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大将犯颜直谏 曾经当面顶撞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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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黄克诚大将犯颜直谏 曾经当面顶撞毛泽东

“去年开始,有了那么一股风,就是铺张浪费。不要说别人,就我们中央,出来开会,不是也铺张吗?我自己也吃了,也玩了,但心里头不舒服。开会带戏班子,这好吗?我们一天到晚对群众说,要人家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可我们的干部吃那么好,群众听吗?”……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忠心耿耿、犯颜直谏的忠臣,如魏徵,如海瑞。曾经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大将与他们有相同之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共产党人,只要是出以公心,就应该敢讲话”。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明知唱“反调”不会有好结果,但他还是说了真话。甚至在毛泽东请他吃饭的时候,他还和毛泽东争论。粉碎“四人帮”后,又是黄克诚,就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林彪,作出了客观冷静、语重心长,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评判。 (摘自《走进怀仁堂》董保存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质疑“大跃进”]

说起黄克诚大将,熟悉他的人会告诉你他的两个很不雅的绰号———“黄瞎子”和“黄老头子”。

叫他“黄瞎子”是因为他的眼睛高度近视,没了眼镜就模糊一片。有时候夜行军,前面的人说有坑,要跳一下,他就跟着蹦。有一次,他看到前面有个影子,以为是他们司令部的什么人,就拍着那人说:“小伙子,好好走!”人们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那是一匹白马的屁股……

叫他“黄老头子”,是因为他有气管炎,咳起来很厉害,再加上他又不注意衣着打扮,有时候和农村的老人别无二致。一次,他到十旅的司令部去。站岗的卫兵不让他进去,说这个老头子要找谁?他说,我要找你们的刘震司令!惊动了刘震,他出来一看,是黄克诚,就说:“这是黄师长!”

别看黄克诚的身体不是很好,他的骨头却是很硬的。这在党内外有口皆碑。他一生坎坷,多次挨整,但秉性不改,还是敢说,敢讲,敢唱反调。

庐山会议,黄克诚是被毛泽东电召上山的。上山前,他曾经到过湖南农村,也见到过彭老总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所反映的情况。说实在的,他是反对“大跃进”的。在北戴河会议上,他对搞人民公社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大势所趋,但他认为是搞不好的。他对周小舟、王任重等人说过:人民公社挂个牌子,先看看,别急……后来他到过湖南农村,对邵阳等地的小高炉炼铁颇有看法,给那些想听他说好话的同志泼了一瓢冷水:“你们这么搞,太不划算了,浪费资源,劳民伤财……”

黄克诚担忧地说:“这几年,我们党内,我们的干部中,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不敢讲真话,说真话的受压制打击,看风说假话的反被提拔重用。”

他还说:“有些假话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瞎指挥,下面怕戴‘右倾’的帽子,就大放卫星,讲粮食亩产几万斤,一个县讲生产多少万吨钢……”

他上山时,庐山正是云雾弥漫的时候。彭德怀的意见书已经在会议上印发了。他到的当天晚上,李锐、周惠和周小舟来看他,认为在小组会上不能多谈缺点,谁说了都会有压力。

黄克诚说:“我在书记处会上讲过,我黄克诚也算是个敢讲点真话的人,现在也不好讲了。”谈到彭老总的信,他说:“写信干什么?有话去找主席说就好了。”

他们问他对彭德怀信的看法。他说:“我没有细看,粗看了一下觉得有问题,有漏洞,还有刺。按照实际情况,缺点还可以说得再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说。”

为什么不能对彭说,黄克诚当然知道。虽说是中途上山,但当时的大气候他是知道的,关于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历史上的那些恩恩怨怨,他也知道。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看法上有分歧,而且支持者占了上风,他更是清楚。对毛泽东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叫他上山,他也明白,叫他上山来自然是要他讲话,讲话也自然是要按毛泽东的意思来讲……

[与毛主席争辩]

明明知道这些,但到了小组会上,他依然坦率地说:“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十足,更踏实。”

他对前些天会上讲“大跃进”不足的《会议记录》中的三条缺点,还觉不够,还要补充以下几条: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二、比例失调;三、1959年的指标过大。头一条为主导,后两条与之有联系。

越说他越有气,“现有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这种风气很不好,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让讲缺点。”

有好心者向他使眼色,他不管,还是要把心中的话都说出来。“去年开始,有了那么一股风,就是铺张浪费。不要说别人,就我们中央,出来开会,不是也铺张吗?我自己也吃了,也玩了,但心里头不舒服。开会带戏班子,这好吗?我们一天到晚对群众说,要人家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可我们的干部吃那么好,群众听吗?”

