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全解:魏晋时的才貌双栖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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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的个人在精神上是没有个性的。”这样的批评虽说刺耳,却颇有几分道理。就中国传统的读书人而言,千百年来,在孔夫子“大一统”的思想教化下,在当权者“高大全”的名利引诱下,多是心甘情愿地放弃了个体尊严和独立精神,乐此不疲地浸淫在老祖宗传下来的帝王学和黑厚学里,人云亦云,蝇营狗苟。于是乎,中国的古代历史便尴尬地呈现出“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的怪圈,毫无进步可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寡淡地陷入“四书五经”的古板经典里,毫无乐趣可讲。      好在是,沉重的历史记忆中,还留存有一抹鲜明的亮色。譬如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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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的个人在精神上是没有个性的。”这样的批评虽说刺耳,却颇有几分道理。就中国传统的读书人而言,千百年来,在孔夫子“大一统”的思想教化下,在当权者“高大全”的名利引诱下,多是心甘情愿地放弃了个体尊严和独立精神,乐此不疲地浸淫在老祖宗传下来的帝王学和黑厚学里,人云亦云,蝇营狗苟。于是乎,中国的古代历史便尴尬地呈现出“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的怪圈,毫无进步可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寡淡地陷入“四书五经”的古板经典里,毫无乐趣可讲。


好在是,沉重的历史记忆中,还留存有一抹鲜明的亮色。譬如魏晋时期那些“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流名士,以一种非常规的姿态,标立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开拓出一块自在的心灵秘土。因为有他们的榜样力量,中国传统读书人才可爱了许多,轻松了许多;因为有他们的精神滋润,中国的传统文化大树也才蓬勃出那么精彩的文化枝丫。


魏晋名士、“人中龙凤”的嵇康(字叔夜),在这些风流名士中间应是最具含金量的文化偶像,堪称中国文化谱系里第一等的可爱人物。他把庄子的哲学人间化了,因此也诗化了。于是,在他身上,有一种令我们心醉神迷的风流气质和飘逸才情。他以其人生的不完整性,以一种穆重的“悲剧意识”,激烈出一种别样的人生模式和人文意义来。自他的“个体悲剧”之后,当中国知识分子再次面临“理想照不进现实”的人生困境时,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将理想和现实隔离开,同时自由地参照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活出他们各自的精彩来。


嵇康容貌之谜


——他为什么那样帅?


与长相古怪的孔子或是外形邋遢的庄子相比,嵇康可称得上是一位优质的大师级文化偶像。


无论是以古代的传统的标准衡量,还是用现代的或后现代的标准判断,嵇康都“看上去很美”。“风姿特秀”的他,身高七尺八寸(近乎1.87米),长的也是很有范儿,史书上说他是“伟容色,美形仪”。遗憾的是,那个时代没有影像资料,我们无法直观地欣赏他是怎样一个帅法。不过根据当时人们夸赞他的评语,可略知他的风采,譬如说他像萧萧清风一般明爽俊朗,和凛凛寒松一样高拔清峻,他肯定是“帅呆了”;而他的好朋友山涛形容得更夸张,说他是“站时就如孤松独立;醉时就似玉山将崩”,醉酒后还能如此“拉风”,保持玉人一般的好看姿态,真可谓酷毙了。


这样天生一个俊小伙,自然像漆黑夜里的萤火虫一样,太过鲜明,太过出众。他的哥哥嵇喜在《嵇康别传》里很不谦虚地夸耀他是“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至于嵇康的姿仪如何非常,怎样出众,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有一旁证,颇是有趣。说是嵇康死后多年,他的儿子嵇绍来到京城洛阳,有人见到后就对嵇康的朋友王戎说:“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卓然昂首,如野鹤之在鸡群。”王戎回答:“君未见其父耳。”由此可推想嵇康的风度仪态又是美到何等境界,难怪被后人誉为“一世之标”。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当年嵇康进山采药时,会被遇上的樵夫惊呼为神仙了。


