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五虎上将”之顾祝同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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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祝同(1893—1987)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西南行政长官等职,素有“驭将之才”声誉。在黄埔嫡系将领中,顾祝同初为“八大金刚”之一,后又列名“五虎上将”,国民党军政高层对其甚至有“军中圣人”的赞许。去台后,任代“国防部长”等职。由于对蒋介石忠贞不贰,顾祝同一生官运不衰,在台湾被圈定为替蒋经国保驾护航的“辅国大臣”。晚年散步养花,生活规律。1973年5月,82岁的顾祝同与何应钦一起访问金门与澎湖诸岛。他在参观金门炮台时,手举高倍望远镜,对着大陆方向,凝视了足有十几分钟,方才还谈笑风生的顾祝同,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


军校起家 快速升迁


顾祝同,字墨三,1893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安东(后改为涟水)县四新集顾家庄。其家祖上原有百余亩地,后来家道中落,渐趋清贫。他父亲为一教书先生,母亲在他3岁时因生弟弟而去世,继母尖酸刻薄,经常打骂他,使他的童年生活充满阴影。7岁时,他入私塾读书,后考入县立高小。虽然他很顽皮,但其天资聪明,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1910年初,顾祝同考上江苏陆军小学第五期,于是投身军旅,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次年武昌起义发生,陆军小学被迫停顿,顾祝同离校参加了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江苏陆军小学正式复校,顾祝同回校学习。因学生减少,四、五两期合为一期,1913年夏,顾祝同从军校毕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17年初,顾祝同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成为第六期步科学员。1919年12月,顾祝同从保定军校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良,他受到校长杨祖德的表彰,奖品则是一条毛毯。顾氏从此结束了军校生活,正式进入军营。顾祝同先到陆军总部第4旅7团3营任见习官,后升为连长。第二年底,他转赴湖南,在谭延闿部任“清乡”司令部副官,卫队营营副。1922年1月,顾祝同南下桂林,开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在桂林,顾祝同通过同学介绍,结识了正在孙中山桂林北伐大本营任参谋长兼粤军第二军参谋长的蒋介石。闲谈中,顾得知蒋1906年毕业于陆军速成学堂时,十分高兴,马上说:“速成学堂就是我们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你高我几届,我应叫你学兄。”蒋介石客气地说:“称学兄不敢当,我们是同学。”两人交谈甚欢,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从此顾祝同的命运便同蒋介石连在了一起。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开办后,蒋介石从各方邀请日本士官学校和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担任教官和管理人员,以培养自己的基干队伍。顾祝同是蒋首先考虑的人选之一,他被调到军校教授部任中校战术教官。教授部事实上成为准黄埔系的主要集中点。该部20位教官和军校总教官,其他各部主任、副主任中,后来担任过国民党内军事要职的就有17人。


广州商团叛乱平定以后,黄埔军校先后编组成立了两个教导团,这是后来“党军”的基础。顾祝同于12月兼任教导第2团第1营营长,而该团团长则是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少将。陈炯明叛变后,黄埔军校派出教导团东征。征战中,顾的第1营军纪较好,对百姓秋毫无犯,受到民众拥戴。攻打淡水城一战中,团长王柏龄临阵退缩,顾祝同率部与叛军血战,攻下淡水城。陈炯明的右路军林虎部三个师集中2万人马,向东回援,与何应钦任团长的教导第1团在普宁县内的棉湖相遇,战斗异常激烈。因双方兵力悬殊太大,人枪均为劣势的教导第1团眼看不支,情况万分危急。这时,顾祝同所在教导第2团正在5公里外的鲤湖,听到枪炮声,全团跑步赶来增援,突袭林虎总部。作战中,顾祝同举着手枪,高喊:“跟我来!”率先冲入敌阵,很快将林军打垮。自此,顾祝同带兵打仗的才华引起同行们的重视。棉湖之战结束,顾升任为第2团参谋长。10月,顾祝同参加了第二次东征。凯旋后,他来了个“三级跳”:先任第2团中校团副,旋又升第3师上校参谋长,而后,他又晋升为第3师少将副师长。可以说,在黄埔时期,顾祝同已奠定了他在国民党军界的基础。1926年7月北伐开始,顾祝同随东路军出征。10月,第3师攻克永定。12月2日,北伐军攻占福州。顾祝同因指挥有方、连战皆捷,晋升为第3师师长,从此步入高级将领之列。