他的这些话受到了一些同志的欢迎,也和一些同志发生了争论。那次会上,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等和他谈过话,要他和彭德怀划清界限,但黄克诚总是“执迷不悟”。

实在不行,毛泽东要亲自出马和他谈话了。作为毛泽东提名的总参谋长,应该说他身上有毛泽东欣赏的东西。毛泽东找他一起共进了晚餐。毛泽东天高地阔,无所不谈,说目前的形势,也说历史上的情况。当他们谈到当年四平保卫战的情况时,毛泽东突然问:“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

黄克诚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

这时黄克诚说出了字字千钧的一句话:“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

此后毛泽东又和他谈过许多,几乎每件事都有争辩,只是不同程度罢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主席给我戴五顶帽子,我和他争论起来了。说我和彭德怀是“父子关系”,我不同意。我和彭在一起共事,有的事情见解一致,但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分歧也很大,怎么能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呢?说我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我说,我怎么是彭的政治参谋长,是你调我来当参谋长的嘛!我说我不行,是你非要我当。再说,他在山上,我在山下,相隔几千里……主席说我们是军事俱乐部成员,我们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啊?如果说我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我还是承认的……

[抵制“抢救运动”]

如果说黄克诚敢唱“反调”,那么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他因为唱“反调”被撤职,恐怕不下十次。红军时期,黄克诚去三军团,正是立三路线占上风,上上下下都吵嚷着打大城市。黄克诚认为这是头脑发热,以卵击石。他给军团长彭德怀写信,陈述自己的看法。三军团打下平江后,研究下一步行动,他又反对攻打大城市,因而受到严厉批评,撤销了准备委任他为纵队政委的任命。

黄克诚自己说过:“我和彭老总的关系,可以说是合作了一辈子,也吵了几十年,有时候是他对,有时候是我对。我当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时,在大楼里吵,不少机关干部都说,这两个人怎么这么吵哇?为了工作,言不及私,吵了也不会影响关系。”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后,三军团在广昌开会。黄克诚因为支持毛泽东的路线,被撤了三师政委的职务。长征途中,他又因为反对打消耗战,被认为是“右”倾,调离他所在的三军团四师,当了司令部的侦察科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苏区打“AB”团,一开始,黄克诚也跟着杀过人,这使他一生痛悔不已,直至晚年,还在为此痛心。到了大打“AB”团的时候,他就拒绝再乱杀人了。他还安排被怀疑是“AB”团的人藏起来,坚决顶住肃反委员会的杀人命令,其结果不仅是被撤职,险些自己也掉了脑袋……

康生在延安搞“抢救”运动,黄克诚在新四军第三师又唱起了反调。他知道一旦发生了逼供信,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对中央的指示,黄克诚也不能不执行,但他有自己的办法———在他所领导的三师七旅搞一个小小的试点,他亲自坐镇,实地考察。

“抢救”一展开,问题就出来了。被抓起来的人,特别是小知识分子,一经审问,就开始乱供一气,咬出了许多人,根本就是瞎编出来的。黄克诚来听汇报,听着听着,他坐不住了,说:“好了,这样下去,七旅很快就能‘抢救’出一半人来。”

当时被派去搞这项工作的同志说:“那怎么办啊,怎么向中央交代?”“马上停下来,有问题我负责。”他说这话的时候斩钉截铁,“马上把抓起来的人都放出来,把他们的善后工作做好。绝不能再这么搞了。”这话如今听来很简单,但当时是有很大压力的呀!回到三师,他下令,所有部队停止“抢救”,发现有问题的人,按照正常的手续处理。

[对陈老总提意见]

1940年,新四军黄桥决战胜利以后,韩德勤退守曹甸、车桥、兴化一线。指挥部决定借黄桥决战的东风,攻占曹甸,一举消灭韩德勤。作为五纵司令员的黄克诚不同意,他认为当时还在搞统一战线,和国民党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从苏北形势看,我们的队伍刚刚到达淮海、盐阜地区,顽军残部和土匪、特务、反动地主武装到处捣乱破坏,根据地内部很不稳定,当务之急是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站稳脚跟。而敌人的情况就很不同了,那里是他们的老窝,要想一下子吃掉他们是很难的。

他把自己的意见向华中指挥部作了陈述,但没有被认同,中央批准了攻打曹甸的计划。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黄克诚虽然不同意打曹甸,但他必须执行命令。

战斗是11月29日打响的。在隆隆的炮声中,黄克诚又给华中总指挥部发了电报,他在电报中说:“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东安、宜黄、南丰……直至会理、甘泉等战役,均如此证明),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伤亡可能……我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

黄克诚的意见又一次被认为是保守而不予理睬。结果,此战敌人虽有较大伤亡,而我们有2000多名将士血洒苏北。战后,自然要总结经验教训,当时的华中局领导认为,这完全是因为黄克诚的“右”倾保守造成的,因而撤了他的第五纵队司令员的职务,保留了政治委员的职务。而实际上,由陈毅兼任的司令员并没有到任,五纵司令部的事情还是要黄克诚来管。

后来,在阜宁召开干部会议,专门批评黄克诚。黄克诚据理力争,会场气氛十分严肃,刘少奇、陈毅都在场,他们都对黄克诚的态度不满。黄克诚说:“我没有必要检讨,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的失误。”

“黄克诚,你这是什么态度?”“就是因为你‘右’倾,你有自己的想法,而没有认真执行军部的决定!”

