酬:文艺人员中的一部分人,除领取高工资外,还拿着高稿酬、高报酬等高额收入。如作家写文章、写书有稿费,出版后,有“版税”;把他写的书编成剧本,演出时,还要再提取演出费;演员拍电影、电台录音、灌唱片等等均另有报酬。请着下面几个骇人听闻的事实。


京剧演员李少春,月工资1,000元,拍了电影《野猪林》后,又得酬金3,000元。


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1,760元,录音三小时,得酬金3000元。


京剧演员张君秋,月工资1,450元,录制《诗文会》选段,仅三十分钟,得酬金600元。


曾经轰动一时的《千万不要忘记》,这出戏大家是熟悉的。现在我们就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到底千万不要忘什么?他本人有工资,书写成之后,得稿费7,000 元。由于把这本书改编成剧本,演出单位很多,于是他就每天忙于翻阅各地的报纸,统计演出单位,写信催要演出费。就是这位提醒青年人不要打野鸭子搞“外块” 的作者,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作者,他自己却因此得到几万元的高额收入。


剥削“合法化”;文艺人员的高薪、高稿酬、高报酬是在XXXX刘少奇指使下,由其XX陆定一、周扬等长期盘踞的旧**部、旧文化部搞起来的,使这些人剥削“合法化”,如1964年12月旧文化部发给几个制片厂的《关于故事片各类稿酬的办法(草案)》中规定:名作家的稿费,每千字为10-15元,青年作家6-8元,(诗每二十行算一千字)。电影剧本的稿费:长故事片2,000-6,000元;短故事片1,000-3,000元。音乐作曲:长故事片300-800元;短故事片150-400元。歌词每首50-100元。导演成功每个影片,酬金500-1,500元(长故事片)或300-700元(短故事片)。


政治上的特殊待遇:上述高薪阶层人员中,经济上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政治上也享受着各种特权,有的是各级人民代表,有的是各级政协委员、青年联合会委员等等。窃取这些名誉,在其XXX修正主义主子的保护下,胡作非为,干了不少坏事。


人数虽少,毒害极大:高薪阶层人数很少,在全国范围内为数有限,在职工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但这个阶层对劳动人民的腐蚀性,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性极大,不能等闲视之,更不能置之不理。请看他们在干些什么:


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生活


(1)散布资产阶段毒素:


据我们1964年对几个地区的调查,拿着高工资的,不少人银行存款在万元以上,有的存款在30万元以上。他们有的是钱,放肆宣扬个人享乐,公开散布:“吃和穿最实惠,活着不吃好、穿好、玩好,还有什么意思。”


买房、盖房、当房产主,十几年来他们买房子、盖房子的很多。常州市140名高工资的技术人员和职员中,买房、盖房的占47%。如市纺织局一工程师(工资485元,其中保留工资224元)1964年花一万元造楼房一幢。浙江嘉兴民丰造纸厂一个工人(工资179元,其中保留工资70元)用7,000元买了一幢房子,然后又出租,当房产主。


三口之家雇两个保姆:上海、天津有的高级医师、工程师家里只有两三口人,却用着两三个褓姆。


一声“爸爸”,送礼千元:常州大成纺织三厂一个工程师(工资402元,其中保留工资276元)暂时困难时期,他却三天两头吃一只鸡,他不惜花100元买两只鸡吃。1962年他儿子结婚,儿媳妇叫他一声“爸爸”,给见面礼1,000元。


结婚送礼一万元:上海市第六医院一个高级医师,他妹妹结婚,他送礼竟花了一万元。


七、八十元一瓶香水:上海京剧院的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1,760元。他的老婆用的是七、八十元一瓶的香水。


(2)豢养宠物


与猴同居:天津市京剧团女演员丁至云(月资650元),吃、穿一贯奢华。1960年,六口之家吃一顿肉就花100多元,8元一斤的花生一次就买200 元的。4元一斤的螃蟹,一买就是20斤。[说明:当时通货膨胀、食品和日用品紧缺,因此开辟了“高价商品”的专柜,回笼货币……详细情况请参看拙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夏天她怕长痱子,花700元买了两个海绵床垫,夜里替换着睡。1962年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她花了200元买了一只小猴,给猴缝了衣服、枕头,每天喂猴吃香蕉、饼干、枣、肉等,还亲自给猴洗澡、理毛,晚上还跟猴睡在一起,并教猴说话、表演等。至于她生活上的淫乱,更是丑不堪言了。