1927年8月下旬,孙传芳趁蒋介石下野之机,以7万之众分两路过江,攻占龙潭,南京危急。顾祝同奉命率第3师反击龙潭,协同其他各师,于26日收复龙潭车站,龙潭一役,孙传芳军伤亡3万多,残部逃回江北。战后,顾祝同以战功升为第九军军长兼第3师师长,下辖三个师。该军各师团长大多为黄埔一期生;副团长营长多为黄埔一、二、三期生;连排长都是第三、四、五期生,成为蒋介石信赖的嫡系部队。



随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的巩固,顾祝同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顾祝同担任了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江苏省政府主席、第二军团总指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此外他还被授予二等、一等宝鼎勋章各一枚。


1933年9月,顾祝同被任命为湘、鄂、赣、粤、闽五省 “剿匪”军北路总司令,进驻抚州,直接指挥五个纵队的4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当时北路军前线总指挥陈诚,遇事越级,直接请示蒋介石,而蒋有时也越级直接指挥陈诚和其他各军,弄得顾祝同这个北路总司令形同虚设。顾对此从不流露不满情绪,对蒋始终保持唯命是从的态度。


不久,顾祝同被任命为南昌绥靖公署主任、军政部政务次长。1935年4月,被授予二级陆军上将军衔。西安事变时,何应钦于16日出任“讨逆军总司令”。面对南京方面宋美龄与何应钦之间的微妙关系,顾祝同一方面接受了何应钦的任命,就任“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之职;另一方面,他对讨伐消极应付,只令西路军胡宗南等部在咸阳、宝鸡间暂时监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顾祝同本人则一直留在南京,积极参加营救蒋介石的疏导安抚活动。他与宋美龄、孔祥熙联系密切,时常出入孔宅商议对策。蒋介石飞回南京后,顾祝同以其左右逢源的行动大受蒋介石的嘉奖。


淞沪抗战开始后,顾祝同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为冯玉祥)兼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并负实际指挥责任,先后指挥张发奎第八集团军、张治中第九集团军、刘建绪第十集团军、陈诚第十五集团军、薛岳第十九集团军及朱绍良、罗卓英、胡宗南、廖磊、刘兴等部约70万人,奋勇抵抗,重创日军,为中央政府和上海的撤退争取了必要的时间。


南京失守后,蒋介石重新划分战区,顾祝同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战区包括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及福建浙江两省。该地区是中国的经济重心,与日伪防区接触范围大。顾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前后长达八年,经历整个抗战时期,这在整个抗战时期是绝少的。顾利用战区有利条件,以建立战时经济为名,大搞走私贸易,纵容部下发了一笔国难财。整个抗战期间,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采取消极防御战略,并未利用自己的有利战略位置向日寇出击,基本上未打过大仗。正面战场上的大战役多发生在其他战区,三战区进行过的较大战役仅为浙赣战役。这次会战历时约三个多月,日军集中九个师团以上的兵力,经过苦战,付出惨重代价,实现了预定目的。据日军战史记载,日军死伤28900多人,损失酒井师团长等,并失去战马2600多匹。中国守军由于缺少必要的通讯联络及判断失误,第三战区未能实现与日军决战的计划。


然而在对付共产党新四军方面,顾祝同却是全力以赴,臭名昭著。他亲手制造的皖南事变震惊中外。蒋介石对于顾祝同忠心事主卖力反共是很赏识的,1945年1月底,顾祝同升任赣州行辕主任兼第三战区司令,统一指挥三、七、九战区军政,权力之大,令同行侧目。5月,国民党召开“六大”,顾祝同连任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顾祝同在第三战区接受日军的投降,9月8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典礼上,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日本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顾祝同作为中国陆军代表也参加了这一仪式。