为了顾全大局,黄克诚在会上作了一个检讨,对有些问题讲了自己的看法。而胸怀坦荡的陈老总到了1942年,在总结曹甸战役时说:“曹甸战役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说:“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

[正确评价毛泽东]

粉碎“四人帮”以后,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后来又出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书记。在这段时间里,他有过两个看来和中纪委的工作关系不是很大的讲话———这又涉及两个对中国有巨大影响的人物,人民领袖毛泽东和叛党叛国的林彪。

1980年11月,中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黄克诚说他要讲话,已经双目失明的他是在别人挽扶下走上主席台的。他没有讲稿,也不用讲稿,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他坐在台上,开口便说:“今天我来这里讲话,不讲别的,想先谈一谈怎样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他从我党我军的创建说起,讲到毛泽东在危机中怎样挽救革命,讲到毛泽东受排斥后,中国革命受到的损失;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

他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没有套话,没有官话,会场上安静极了。会后的反响强烈极了。有人说,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有见地的报告了;也有人说,这完全文不对题!

后来,有人送来了他的讲话录音整理稿,说:“黄老,你的这个讲话可以拿出去发表。”他说,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一个讲话,如果拿出去发表,一定要请中央的同志审查。于是,这个稿子送到了邓小平的案头。小平同志很快看了,明确指示:“此稿可以发表,请乔木同志在文字上把把关。”

黄克诚的讲话新华社发了通稿。稿子一见报,反应更加强烈,办公室每天都要接到几百封来信。多数的信当然是赞成他的讲话的,也有少数人来信骂他,说他是老糊涂,是老僵化……

秘书选了一些信来给他读。听着听着,他摆了摆手说:“那些赞成的信就不要读了,我就不相信都是众口一词的赞誉之声,不可能没有反对的意见。”

于是秘书把4封最有代表性的信读给他听。读到那些辱骂性的话时,秘书提心吊胆,他却开怀大笑:“有味道,实在精彩。”停了一下,他又说:“可惜不知道写信的都是些什么人,我很想同他们探讨一番。”

秘书照他的意思,找了几个信的地址,准备和当地有关部门联系。这时黄老又说:“我想了想,觉得不能这样做,如果通过政府部门去找,人家不明真相,还以为是给黄克诚写信惹了大祸,给写信的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带来不好的效果。”

此事只好作罢。

[客观评价林彪]

对林彪的评价就更有黄克诚的性格特点。他出任中央军委顾问以后,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同志写了林彪的条目,送请他审读。听完条目,他让秘书再念一遍。听完,他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代的。如果说熟悉林彪的人,我现在算是一个。也只有我这样的人说话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林彪也是整我的,但我还是要说他一些好话。”

秘书很快通知了有关的同志。于是在北京郊区他养病的地方,有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

“你们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要讲几句话,我也有责任讲几句话。我也是一个老同志。你们写的这个条目,需要修改。先说几句题外话,你们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的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我军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的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其词,才符合历史事实。”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顿:“现在我也要说林彪几句。他和我早就认识了,井冈山会师,就见到了他。以后我们分了合,合了分,有不少的接触。在红军时期,朱毛手下战斗力最强、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据我了解,林彪确有指挥能力,算得上一员战将。要承认这个事实。林彪生前我这么说,林彪死后我还是这么说。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说了红军时期,又说抗日战争,再说进军东北。黄克诚认为,林彪在东北是有很大贡献的。去东北的时候,大概只有10万人,到出关时,有120万部队,这不能说没有他的功劳。如果我们说林彪是个不会打仗的人,只有鬼才信。辽沈战役,他的功劳不能抹掉,也是抹不掉的。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但他是东北地区和部队的主要领导人,这历史功迹不能抹掉……

他还谈到了《毛选》中收录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说:“林彪当时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也写进条目中,这点也值得斟酌。在我们党内,一个下级干部向上级领导写信直陈己见,尽管意见是错误的,但敢于向上级反映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这一点来说,本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即使现在,也应当提倡这种精神。一个人提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是错误的,但只要不是反党反革命言论,都应当允许提,提错了也不要紧,错了可以批评嘛……”

别人并不知道,就是在“文革”中最乱的日子里,有人给黄克诚加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有些事林彪是知情的。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出来说一句公道话。谁知林彪不光没有为他说话,反而更加重了对黄克诚的批判……

“不管他怎么对我,反正我是公道地对他。”黄克诚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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