喂狗养猫:天津市京剧团演员周啸天,月工资750元,两个老婆,养两只狗一只猫,困难时期都是喂细粮、猪肝、鸡蛋、牛奶,还带狗去理发馆去剪毛。


(3)流氓成性,反共老手:


天津市京剧团付团长厉慧良,月工资950元,是一个随意奸污妇女,道德败坏,极端反动的坏家伙。他平时散布“大丈夫不可一日无钱,不可一日无权。”他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恶毒攻击我们党,抗拒党的领导。他在学习反修问题时叫嚷:“我看高薪、住洋房、坐汽车、养哈叭狗没什么”。


高薪阶层对工人阶级队伍的腐蚀


(1)小恩小惠拉拢腐蚀:


上海有一个厂的资本家用五千元外币(美金)买了一辆小汽车,每天上下班坐汽车,仍然威风挺大。他工资600多元,还在群众中公然说:“这点钱不够我太太的交际费。”在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借钱给工人用,送糖给工人吃。还有些私方人员用小恩小惠拉拢腐蚀工人。如给职工调换公债、借钱、送粮票,甚至通过请 客送礼等卑鄙手段以达到腐蚀职工,潜移默化“和平演变”的目的。


(2)和平共处,同流合污:


天津永利久大沽厂科长以上干部143人,有保留工资的130人中,党员占87%。党委、厂长、工会主席十人中,八名有保留工资。这几名额导干部都是解放初期派到这个厂担负改造旧企业的任务的。由于资本家玩弄花招、耍手段,对他们拉拢腐蚀,提高他们的工资,1956年工资改革时,他们都生成了保留工资。可是这些领导干部拿着保留工资却满不在乎,还说什么“公私合营初期,厂里定了高工资标准,我们这些人为谁辛苦为谁忙啊!不拿白不拿。” 一个中国***员,拿着不合理的保留工资,实际上在进行剥削,不以为耻,却感到心安理得。1964年厂里开展“五反”运动,广大群众贴大字报要求取消保留工资,这些领导人仍无动于衷,置之不理。有些人长期与资本家和平共处,划不清阶级界限。解放前这个厂的一个封建把头兼资本家叫沉华人的,这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剥削分子;解放后职务逐步上升,当了工程师。1956年工资改革时,工资定为144元,他有保留工资,实得228元。他年过60岁,厂里又给他外加 30%的在职养老补助费。住处离厂没一公里,上下班要汽车接送。1962年该厂党政领导还为他庆祝七十大寿,还在天津日报头版登了这一条消息。这个厂的付厂长薛献之是资方代理人,1960年也把他拉入工会。有的干部甚至被拉下水,蜕化变质,贪污腐化,这是屡见不鲜的。


高薪阶层对青年的毒害


(1)走白专道路,向资本家看齐:


天津永利久大沽厂一工程师,魏XX,三口之家住一套洋房,雇用两个褓姆,室内陈设讲究,全是“电气化”的,有电吸尘器,电缝纫机,落地式收音机、答录机、电视机等等,应有尽有。有了高级收音机还不过瘾,为了听立体声,在房子的不同角落另安上十几台收音机。为了在家开“菊展”,特意到北京买了一百多种菊花。暂时困难时期,嫌褓姆做的菜不合味,全家三口经常到高级饭馆吃饭,一顿三、四十元。工作时间,他口含高级糖,口袋里装着半导体收音机,听政治报告不爱听了,就把“半导体”的耳塞子插在耳朵里听戏。这个魏XX,生活糜烂,政治上十分反动。平时对党不满,经常散布流言蜚语,造谣惑众,勾引青年走白专道路。他对青年技术员说:“你们现在的条件不如我们那时候了,我进厂时一人一间楼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的技术是从个人喜好提高起来的。” “知识就是力量。”


他经常散布资产阶级的毒素,一些青年受他的腐蚀很大。


一位1954年中专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到厂头几年工作积极,思想进步,1958年入了团。后与魏XX接触,在他的长期潜移默化下,这位青年人迷信他的技术,羡慕他的生活方式,同其他青年说:“魏工程师技术高,生活幸福,人家己到了共产主义的标准了,多好啊! ”


一位1964年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看不惯魏的作风,以后这个魏XX经常约他到他家里去玩,这位青年逐渐变坏了。他对别人说:“魏工程师家多好啊!要什么有什么。”这位青年准备了一大笔款,打算结婚,他要向姓魏的看齐,他说什么“应该象魏工程师那样生活,否则太不象样了!”