1946年5月,国民党中央军事机关仿美改制,顾祝同出任陆军总司令,与海军总司令陈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并列为军事巨头。全面内战开始后,顾祝同充当了蒋介石的内战急先锋。9月,他指挥徐州、郑州一线32个旅(师)计30万人进攻冀鲁豫解放区,结果被刘邓大军歼灭5万多人,狼狈退回。


1947年3月,国民党组成的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以顾祝同指挥原徐州、郑州两绥署兵力两个机动兵团及两个“绥靖”区部队,共60个旅45万余人,采取密集靠拢、逐步推进的战术,企图消灭华东野战军于沂蒙山区。当年在江西、苏中时的老对手、华野正副司令陈毅、粟裕将军采取挖心战术,于5月底在孟良崮地区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整编74师。顾祝同遭此失败后,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硬着头皮继续较量,结果一输再输。6月顾祝同又采取所谓的重兵重迭交互前进的战术,再犯沂蒙山区。此时刘邓大军已突破黄河天险,开始了战略进攻。顾闻讯后,急忙调兵遣将进行堵截,但在刘邓大军的打击下损兵折将。到7月上旬,顾祝同被解放军赶出鲁中地区,他苦心经营的对山东重点进攻方案宣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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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顾祝同任参谋总长一职,协助蒋介石继续策划反人民内战,企图挽救颓势。辽沈战役打响后,人民解放军包围了锦州。此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剩长春、沈阳、锦州三个战略据点,锦州是沟通关内关外的咽喉,如果失守,东北就玩完了。为解锦州之围,顾祝同以参谋总长和最高当局代表的双重身份,与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同机飞往东北,执行蒋介石调出沈阳主力支援辽西的计划。在飞行中,卫立煌建议先飞到锦州,与守将范汉杰商讨作战计划。但到锦州上空时,顾看到解放军正在炮击锦州机场,担心降落后无法再起飞,就拒绝了卫的建议,直接飞到了沈阳。到沈阳后,卫立煌为了说服顾改变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的命令,特意在家中设宴招待他,并授意廖耀湘提出一个从营口海上撤退的方案。但不管卫、廖如何陈述理由,顾祝同就是一句话:“总统的命令,不能违背。”最后,顾祝同与卫立煌大吵大闹,猴急中将一切不堪入耳的话都说了出来。然而全不管用,和他一样发急的卫立煌为之赌咒发誓,还要与其打赌画押,最后的结局则是在一片互相攻讦中,47万“国军精锐”彻底完蛋。


辽沈战役结束后,顾祝同到徐州部署对解放军决战事宜,他力图以少数兵力困守徐州,控制主力于徐蚌间津浦路两侧,作攻势防御,以固长江而保沪宁。他召见黄埔军校毕业的兵团司令与军长谈话,特别强调:“校长一再交待,这一仗只能打胜,不能打败。打好了你们黄埔学生前途光明,打败了就死无葬身之地。”但这一套已完全不起作用,华东野战军发起了淮海战役后,西撤的黄伯韬第七兵团被歼灭于碾庄地区,由华中来援的黄维第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全歼,企图突围的杜聿明部第十三、第二、第十六三个兵团也在陈官庄全军覆没。顾祝同也乱了方寸,只能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与计划,奔波于徐州与南京之间,指挥调动部队,千方百计逃避解放军的打击。最终,也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蒋介石最精锐的50多万军队在淮海战场上彻底覆灭。


