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人公,对自己看到的校园里的腐败现象痛恨不已,可由于自己势单力薄,根本无力改变些什么。她唯一能做的,便是找到本刊特约记者,大胆披露了自己看到的隐藏在大学校园里的黑幕!


在读这篇文章之前,让我们首先向这位打工妹的勇气与良心致敬!


我叫尉囡,今年23岁,是四川达县人。2000年7月,我高考落榜后来到武汉一所知名高校的教授家里做保姆。


之所以选择到教授家打工,是因为我并没有放弃求学深造的想法,在这里不但能耳濡目染校园文化,而且对我以后继续读书肯定很有帮助。于是,我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张教授一家人的起居生活。知道他们口味清淡,我就买来菜谱学着做淮扬菜给他们吃。很快我就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因此,从2001年1月开始,他们就把我的工资从每月350元涨到了400元。3月,张教授为我到“自考办”报了名,要我参加自考。张教授夫妇还很尊重我,在别人面前称我为“干女儿”,连来张家的客人也对我很客气。


张教授既带硕士研究生,也带博士研究生。大学里,师生们称他这样的人叫“博导”。张师母曾很骄傲地告诉过我,张教授每年都要带十几、二十个学生,想成为他学生的人特别多。我对张教授充满了崇敬,但是后来目睹了张教授对考生的一些举动,又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


2001年3月的一天,张教授家来了位客人。听了他和张教授在客厅的谈话,我才知道,这个人叫何远国,想考张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这次是来找张教授请教问题的。


张教授热情地接待了何远国,除了告诉他面试前要看什么书,还嘱咐他注意身体,加强营养。张教授有那么多的学生要带,竟然还能细心到关注学生的健康和饮食,这让我感动不已。


4月底,何远国又一次来到张教授家。这次,他很沮丧地告诉张教授,自己的总分上线了,但是分数不高,加上名额有限,恐怕当年上不了学。何远国差点都要急哭了,他说如果今年上不了,明年单位可能就不会再让考了,而且即使明年能再考,也占了后来同事的名额,同事间会闹矛盾。说着,何远国拿出一个信封递给张教授,说信封里装着3000元钱,让张教授帮助活动活动,还表示要是钱不够,可以再送两三千来。


我本来以为,张教授会严词拒绝何远国。可是,没料到,张教授竟然接过了何远国的信封,还打开封口看了看,然后扔在茶几上。他对何远国说:“我尽量帮你活动。要是行,估计是要再花点钱的。”见张教授松了口,何远国一叠声地说:“那当然,那当然!”


何远国出门的时候,冲着我礼貌地笑了笑。他的笑容很复杂,既欣喜,又有点苦。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何远国打来的电话。因为张教授夫妇都不在家,他就问我是否知道他读博士的名额下来没有。我说不太清楚,何远国便很客气地请我帮忙问问。当晚我把何远国打来电话的事告诉了张教授,他沉吟了片刻,对我说:“他要再来电话,你就说你什么也不知道,让他自己来一趟。”


第二天何远国打来电话,我照张教授的话回复了他。第三天,何远国来了。张教授对他说,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就是学校教务处那边还有点麻烦。何远国会意地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个纸袋,从里面抽出一幅画交给张教授说:“这是一张金箔画,您看看能不能送出去,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张教授拿着那张金箔画,翻来覆去地看过后,装回到纸袋里,又扔在茶几上说:“行,我再去努力努力吧!”


这天我送何远国出门的时候,发现他没有一点欣喜的表情,也没像前两次那样对我点头微笑。他低着头,深深地又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那一刻,我突然非常同情他:他应该是个很好学的人,考试也考得不错,可想读书还是那么难!我忍不住安慰了他一句:“你别太担心了,张教授一定会帮忙的。”他冲我咧了一下嘴,就走了。


那几天晚上,我失眠了。张教授这样收学生的钱和贵重礼物算不算受贿?他还要把东西送给学校教务处的人,那他又是不是在行贿……


然而,一直到了6月初,那张金箔画还躺在张教授的书桌上,我没看到张教授把它拿走送什么人。我突然想到:张教授会不会是在主动向学生要钱要东西呀?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大跳!我怎么能怀疑张教授呢?他待我多好啊!我命令自己不许胡思乱想。