然而,偏偏就是这样一位相貌堂堂的大帅哥,却有“土木形骸,不自藻饰”的坏毛病。如果说不爱打扮也罢,关键是他疏懒得已经到了让人不可思议的程度。譬如说十天半月脸不洗,头不梳,甚至懒到不愿起身而常常憋尿的地步。即便如此,时人还是不吝誉美之词,夸他是“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对他如此偏爱有加,并非是大家已经痴迷到连他的缺点都爱的地步,而是缘于那个时代流行的社会风潮太过浮华和做作。据同时代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记载,当时的上层男士,崇尚阴柔之美,非常重视个人修饰,出门前不但要敷粉施朱、熏衣修面,而且还要带齐羽扇、麝尾、玉环、香囊等各种器物挂件,于此方能“从容出入,飘飘若仙”。如《三国志》里就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是曹丕有一次骑马出行,因为身上熏香熏得太多,连马都有些不舒服,居然在急躁中将他的膝盖咬伤,最后气得曹丕杀马泄愤。由此观之,那个时代的男士是何等的矫揉造作。试想一下,与那些脂粉扑面、轻移“莲”步的“人工美男”相比,嵇康的天生丽质是多么令人神清气爽呀。想来嵇康对自己的“天然美”也是感到非常自豪,所以他才会那样坦然地把邋遢当成有个性。


除却俊美的体貌外,嵇康还是个令人嫉妒的天才作家。因为太过聪明,所以他不但口才了得,“善于谈理”,而且文章也写得精妙。无论是作《高士传》,传上古以来高士之风流,还是作《太师箴》,明古今帝王之大道;无论是写《养生论》,谈“清虚静态,少私寡欲”的导养之理,还是作《声无哀乐论》,辩“外内殊用,彼我异名”的音乐哲理,都令人耳目一新。


除此之外,嵇康还工于草书,其墨迹“精光照人,气格凌云”,被列为草书妙品。并且他在书画方面也颇有功底,唐朝时尚有他的《巢由洗耳图》、《狮子击象图》传世,可惜现在俱已散佚。


既是偶像派又是实力派的嵇康,在其充沛的才情中,最具魅力指数的还当数他在音律方面的深厚造诣。按他在《琴赋》序中的说法,“少好音声,长而玩之,故精于笛,妙于琴”。除却对传统的琴曲熟烂心胸外,他还擅长创作新曲,所作《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当年隋炀帝曾把弹奏“九弄”作为取士的条件之一,由此可见其水平之高,影响之大。


我们所熟知的是嵇康以弹奏《广陵散》而闻名于世。而这首已成绝响的曲目,据说除嵇康之外,无人会弹。《晋书·嵇康传》里记载,《广陵散》是由一位称自己是古人的神秘人士传习给嵇康的,而在《太平广记》里,作者更是绘声绘色地将其说为鬼神传授,这样的迷信说法,自然不足为信。按常理判断,它应该是一位隐于民间的江湖高士传授,或者原本就是嵇康自己创作,只是太过珍爱此曲,才故弄玄虚的。


嵇康如此多才多艺,在今人看来,可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其实,除却嵇康的个人才情外,还与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氛围紧密相关。魏晋时期,是一个文士精神高度强势的时代,因为在政权非正常的混乱交替中,“下疾其上,君猜其臣”,早已国将不国了。颠倒纲常的君臣争斗,血腥无情的政治屠戮,使得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和文明秩序轰然崩坏。在犹如地狱的人间,屠杀成为当权者唯一的控制手段,享乐成为苟活者最好的游戏办法。


对于那些拥有强健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文士而言,混乱的背后便是自由,权威的缺失就等于自主。何况,血腥而残酷的政治清洗已经让他们感悟到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为了从令人生厌的现实世界中逃脱出来,他们纷纷专注于生活方式和个人情趣方面的创新,在空灵的玄学和虚无的清谈中寻求精神的安慰,在高雅的情趣和时尚的风潮中寻求个体的自尊。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在这个时代迎来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艺术高峰,无论诗歌、绘画,还是书法、音乐,都在争相绽放。这些繁荣着,怪异着,热闹着,寂寞着,令我们欣慰,又让我们感动。


在那样一个文艺极其繁荣、思潮极其多元的时代,身为创造者和参与者的文人群体,其自我意识和文化自觉突然被激活,他们断然颠覆一切,又积极创新一切,表现出一种近乎狂热的创造意志和人文倾向。除却纷纷加强诗琴书画方面的“硬”指标外,对于自身的“软”实力也非常在乎。这个“软”实力,指的便是文士的个人风姿和气度修养。也就是说,他们乐意在自己的言谈举止里渗入“行为艺术”,活出一种唯美的风流气质和动人的生命精彩来。这是一种流行的人生态度,也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性格。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魏晋时期,漂亮的美男和风流的名士会那么多。


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化偶像或学术明星,就必须内外兼修。只有将容貌、个性与才情顺利嫁接,才能绽放出诡谲壮丽、流光溢彩的文明之花来。“意趣疏远,心性放达”的嵇康,也正是凭俊逸之美、才情之高,顺时代之风,随社会之好,才成为领一代风骚的高人名士的。