另一个共青团员羡慕魏XX的技术,向往魏XX的生活,他竟然这样说:“魏工程师,技术好、生活舒适,我要象他那样,入不了党,当个统战人物也舒服。”


(2)忘本负恩,向往资本主义:


高薪阶层象蛀虫一样,腐蚀着每个人的灵魂,使我们的一些家庭出身很好,从小受苦的青年人,逐渐蜕化变质。


天津市一位青年女演员,家庭出身艰苦。1950年开始学戏,1957年参加剧团,头几年表现很好,1960年入了党。以后逐渐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资产阶级看齐,步资产阶级的后尘。1962年开始闹待遇,嫌1957年给她定的240元工资少了,她公开说:“***员是不是就该死,只能挣240 元。”她看到“名演员”家里摆设富丽堂皇,十分羡慕,觉得自己大寒酸了。她向领导说:“人家都下高级饭馆,我就没钱去,就是去了也只能买贱菜吃,我自己都嫌难看。”当领导上和她说,***员应该艰苦朴素时,她很不满的说: “我入党就该死?难道非叫我和工人一样吗?”


天津市某青年演员,共青团员,从小讨过饭,干过小工。天津解放前夕,他才18岁,饿昏在城外的水坑里,快要死了被解放军发现救活的。后送他到戏曲学校学习,1954年毕业,1958年参加京剧团。头几年练功很艰苦,以后逐步变了,讲吃讲穿。1962年要离团单干,拿大钱。他向剧团提出两个条件:一要高级知识份子的烟、肉、蛋的待遇;二要工资从100元长到135元。在生活作风上极力仿效某些名演员的资产阶级那一套“风度” 、“派头”,二十多岁的青年,叼着一个大烟斗,手里托着一把小茶壶,旁边摆着点心,两条腿往椅子上一搭,象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分子。1960年暂时困难时期,到黑市买高价烟400-500盒,买十几元一斤的高价酒喝。在他这样挥霍下,一年多的时间,就把几年存下的一千多元花掉了。


另一位青年演员(1964年调查时才23岁)父亲解放前当工人,因受旧社会艰苦生活的折磨,母亲惨死在臭水坑里,以后,父子二人过着半乞讨的生活。解放后,1958年被送到剧团学习,1962年毕业,头几年政治上要求进步,练功也很刻苦,后来在旧演员影响下,追求名利,贪图享受。每月发工资后,大吃大喝,吃中餐腻了就去吃西餐,钱不够花就跟他父亲要。他父亲到剧团去看他,他嫌父亲衣着不好,就不让他进去坐。他还公开宣布,他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赶上厉慧良(演武生的,反革命分子,)即月工资要增加到950元。


(3)高薪阶层的子女好逸恶劳


高薪阶层分子的子女,长期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生活,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恶习。有的不愿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改造,企图继承高薪阶层老子的衣钵,步剥削阶级的后尘。请看:


上海大中华橡胶厂的一个资本家吴XX,每年四万七千多元的定息,七千六百多元的工资,他规定每天的菜钱50元,褓姆发愁没法花。他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工作,就不想去。他的三儿媳原是厂里的工人,嫁到他家里就不工作了。


浙江嘉兴民丰造纸厂一个工程师的儿子,留苏回国后,分配到兰州炼油厂工作,他怕苦,装病在家玩了一年多。


天津永利久大沽职工医院院长,三口之家,顾用两个褓姆。他儿子分配到山西榆次县某厂当技术员,月工资56元,一个人花还不够用,每月还从家里要50 元。有个资本家的十一个子女中:四个右派,三个坏分子,四个小偷。(注:原文有当时用语,是由于时代的特殊情况造成的,不至误解。未做改动。)


[补注:当时8级工资制:学徒18元/月,一级工24元/月,二级31元,三级42元,四级56元,五级64元,六级76元,七级90元,八级1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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