到了7月份,张教授告诉何远国,他的名额搞到了,但还需要点钱最后打点一下。何远国很快又给张教授送来了2000元钱。这以后何远国才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成为了张教授的博士研究生。


看到这一切,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原来读博士不完全是靠实力呀,何远国读了博士,但是那些没给张教授送钱的人呢?也不知道张教授是拿掉了谁的名额给了何远国,那人说不定像我一样来自农村,因为贫困而失去了这个机会!我突然又对自己的出身充满了自怜。


2001年9月,何远国开始读博士了,他成了张教授家的常客。我和他也渐渐熟悉起来。他知道我不是爱多嘴的人,就经常跟我像朋友那样聊天。


博士和硕士上课,不是像中小学生一样大家坐在教室里听讲,而是平时各学各的,导师有事就把大家叫到一起谈谈,这种“谈谈”就是上课了。张教授就经常把学生全叫到家里的大客厅来上课。

张教授除了当老师,自己还开了个公司,经常能接到科研项目。2002年春节刚过,张教授就把他带的硕士研究生们叫到家里上课,问大家谁愿意到他的公司里做活,每个月固定给500元报酬,如果项目大(也就是钱多),还能发点奖金。


有个研究生问张教授,如果他到公司做活占用了时间,论文做不出来怎么办呢?张教授很轻松地告诉他们:“我是几家重点期刊的审稿人,你们的论文经我的手就不怕发不掉。你只要参与了项目,就有了东西写论文。如果实在没什么成果可写,就看别人的论文,看懂了以后,换一种角度再写一遍就是你自己的论文了。”学生们顿时轻松了起来,好几个学生都说愿意去公司做活。张教授满意地笑了。


过了一段时间,张教授又把博士生们叫到家里问了同样的问题,但他们的反应就完全不一样了。没有一个博士愿意到张教授的公司里去干活——他们都说没时间。张教授很不高兴。他对大家说:“你们不肯做项目,将来论文就很难说了。”


我私下问何远国,为什么硕士和博士对到公司做活的态度不同。我说:“张教授多好呀,自己开公司赚钱,还带大家一起赚。你们竟然都不愿意去,真傻!”


哪知何远国皱着眉头对我说:“你不懂就别乱说别人傻!在教授的公司干活,那就成了他的廉价劳动力了——你活做不好,很快他就不要你做了,一分钱也不会给你;你活做得好,被教授看上了,只要活没完,也就别想着毕业了——他会说你的论文不过关,让你一直替他把活做完。”


何远国越说越激动:“其实,现在有很多导师都开公司,自己赚‘海’了,买房买车,日子过得很滋润。可是谁能想到,导师们的公司是哪些人在替他们撑着——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在读硕士、博士。刚才张教授其实就是在要挟大家帮他做活。”


听了何远国的一番话,我真的惊呆了——在我眼里如此神圣的高等学府,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料,何远国又说:“还有,导师给研究生一个月500元,你知道他自己赚多少吗?我们这样的“员工”,如果导师到社会上去聘请,没有几千块一个月是请不来人的。”何远国还说,他刚入学的时候就听说,他之前有个博士生,帮张教授做了个活,张教授给了他4000元钱,可那个博士很生气,因为那个活全是他一个人做的,张教授得到的经费是40万元啊!也就是说,除了材料费,张教授自己净赚了大约30万元。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何远国说的话,当我亲眼见到一位博士登门造访,求张教授手下开恩的时候,我才相信了这一切。那个博士因为不肯再廉价为张教授干活,他的论文一直得不到张教授的肯定,因此他读博5年多了,还不能毕业,就一直在学校这么干“耗”着。


知道了这些事,我对张教授没有了好感。我甚至开始“鄙视”他:他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竟然如此贪财!不光贪财,他还不让有才华、有能力的学生毕业!