那个时代,像嵇康这样既有美丽的外形体貌,又有美丽的风神气度者,也是稀缺之物。因此对文艺“粉丝”来讲,其嵇康那颇有“迷死人不偿命”的诱惑力和杀伤力,甚至可能会使他们达到因仰慕而痴迷,因痴迷而疯狂的地步。


嵇康的儿子嵇绍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叫赵至的少年,他14岁那年到洛阳太学参观,看到当时在太学里写石经古文的嵇康,惊为天人,于是等嵇康写完后要乘车离去时,他就跑过去询问嵇康的姓名。嵇康觉得有趣,便问他:“小孩子家为什么问这个?”赵至小大人似的回答道:“我看先生风度翩翩,气宇轩昂,非比寻常,所以想结识一下。”嵇康见这个少年出语不凡,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赵至是一个典型的文艺少年,遇到嵇康这样大师级的偶像人物,自然是喜不自胜,日久天长,他竟对大师相思成病,甚至得了癔症,竟多次从家出逃,“数数狂走五里三里”,欲去追寻嵇康。赵至的家人苦劝严防不顶用,就医扎针也不管事,如此折腾了两年,赵至终于在16岁那年成功出逃,几番周折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渴慕已久的偶像嵇康,并跟随嵇康回到山阳,做了嵇康的入室******。


嵇康性情之谜


——他为什么那么转?


嵇康转不转,是个有趣的问题。


有说他“恬静寡欲”的,也有说他“尚奇任侠”的;有说他“意趣疏远,心性放达”的,也有说他“刚肠嫉恶,轻肆直言”的;有说他“土木形骸”的,也有说他“直性狭中”的。这样矛盾的性情,给人以人格分裂的感觉。如果细细梳理他的心路历程,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二元对立的性格形成,对嵇康而言,有着复杂的政治原因和难言的内心苦痛。


就天性而言,嵇康天真得像个被惯坏了的孩子。他哥哥嵇喜说他“高亮任性,旷迈不群”,我想这一点与他的成长背景极有关系。嵇康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他是由母亲和长兄一手带大的。大概是家人心疼他早早失去父爱,又是家里老小,所以对他娇宠有加。在这种有慈无威的管教下,嵇康“恃优肆惮”,养成了“性复疏懒,筋驽肉缓”的生活坏习惯。好在是,他出自书香门第,有着良好的学习环境,能够“博洽多闻”,加上天资非常,所以又可以“学不师受”,自学成才。虽说他也是“家世儒学”的子弟,可偏偏“不涉经学”,独好老庄之业,天天琢磨着怎样去做神仙的事情,闲时弹弹琴,咏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生活过得是优哉游哉。


因为一切都有母亲和兄长打理,嵇康便什么都不用操心,就是娶媳妇和找工作的大事,也都是由他家里人一手操办的。他的兄长嵇喜颇有“当世之才”,在官场上混得不错,嵇家的门楼还算撑得体面。大概也是在这位兄长的努力下,嵇康娶到了沛穆王曹林的女儿长乐亭主曹璺,这样他就攀上了曹魏宗室的高枝,成了魏武帝曹操的孙女婿。也正因为有了这层椒房亲戚的裙带关系,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年仅21岁的嵇康一跃进入官场,“迁郎中,拜中散大夫”,捎带连工作问题也都解决了。


在洛阳做京官的日子里,春风得意的嵇康连续写出了《养生论》、《答向秀难养生论》、《释私论》等华彩丽章,博得了崇尚玄学清谈之士的高度赞赏。那段时间,朝廷里曹爽势力还如日中天,司马氏集团低调回避,那时还没有人能预知历史很快就要拐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玄学清谈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曹爽集团最宠信的高官何晏,与嵇康有亲戚关系,嵇康应算是他的侄女婿。因此,人长得漂亮、文章也写得漂亮,加上又有这层关系的嵇康,自然会受到特别重视。他的文章中有“爰及冠带,凭宠自放”的诗句,可以作为旁证。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正始八年,京城的政治气氛已经很不正常,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肃杀气象。曹爽与司马氏两大政治集团矛盾开始尖锐激化,此时许多不愿卷入其中的士人,相继从政界退出,回乡隐居。嵇康最好的朋友山涛,还有阮籍等,都前后托辞隐退。嵇康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退隐到河内山阳(今河南焦作),继续他的田园竹林生活。嘉平元年(公元249年),“高平陵政变”爆发,曹爽、何晏及其党羽都被诛灭,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后,司马氏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政权。从此,中国历史拉开了魏晋政权长达17年的嬗变交替序幕。