顾祝同一直追随蒋介石左右,唯蒋命是从,甘心充当蒋介石的刽子手,全力帮助其推行和实施反共的内战战略方针。因此,他被列为国民党第六号战犯。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不过,蒋可以百事不问,但军权是须臾不弃的。在此关键时刻,顾祝同又成了他最可靠的代理人。两个多月中,蒋介石坐镇家乡,用7部无线电台遥控残破不堪的“半壁江山”。而顾祝同则来回穿梭于溪口与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等重镇之间,替他修筑长江防线,替他经营“反攻基地”,替他着手实施再编练200万“国军”的计划。有陈诚收拾台湾以留退路,用顾祝同支撑危局以求进路,蒋介石在垂死挣扎之际的用人之道,充分表现了他对顾祝同的高度信任。顾祝同任总长时,正是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江山难保的混乱局面,淮海战役决定了国民党军的失败命运。顾祝同虽想力挽狂澜,但如蒋介石、何应钦、阎锡山、白崇禧等更具实权的人物都无法挽回劣势,更何况是顾祝同?顾祝同也只有黯然看着大陆河山尽赤。只有那次金门胜利,给了逃到台湾的孤臣孽子一些安慰。他在总长下台前夕,引荐亲美国、出身维吉尼亚的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对日后政局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就在淮海战役接近尾声时,顾祝同已彻底丧失了对前途的信心,早早地将家眷与财产搬到了台湾,私下还对部下透露:“家里的东西已经搬完了,连一床棉被也没有留下。”但他为蒋介石个人处境的安排,也极周到。1949年11月29日晚上,刘邓大军先头部队直逼重庆时,他唯恐白市驿机场于瞬间丢失而使蒋介石无法逃脱,竟坐在“美龄号”座机上亲自指挥机场警卫部队作困兽之斗,硬等到蒋介石于次日凌晨匆匆赶来,再同机飞往成都。旋即,蒋介石在成都重编“西南军政长官部”,任命顾祝同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胡宗南任副长官,企图在西南负隅顽抗,与解放军作最后一战,保住一块“基地”。可是顾祝同已成惊弓之鸟,再三劝说蒋介石先飞台湾。此时,由贺龙指挥的第一野战军进川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打破了顾祝同亲手制订还未开始执行的“西南保卫战”计划。成都失守前夕,顾祝同也仓皇登上了台湾派来接他的飞机,抽身飞到台湾。1950年1月,顾祝同以总参谋长身份兼代“国防部长”,又从台北飞往云南边境地区,想解救国民党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残部,布置滇西游击战等事,但未有结果。3月初,他陪同蒋经国飞到西昌,与正在这里的胡宗南商讨作最后挣扎的计划。3月2日,顾祝同在西昌主持召开他在大陆的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固守西昌,建立滇西根据地,作为将来反攻大陆的桥头堡。会议临近结束时,顾祝同突然接到解放军已向西昌进军的消息。顾立即匆匆结束会议,与蒋经国秘密乘车赶往机场,准备先飞往蒙自机场,安排调部队到滇西的计划。飞机刚要起飞,胡宗南急急赶到,连呼不能起飞。原来刚传来信息,蒙自机场的官兵已经起义。胡要晚来一步,蒋、顾就可能送上门成为解放军的俘虏。顾祝同慌乱之下,决定飞往海口。此后,整整三十六年,他再也没能重踏故土。


逃到台湾后,为遥控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的导演下,顾祝同重新任“陆军总司令”职务。为挽救行将崩溃的蒋家王朝,顾祝同向非常委员会提出《军事革新纲要》,拟定革新六大要点,主张确定政略、战略,贯彻精兵主义,严肃军纪,健全各种制度,加强敌后作战。但此时蒋军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顾祝同的一纸空文,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然而,国民党上层许多人要求追究顾祝同的战败责任,这使他不得不暂时下台避风。他的“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等职全部交卸。


顾祝同被免职后,心情很不好。他成天郁郁寡欢,把自己关在家里,说是要好好思过。蒋介石知道后,打电话来安慰他,要他到外边去走走,不要太难为自己。从那以后,顾祝同的心情慢慢好起来。他偶尔到过去下属或者朋友那里坐坐,聊聊天。遇到天气好,就到台北附近有名的风光名胜处看看