可是何远国告诫我,不论我听到张教授的什么事,产生什么样的想法,都不要在张教授夫妇面前表现出来,否则我可能就会在张家干不长了。何远国还说:“你也不要把这些事看得多么了不得,很多教授都是这么干的,大家都见怪不怪了。”可是我还是很久都想不通:在城市马路上闯红灯都有警察管,这些教授做这样的事就没人能管了吗?还是人们根本不想管呢?


在张教授家的日子长了,我对校园的阴暗面了解得也越来越多。我发现,在许多教授们的世界里,有着我根本不知道的“游戏规则”。如果不是一次张教授喝醉了,多说了些话,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这些规则。


那天,张教授从学校组织的宴会上回到家里,很得意地对我说,在系里,他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都名列前茅。他毫不避讳地告诉我,他当年确实是靠自己的拼搏搞出了科研成果,论文也获过奖。但现在的论文基本上都是他带的研究生搞出来的,学生们所有的论文他都是第一作者,因为他是导师,所以学生不署他为第一作者,张教授就不推荐,他们的论文就很难发表。


那天,趁着酒性,张教授还告诉我了很多“黑幕”。他说,论文的好坏有很多“花样”,而“花样”就在于论文和项目是否能获奖,能获奖就是名利双收了。而要获奖,就一定要和评委搞好关系。评审前,要常常请评委们吃饭、旅游,他们购买大件物品要能为他们“埋单”,只要和各位评委拉上关系,评奖就成功了一半。评审时,还要给各位评委送点“的士费”——当然不要人家真的拿的士票来报销,只要直接给个红包,说一句“交通补贴”人家就明白了。至于红包大小则要根据当次评审的重要性来定了。这样下来,想不“获奖”也难哪!


张教授笑得很自然,说得很得意,但我却像吃到了变质食物一样,有些恶心,心里充满了厌恶。

说到获奖的情况,张教授的话更多了。他说,论文和项目获奖了,在学校里评职称就有了资本,但更关键的是,项目获奖后,就会有更多的人和单位将项目交过来做。只要有项目做,那就一定能赚到钱。


此外,张教授还告诉我,现在有很多发了财的私企老板和行政官员为了提升自己,都愿意到大学来“补拿”文凭。而那些人都很忙,根本不可能静下心来做学问,于是他们的毕业论文就成了大问题。而这些人如果是他的学生,就“不能”不帮他们一下了。再说这些人都有很强的“实力”,帮了他们就等于帮了自己。


我很奇怪:为什么平时慈祥、睿智的张教授说到这些“猫腻”时,一点也不脸红,反而津津乐道呢?我记得中学课本里有篇文章说:“知识分子是中国的脊梁。”可是看看这些“脊梁”们现在都在做些什么呀!


2003年4月,我终于考完了中文自考的所有课程,拿到了中文专业的本科文凭。此后,我开始思考自己接下来到底该走哪条路——是在张教授家继续做保姆,还是出去找个工作呢?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何远国建议我,不如请张教授帮帮忙,让我考他们学校中文系的研究生。毕竟,拿个研究生文凭找工作会容易些。


我把考研究生的想法告诉了张教授之后,他对我说:“你努力读书,有上进心,这很好。但现在读研究生学费太贵,你暂时负担不起;另外,我和中文系的人并不熟悉,找起人来也很麻烦的。”

我突然想起当初何远国上门拜访的情景,心里什么都明白了:张教授不能为我这样的打工妹“白忙活”,如果我不能“有所表示”,他是不会帮我的忙的。


最后,我选择了从张教授家“辞职”。2003年10月11日,我应聘到成都的一家文化公司做校对,月基本工资700元。现在业余时间我仍然手不释卷,一边工作一边备战考研,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取得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备战考研的过程中,有些曾经考研落榜的考友,得知我曾在教授家里工作后,还特意找到我,要我给他们介绍几个愿意“帮忙”的教授,想提前和导师“交流”、 “沟通”一下,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校园的腐败在老师和学生之间蔓延开来,我不好说这是老师的错还是学生的错,难道真得就没人出来管一管吗?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文章中的人名、地名均做了技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