在这个“天下多故,名士少而全者”的非常时期,摆在嵇康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归隐,另一条是投靠合作。因为当时曹魏大势已去,司马氏掌权大局已定,真要避祸,最好的办法是投靠司马氏,和他们合作。山涛、阮籍、王戎都是走的这条路。这些人后来不但都得以保全性命,而且有的仕途还相当顺畅。可嵇康却坚持不与司马氏合作,难道只是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么?其实,嵇康只是曹氏宗室一个并不重要、也没实力的分支,无论是对大权在握的司马氏集团,还是对蠢蠢欲动的曹氏集团,他这个曹家女婿都没太大的分量,他本人也不可能太把这个身份放在心上;再者,有关他的史料里,也找不到他有支持曹氏集团的证据,何况在他死前,至少名义上还是曹氏的天下,如果他简单摆个姿态,继续当他的散官,也没什么不妥。


其实,对于合作还是不合作,嵇康也曾有过痛苦的思考。在《卜疑》中,他一连提出了28种处世态度作为选择,主要分三大类:一类是积极入世,“进趋世利,苟容偷合”;一类是游戏人间,“傲睨滑稽,挟智任术”;再一类便是消极出世,“山居谷饮,倚岩而息”。最后,他借太史贞父之口,作出了选择,那就是只要“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他也会作出“交不为利,仕不谋禄”的妥协的。由此观之,在遗世和用世的两难间,在自矜与自责的纠葛中,他的心情始终是痛苦而矛盾的。


对于真理,他看得太过峻切,所以无法容忍虚假;对于生命,他爱得太过浓烈,因此不能妥协庸俗。如此看来,嵇康的痛苦已经不是在合作与不合作间进行抉择,而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合作。因此,他只能选择隐退,远远逃离那个荒唐得近乎可笑、扭曲得几欲疯狂、无趣得近乎残酷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说,不是现实不容他,而是他不容现实。需要补充的是,嵇康选择隐居,也并非只是消极避世或保全自己,尚气任性的嵇康绝非胆小之人,要不他也不会那么痛快、那么大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也自知“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可每次他还是“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是非好恶,一吐为快。


虽然说他的高傲和自恃只是一种肯定生命、绽放激情的姿态,然而,他这种性躁气盛的本性和强悍激烈的人生态度,又与他理想中的玄学人格有着严重的冲突。因此,他总是容易爆发,也容易后悔。


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性格修炼还是很有成效的。譬如他的兄长就夸他“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他的朋友王戎也曾回忆说和他相交的20年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当然,他也有把控不住的时候。譬如与他契若金兰的好朋友山涛(字巨源),出于好心,想推荐他出仕为官,他听到消息后非常不高兴,马上写信拒交。在这篇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一开头就对朋友进行毫不客气的批评,怪他不懂自己,甚至用尖刻的比喻,说山涛是“厨师羞于一个人做菜,就拉祭师来帮忙”,目的是要他也“手执屠刀,沾上一身腥臊气”。另外,他还在文中详陈自己“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等毛病,并指出自己向往的是“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的恬淡生活。


最后他还特别强调,朋友相知,应“贵识其天性”,而不能强人所难,而让自己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在说服朋友的同时,还不忘用“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的刻薄话揶揄朋友。在别人眼里,他这样做,就是不识好歹,白费了朋友一片苦心。而在后世看来,这封言辞激烈的信,更像是嵇康有意而为之,意在高调向司马氏集团发出明确不合作的信号。可我以为,嵇康心性远没有那么复杂,而且也不需要,虽说他并不缺乏这样的勇气。因为嵇康那些关于时政的议论文章,如《太师箴》、《卜疑》、《管蔡论》等,都火药味十足,也都可以算是宣言书了。再者,虽然他怪山涛不了解自己,可他对于这位性情“如璞玉浑金”的巨源兄,还是非常了解和信任的(嵇康死前托孤于他便是明证)。如果这真是一封有挑战意味的宣言书,山涛也不会主动向上级报告,而陷朋友于不义。简言之,这封信只是嵇康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臭脾气作怪罢了。