蒋介石心里明白,来此孤岛和他一起“共患难”的高级将领本来就不多,而真能像顾祝同这般死心塌地的就更少了。由于顾祝同不搞拉帮结派,没有形成“小圈子”,在国民党中央军政大员少有顾的同乡、亲戚,蒋仍旧器重他。时隔不久,为了对顾祝同进行安抚。蒋介石委任他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个机构的设置,本意是安置一批飘零海岛的败军之将,“主任”是何应钦,另一个“副主任”是白崇禧,三驾马车中要说谁还真是回事的话,也就是“百依百顺”的顾祝同了。不久,他又出任 “战顾会资政”、“国策顾问”等职。尽管这都是些荣誉、清闲职位,毕竟面子上过得去。1952年10月,顾又被加上第七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这一荣誉职位,1954年,他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达到终极。1957年10月,连任第八届中央评议委员。


1959年6月,顾被任命为“国防会议”秘书长。“国防会议”为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主要由党政机关首脑组成,由蒋介石本人亲自主持会议,重大决策均出此机构,顾祝同连任秘书长八年之久,红极一时,成为国民党军界和政坛上长盛不衰的常青树。


蒋介石到达台湾后,痛定思痛,对谁也不放心,决心扶植儿子,有意建立第二代蒋家王朝。为了给蒋经国创造条件,他在人事安排上是利用极少数过去的重臣到前面压台。这样既可堵住其他官僚们的嘴巴,以避免矛盾集中到自己和儿子身上;又可把蒋经国及其助手们还不宜担任的关键职位,先让老臣们担任,等蒋经国羽毛丰满后再接任。陈诚、顾祝同等人就成为蒋介石向儿子交班过程中保驾护航的人物。"


1962年3月,“战地政务委员会”筹备处成立(主任蒋经国、副主任夏季屏),隶属“国防会议”,负全部战地政务政策的制定、审议、协调及督导之责。1963年11月,顾祝同连任第九届中央评议委员。1965年3月,“副总统”陈诚病逝,顾奉派为治丧大员。1966年,任私立强恕中学董事长。1967年2月,“国防会议”改组为“国家安全会议”,年事已高的顾祝同主动让贤,向蒋介石提出由蒋经国的亲信黄少谷任秘书长,自己改任副秘书长,继续留在权力中心发挥其长老的影响。1969年4月,连任第十届中央评议委员。1972年夏,战略顾问委员会被撤销,顾祝同改任“总统府”陆军一级上将战略顾问,旋又受聘为“中国孔学会”荣誉理事长。1973年4月,担任台北市江苏同乡会名誉理事长。


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在顾祝同等人的呵护推举下,当上了国民党中央主席,顺利接班。顾祝同认为自己完成了蒋介石赋予自己的托孤“重任”,于是向蒋经国提出辞去一切职务的请求。蒋经国见顾祝同已是耄耋老人,难以再有大的作为,便给他安排了一个“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的荣誉职位,使顾祝同体面地离开了最高决策圈。


1976年11月,顾祝同连任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并任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81年4月,连任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及主席团主席。1982年,他90大寿之日,蒋经国曾授予“中正勋章”,成为台湾获颁“中正勋章”的第一人。