虽说嵇康也知道这样乱发脾气不好,可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和笔,对时政的评判依然尖刻如故,激烈如故。对此,我们不能总结说嵇康胆子大、有勇气,有魄力和司马氏对着干。嵇康并不傻,也不想急着找死。他之所以这样率直,除却禀性原因之外,可能还与他对当局的态度误判有关。在他看来,遭司马氏杀戮的那些人,都是缘于涉世太深、名利心太重的缘故。如果远离政治,置身于事外,只是纸上清谈,过过嘴瘾,个人的安全还是应该有保障的。因为在他之前,还没有那一位名士是因为言论罪或思想罪被砍头的。显然,他是太乐观了。


为了刻意树立出世的形象,嵇康几乎在每一篇文章里都会提及自己齐物逍遥、飘然世外的个人理想。他最渴望的是“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的神仙境界。史书上说他几次求仙不得,便转而凭借一种叫五石散的古代*********,去寻找通向另一个世界的感知大门。


所谓五石散,又称寒食散,是一种中药散剂,据说是由医圣张仲景发明,本是用来治疗伤寒的,后经人加以改造,成为一种专供上层人士享用的高级“毒品”,在当时特别流行。这服药性子燥热,服用完后红光满面,皮肤也会变得娇嫩,因此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一种可以返老还童、长生不老的奇药。另外,服用五石散,还会刺激神经,人为地诱发一些激烈的情绪。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里说道:“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这里虽说形容的是嵇康的创作风格,可我以为,他那种“直性狭中,遇事便发”的激烈性格,以及创作激情超乎旺盛的背后,隐隐约约、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嗜药的影子。对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矛盾的性格和坏脾气了。


除却引发性情大变外,嗜药的另一大副作用便是由于服药后身体燥热、皮肤娇嫩而不得不穿“轻裘缓带,宽袍大袖”的衣物,以防磨伤皮肤。甚至因为害怕过敏,澡也不能常洗,衣服也不能常换,由此可以推断,嗜药的嵇康之所以“蓬头垢面,土木形骸”,除却天性懒惰的原因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对于嵇康而言,五石散又并非一个麻醉自我、制造快感的简单工具,它还是颇有情趣、能够直达“精神伊甸园”的“通灵”载体。正如他在《养生论》里所言:“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在“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的精神世界里,他终可以轻易超越一切人为的恐惧和怜悯,无所顾虑地快意放马,了无牵挂地随意驰骋。


嵇康被杀之谜


——他为什么一定死?


嵇康是被冤死的,还是被害死的,这是个问题。


按《晋书·嵇康传》里说法,他是因朋友吕安不孝一案牵连而被捕入狱,后又被不小心得罪的小人钟会构陷,才被司马氏政权所杀。


令人费解的是,孝与不孝,都是家事,身为外人的嵇康,又何罪之有?再者,司马氏虽然冷血嗜杀,可绝不昏庸,耳根子也绝不会软到随便听信谗言。那么,嵇康被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这得从吕安一案说起。吕安有个兄长叫吕巽(字长悌),兄弟俩都是嵇康的好朋友。吕安不但有才,而且讨的媳妇也非常漂亮。不料,人面兽心的吕巽却无耻地打起弟媳的主意,“使妇人醉而幸之”。事发后,吕安非常愤怒,找到嵇康倾诉心中苦痛,并准备到官府状告其兄的恶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对此嵇康是感同身受,因为他就曾因为和侄子关系搞得不好,而避居过河东。因此,对于繁琐的家庭纠纷,对于吕安无边的愤怒,嵇康都非常理解,也非常同情。可身为两人的好朋友,考虑到这样的家丑一旦传扬出去,吕氏兄弟都不好做人,因此他决定好好调停。嵇康一边要求吕巽“以子父交为誓”,保证“永不加害吕安”;一边语重心长地安慰劝解吕安,结果是“都遂释然,不复兴意”。然而,可恶的吕巽却不守承诺,暗地里告发兄弟吕安不孝,曾虐待过母亲,并要求将其治罪徙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吕安是吕巽的庶弟,吕安为偏房所生,家庭地位自然要低一些。根据合理的想象,性烈如火的吕安可能受不了正房吕巽母亲的窝囊气(很有可能就是吕巽非礼弟媳后,吕母还替亲生儿子说话),曾有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如果吕安没有这个授人以柄的问题,嵇康也不会要求吕巽发重誓保证不去加害吕安。


不孝在当时是一个很大很重的罪名。因为儒学名门出身的司马氏,是以“不忠”篡权立朝的,自然不好意思宣扬“以忠治天下”,所以只好极立宣扬“圣朝以孝治天下”。魏晋时期的法律规定,不孝罪往往要重判,轻则徙边流放,重则弃市砍头。在当权者眼里,与吕安虐母的大不孝罪名相比,吕巽的淫乱失德倒显得无足轻重,何况吕巽还反咬一口说是吕安诽谤自己。于是,吕巽安然无恙,吕安反倒锒铛入狱。


在这个兄弟聚讼的事件中,无论是受害者吕母,还是旁证人家仆,肯定都站在吕巽一边,何况吕巽还“上头有人”,和当时朝廷的政治红人钟会打得火热,也早就关照过了。也就是说,这个案件早已定性,对此吕安满腹委屈,却百口莫辩。此时唯一能替吕安说话的,也只有挚友嵇康了。嵇康果不负朋友厚望,在案子审理的过程中,挺身而出,极力替朋友辩解。同时,嵇康还给吕巽写了一封绝交信,以“绝交不出丑言”的君子风范,表达了对这位相交多年的朋友的愤慨和失望。


且不论吕巽的好歹,因不孝罪而徙边已是朝廷对吕安一案定下的调子,不容改变。如果吕安死心认命,那么历史可能会重写。然而忿懑满腹的吕安又岂能认命?他在流徙的路程中,又给嵇康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的大不敬字句。这本是一封私人信件,满纸书生狂语,也不过发发牢骚罢了,可在当权者以及别有用心者的眼里,却不亚于一封要进行谋反的战斗檄文。那么,一封私人信件的内容怎么会很快就被统治者知悉呢?而且偏偏就是吕安写给嵇康的这封呢?想来中国从事告密的工作者,历来总是颇有效率的。或者说,这原本就是一个预谋已久、精心设计的政治圈套,最终猎杀的目标就是嵇康?


对此我们不能随意猜想。不管如何,这个案件因为吕安一书而峰回路转,性质也陡然发生了变化。吕安又被抓回京城,嵇康也随之入狱。如果说起初以“不孝者的同党”为由抓捕嵇康,估计会让天下人笑掉大牙,现在好了,这个案件已经上纲上线了,严重到涉及国家的安全大局了。


案件的人为升级,和一个人密切相关,这就是神神秘秘的钟会。

起初吕安一案被立案时,吕巽托关系、走后门的对象就是钟会,后来嵇康被捕入狱,到最后被送上断头台,钟会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对此,《魏志·钟会传》里毫不避嫌,明确指出:“(会)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时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至于钟会为何要加害嵇康,《晋书·嵇康传》里总结说是缘于钟会的小心眼。那么事情真有这么简单么?


钟会身出名门,是曹魏大臣,也是大书法家钟繇的儿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气”,而且年少得志,19岁入仕,为秘书郎,三年后又升为尚书郎,29岁时就已进封为关内侯,活脱脱一个天才级的“政治动物”。虽说出身高贵,官位显赫,可在文学才情方面,对于仅比他长两岁的嵇康,钟会还是敬佩有加,甚至到了不敢与之面对面交流的地步。《世说新语·文学第四》里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是当初钟会撰写完《四本论》时,想求嵇康一见,可又怕嵇康看不上,情急之中,竟“于户外遥掷,便回怠走”。结果是嵇康对此没有任何回应,不“难”一下,也不“辩”一下,甚至一句品评的话都没有。钟会的自尊心也因此大受打击,


多年以后,贵公子愈发显得尊贵,嵇康倒是愈显破落,隐居山阳一隅,以打铁为生,“以自赡给”。经过在官场多年溜须拍马的历炼,钟会自恃已经是“精练有才辩”,于是,他“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带领一大批帮衬的“贤俊”看客,打着“学术交流”的旗号,浩浩荡荡前去“造访”。这样的造访,颇有挑衅和矫情的意味。钟会大概是想借官架和气势,换来嵇康的另眼相待,以此提高自己在当时文艺界的名声吧?然而,对于这个高级访问团的突然造访,嵇康理都不理,继续在家门口的大树下锻铁,嵇康的朋友向秀则在一旁鼓排,照顾炉火。炉火熊熊,嵇康手起锤落,叮叮当当,当当叮叮,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嵇康锻打了很久,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钟会领着一大帮人也傻看了很久,终是觉得无趣,悻悻作罢。在他们欲要离去时,嵇康才慢悠悠地问了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对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词锋两不相让,问得精妙,答得机趣。然而,钟会终是觉得丢了面子,并因此深深怀恨在心。