败退台湾后,顾祝同的身体一直很好,能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顾祝同尽管不培植私党,但他的老乡观念、同学观念还是很浓厚。他对王敬久、王仲廉、冷欣、韩德勤、方先觉等同乡的提拔是很尽力的,他的子弟辈如顾希平、顾锡九、顾心衡、顾新葆、顾祝君也都是他培养起来的。凡江苏人特别是涟水人,他都特别亲密。顾祝同对能够带兵打仗的军官非常钟爱,即使其犯了军纪,也常从轻处理。一次,一个连长外出赌钱,两个排的士兵乘机携枪逃跑。警卫将其押去见顾祝同,当顾得知此人是黄埔第四期学生,已当了两年连长,打仗也很在行时,便不加责罚,只命他回队伍到军械处领取两个排的枪支,自己把兵补起来,并赶快训练好。他对团长以上军官,每月都发一笔补助;营级军官虽没有明补,但每人每月可透支100元军费;连长吃几个空额也不追究;年纪大了不能再当兵的,就安置到他创办的农场里,或资助一笔钱,让他们经营小商业。他对部下的宽厚,笼络了不少人。他这一套办法,使他在国民党军队中获得了“军中圣人”的美名。到晚年,他的部下常去看望他,大家都敬重地称他为“墨公”。1973年5月,82岁的顾祝同与何应钦一起,兴致勃勃地参观访问了金门与澎湖诸岛。在金门时,他特地参观了炮兵工事,看得非常认真仔细,直夸工事整修得坚固。那天天气很好,他举着高倍望远镜,对着大陆方向,凝视了足有十几分钟,刚才还谈笑风生的顾祝同,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人们在一旁站着,也不敢打搅他。顾祝同在想什么呢,是想他的故乡江苏涟水的顾家庄?还是回忆他留在大陆的亲朋好友?流落海岛已二十多年,不能再踏上故土,这绝不是顾祝同始料能及的。


从炮兵阵地出来,顾祝同与何应钦一起谈论在大陆的往事,他们谈起了1925年的那场棉湖之战。何应钦拉着顾祝同的手对别人说:“我的命可是顾上将捡来的,当时要不是他带人冲得快,再晚半个小时,我就有可能去见阎王爷了。” 顾祝同说:“老长官,那不是我有功,是你的命大,阎王爷不收你。”一番话说得众人大笑。


离开了权力中心的顾祝同,身心轻松了许多,他把剩余的精力都放在了尊孔读经上,大唱重整道德的高调。一些知情者为此在私下讥讽说:“顾墨三年轻时花天酒地,死到临头了又变成了一个道学先生了。真是可笑!”


顾祝同早年在私生活上确实有些放荡,但他善于伪装自己,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办了哪些荒唐事,因此他才骗取了一个“军中圣人”的称号。


到了台湾之后,随着年事的增高,顾祝同已没有精力再干偷香窃玉的事了,便又摆出“道学先生”的样子,大谈礼义廉耻。在百无聊赖之际,顾祝同从1982年起,开始口述回忆录,名为《墨三九十自述》,由其秘书记录整理后出版。顾祝同的晚年生活很有规律。他每天早睡早起,一直保持着散步的习惯。顾喜欢养花,认为养花不仅能陶冶性情,还能锻炼身体,不管是买花,还是养花、赏花,对身体来说,都是锻炼。顾祝同家里养了很多花,走进他家就像进了百草园,因为长时期养花,顾祝同也仿佛成了园艺师,对养花很有研究。


1985年8月10日,已是94岁高龄的顾祝同突然感到头昏脑涨、周身不适、血压陡然升高,家人当晚把他紧急送到台湾三军总医院治疗。经医生诊治,顾祝同患了老年性高血压,服用了药物后,血压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因此,顾祝同第二天便出院回家了。8月12日,顾祝同一时又起雅兴,前往花市赏花。此时,正值盛夏酷暑,烈日炎炎之下,老人本不宜外出,患高血压还未痊愈的顾祝同把医生的好心劝告当成了耳旁风,结果,当晚返回寓所后,他就感到阵阵头晕,眼前发黑,送到医院后被诊断为高血压引起的脑部微血管阻塞,顾祝同只好住院接受治疗。顾从此住进医院,卧床不起,并吐词不清,妻子儿女们终日陪伴着他。他在黄埔军校执教时的学生、老部下、老友人黄杰也在隔壁病房住院,时常乘坐轮椅过来问候。1987年1月17日凌晨4时20分,顾祝同因病重不治,死于台湾三军总医院,终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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