如果据此而推论,说钟会仅仅因为嵇康怠慢了他,为报睚眦之怨,才借吕安一案,乘机陷害嵇康的话,那么就太低估钟会的政治动机了。身为司马氏政权最贴心的政客,钟会拜访嵇康,绝非只是图个人一时之快。同样,他要置嵇康于死地,也不可能只是由他的个人意志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嵇康之死,幕后应有更大的黑手,钟会只是扮演台前恶人的角色罢了。那么这个恶人会是谁呢?这要从给嵇康下的罪名说起。


钟会以“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理由,劝司马昭将其杀掉,“以淳风俗”。然而,当时的清流名士皆以谈玄清议为能事,以非薄礼教为时尚,《世说新语》里满篇大话、怪话、俏皮话,便是最好的明证。值得注意的是,魏晋之际,“名士少有全者”固然是事实,可真正因言语招祸者,却没有一人。此前的何晏、夏侯玄不是,其后的张华、潘岳、陆机也不是。便是同为“竹林七贤”的阮籍,居丧饮酒食肉,虽说也是“非毁礼法”的典范,“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仇疾”,进的谗言也不少,可司马昭也是非常宽容,那么为何偏偏到了嵇康这里,就敏感如斯、苛刻如此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嵇康被害是缘于嵇康无论言论,还是行为,都太不安分。譬如钟会在向司马昭进谗言时,就首先指出嵇康是“卧龙”一般的人物,这就暗示嵇康的个人能力和活动能量都非同一般。接着钟会又指出毋丘俭“造反”时,嵇康曾要起兵响应,只是听了山涛的话才放弃。最有力的证据是他嵇康的《管蔡论》借周公诛管蔡的事,声辩管蔡无罪,为毋丘俭淮南起兵张目,其中“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的话语,怎么听都是借古喻今,揭露司马氏代魏自立的狼子野心。当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若做个心知肚明的木头人,倒也无事,可嵇康却偏偏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发出刺耳的笑声。司马氏找人杜撰汤、武、周、孔的话,为篡位制造礼教根据,他却偏要“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氏想借禅让以文饰篡逆之事,他却偏要“轻贱唐虞而笑大禹”。嵇康的这般“非毁抵突”,自然令司马氏非常生气和尴尬。


更令司马氏忧心的是,嵇康不仅仅笔头有力,而且其社会活动能量和个人影响也非比寻常。有两个事例特别值得玩味,一个是《文士传》里说嵇康有“性绝巧,能锻铁”的本事。堂堂一位驸马爷,一位大学士,一个大才子,为何偏偏有这样奇怪的喜好呢?他并不缺钱,而且有人喜欢他锻成的东西时,他都会送给人家。这就不能不令人浮想联翩,他锻成的铁器会是什么呢?艺术品,农具,或是兵器?嵇康隐居的山阳城,是魏室曹氏派系的大本营,若是兵器,又随意送人,会不会要暗地里结兵造反呢?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但司马氏想知,而且必须知道。于是,司马氏派来钟会“造访”,不在嵇康行散时,不在嵇康吟诗时,不在嵇康弹琴时,而恰恰在他和朋友锻铁时。这次突袭大检查,钟会来得及时,可嵇康也表现得很是完美,打来敲去,就是不拿个成品给你看,让钟会抓不住一点把柄。于是,“何所闻,何所见”的文人典故,变成了“地下党”和“反动派”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


如果说“嵇钟斗”只是虚惊一场的话,那么另一件事,就足已令司马氏心惊肉跳、杀意顿生了。


且说嵇康下狱后,洛阳太学生3000人集体请愿,要求释放嵇康,甚至许多“豪俊皆随康入狱”,这便有了政治示威的意思。司马氏对嵇康过于提防,都是缘于他的特殊身份。嵇康是曹操的孙女婿,也是被司马懿杀掉的何晏的侄女婿,他自己又不明不白地跑到汉献帝刘协的贬居地山阳隐居了十几年。这种身份,这种态度,都令“外宽而内忌,猜忌多权变”的司马氏难以放得下心来。何况他还是当时文士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泰斗和精神导师,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力。对于这样的精英人物,司马氏也不是没想过化敌为友,将其笼络到自己的集团中。可嵇康偏不买账,始终坚持不合作的态度。对于司马氏而言,这样的人物,“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还是小事,相忘于江湖也就罢了,可若要在“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的大好形势下,以“轻时傲世”的姿态“乱群惑众”,那就是无法容忍的大事了。于是,摆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的嵇康面前,也只有死路一条了。


可怜的嵇康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刚下狱时,他情绪低落,满腹委屈,在《幽愤诗》里郁郁自问:为何“欲寡其过”却“谤议沸腾”,“性不伤物”却“频致怨增”?后回想起道士孙登对自己“才多识寡”的批评,便愧以为自己只是“不懂保身之道”,所以自责“昔惭柳下,今愧孙登”。然而,他以为自己犯下的只是“曰余不敏,好善暗人”的性情错误,并天真地以为只要“奉时恭默”,少开尊口,便能够“安亲保荣”,便可以“颐性养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案情的进展,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难逃一死。对于追求养生的他,死亡自然不是他愿意付出的代价,可他也不会为了贪生,而去解释,或者改变自己的看法。对他而言,个体的尊严远比生命宝贵。于是,他不再幽愤,而是坦然面对宿命,认真迎对死亡。


困死到“傲世”的性情死胡同时,信奉老庄之学的嵇康才猛然醒悟“顺世游世”一面的重要。正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所言:“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嵇康对此认识也很明确:本是俗世中人,岂能一味排俗?正因为他做得太激烈了,才会搭上性命。因此,他希望儿子能汲取教训,重新换个活法。虽然他不喜欢俗世,可他也懂得人情世故的重要。为了儿子能在俗世中顺利成长,他在家诫中是千叮咛、万嘱咐,不厌其烦地讲述一些处世做人的细节。譬如对当官的要尊重,要学会“谦言辞谢”;对别人的私事,不求强知,看见有人窃语私议,要赶紧走开;不强劝人酒,亦不要硬拒人家劝酒,拿着酒杯,表现出醉醺醺的样子就好了,千万不要“困醉,不能自裁”……这般世故的礼节套路,实在不像是一个志趣高远的名士所言,倒像是一位涵养到家的世故老人的心得。然而,身为一位慈爱的父亲,他这样的叮嘱又无可厚非。


死亡的那一刻终于到来了。


对看惯了杀人场面的洛阳城百姓而言,那是很平常的一天,只是刑场要比以往更壮观,人也多了很多。嵇康从高台上望去,看到台下人山人海,挤满了来自太学院的白衣士子,还有许多是他的朋友。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想以朝廷怜惜人才、培育人才为重和请嵇康为师的理由,再次向大将军司马昭请愿。司马昭不许,旨意传到刑场时,人群阵阵躁动。有这么多可爱的士子和朋友相送,嵇康很是感动,临别之际,总要表示些什么。他抬头看了看太阳,离行刑应还有一段时间,于是,他请求送上一把五弦琴,准备弹奏一曲《广陵散》,以完成人生最后的谢幕。神色从容的嵇康在高台坐定,在士子的注目礼中,开始拨弄琴弦。悠扬的琴声中,无杀伐之声,也无幽怨之声,而是“感天地以致和”的清正之音。一曲弹罢,场上一片死寂。嵇康凝视弦琴片刻,叹息一声,说道:“以前袁孝尼想跟着我学《广陵散》,我没有教他,今我一去,《广陵散》从此绝矣!”于是,离席起身,引颈赴死,年仅40岁。


嵇康死后,《晋书·嵇康传》云:“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司马昭)寻悟而恨焉。”海内之士的悲痛倒是不假,可司马昭的悔悟却很是值得怀疑。我以为这不是史官的曲笔示好,就是司马昭在做秀收拢人心。因为按道理讲,他高兴还来不及呢。他以嵇康一颗华美的头颅,换来耳根的清净、王道的顺通,没有人再敢或明或暗地反对他。按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所言,那就是:“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嵇康死后,敢与司马氏对抗的士林集团瞬时土崩瓦解,一年后,阮籍为司马昭封晋公写了《劝进文》,虽说是醉时一挥而就,可也“落落有宏致”,没有半点闪失;向秀也乖乖应征做官,虽说是“容迹而已”的消极应付,可至少是服务在司马氏的门下;值得一提的是,18年后,嵇康的儿子嵇绍也在山涛的大力举荐下,被晋武帝“发诏征之”,后来还成为晋朝的忠臣。对此,嵇康应是理解和满意的。正如他在家诫中所暗示的那样:“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孔融)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


嵇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悟透了人世的要义。在精神的世界里,也许可以“称心而言,率性而行”,可在复杂的现实中,倒是应该时时小心、事事圆通的。正如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里所言:“嵇则忤世之狂,故以招祸。”若是一味狂狷、狂傲,“安望世之能见容而人之不相仇乎”?


毕竟,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而非神仙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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