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与台湾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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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徐万民   刘铭传在台湾主政七年,成绩斐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善于调动台湾自身的资源,为台民造福。作为社会精英与民众领袖的士绅阶层,就是诸多资源中最宝贵的资源。刘铭传在抗法保台、建省、经济开发等重大的政务活动中,主动争取台湾士绅的合作,积极利用他们的智能、才干与社会威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刘铭传与台绅的关系,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不合作甚至对抗的一面,相处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本文试图通过还原一些重大事件的历史场景,探讨影响合作的各种复杂的内部与外部的因素,说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徐万民

刘铭传在台湾主政七年,成绩斐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善于调动台湾自身的资源,为台民造福。作为社会精英与民众领袖的士绅阶层,就是诸多资源中最宝贵的资源。刘铭传在抗法保台、建省、经济开发等重大的政务活动中,主动争取台湾士绅的合作,积极利用他们的智能、才干与社会威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刘铭传与台绅的关系,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不合作甚至对抗的一面,相处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本文试图通过还原一些重大事件的历史场景,探讨影响合作的各种复杂的内部与外部的因素,说明利益的调适,才是决定合作成败的关键。


一 改善官绅关系的举措


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说:“我所谓的绅(缙绅、士绅),是受传统教育,有功名的人,有些任过政府的职位,有些拥有田产地产。”


法国学者马里亚尼?巴斯蒂-布律吉埃说:“绅士指的是致仕或暂时丢官的官员,以及地方上的文人。但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地方志也常用这个词来称呼当地的豪门大族,尽管其中一些人并没有功名可言。”


陈志让与巴斯蒂的士绅定义虽略有差别,但其指向与范围大体上是一致的。清代台湾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特权阶层,其主要成分是科举文人、军功人员、在籍官员及有政治背景的地主豪商。在清代台湾官方档案与刘铭传的奏议中,对他们就有绅士、绅民、绅商、富绅、绅董、劣绅、正绅等称谓。他们拥有知识、功名、官职与财富,既是社会精英,又是民众领袖,承担着以儒家义理转移士习民风,以实力维护社会秩序与公众利益的双重任务,成为清政府统治台湾的社会政治基础。


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大员都能得到本地士绅阶层的合作。个人威望、领导能力及能否取信于民,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刘铭传是淮军名将,到台湾后,接连取得抗法保台、台湾建省与台湾现代化等一系列成就,他的威望与能力是无可怀疑的。当时,台北府城无合适的住房,刘铭传只得暂住淡水县署。其时城内尽是水田,房屋很少,大路不通。“所居县署,半系草房,将佐幕僚,仅堪容膝。” 刘铭传又常亲临抗法与抚番第一线,在枪林弹雨中指挥,短衣草笠,栉风沐雨,与将士同甘苦。他的人格魅力与精神感召力也是无可怀疑的。刘铭传十分关注保护台绅的利益,尊重台绅对地方事务的参与权,也是他能与大多数台绅长期保持合作关系的重要原因。


彰化阿雾罩林氏是台湾有名的大族。戴潮春起义时,林奠国率乡勇拒战,以功授知府,赏戴花翎,死后诰授朝义大夫,追赠奉政大夫。林奠国侄林文察为清军名将,官至署福建陆路提督,1864年战死后赠太子少保,谥刚愍。林文察弟林文明积战功升任清军副将。1870年,有人告林文明霸占田产。知县凌定国奉巡道黎兆棠之命会审,即就县府大堂将林文明杀死。林文明母四次上京控告,为子伸冤,迁延13年,终以九十高龄,死于福州。中法战争时,林奠国子林文钦募集义勇500,自备武器粮饷,助清军守台南。林文察子林朝栋、林文明子林朝昌也自备资财,募勇500,助守台北,屡立战功。经刘铭传保举,上谕“郎中林朝栋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选用。” 林朝昌升任守备。


林朝栋、林朝昌禀告刘铭传,愿放弃各自官职,为林文明平反昭雪。刘铭传家居时,即闻台湾林文明冤案,又询访台湾绅士林维源、陈霞林、潘成清等人。诸人均称林文明被控,多属虚诬,被杀尤为奇惨。于是,刘铭传上奏,称“台湾诬告之风本盛,地方官不究反坐,富家巨室,时以自危。林文明秉性粗豪,诚不能循循绳墨。然其前此控案,则半由伊兄林文察剿办叛贼戴万生,敛怨乡党,遂为仇家所诬。前任督臣访闻失实,疑为势豪,遂饬台湾镇道便宜从事。林文明被杀之日,实系衣冠至县庭投质,众目共瞻,其非露刃登堂,率党拒捕,无烦重办。……可否仰恳天恩,俯念林文察死难之忠勇,林朝栋数月战守之勤劳,准将林文明开复花翎副将之原官,俾全台士民,咸知朝廷予夺之公明,不独林朝栋兄弟感戴鸿慈,涕泣效命已也。” 清政府以林文明一案,业经奏结为辞,拒绝复查与平反昭雪。


1890年,台湾各属绅士中书施士浩、主事蔡寿星、道员林维源及举人、贡生等75人联名上书,追述林文察的功绩,称“绅等追怀旧德,历久弥新。兹当台湾分省之初,佥愿鸠资就省城捐建专祠,恳奏列入祀典,春秋由官致祭。” 10月12日,刘铭传上奏:“臣察林文察懋着勋劳,见危授命,仰邀赠恤,备极优隆。上年恭逢归政盛典,复蒙赐祭,具见圣恩眷注,迥越寻常。当其督兵渡台,剿除逆乱,全台弭定,功绩昭彰。该绅士等追感旧恩,情词恳挚,应恳天恩,俯念林文察功在桑梓,准于本籍台湾省城建立专祠,由官春秋致祭,以彰忠荩而顺舆情。”清政府批准了刘铭传的建议,在台湾省城为林文察建立专祠,列入祀典。


为林文明昭雪,为林文察建祠,是刘铭传对台湾士绅忠君爱国传统的肯定,对团结台湾士绅,稳定台湾大局有积极影响。


中法战争时,台湾航运不通,从大陆运兵运饷十分困难。清政府多次指示刘铭传劝谕台湾富户绅商捐资募勇。1884年10月10日的上谕即说:“台湾孤悬海外,他处接济,缓不济急。刘铭传当联络绅董,因地劝捐,如军械缺乏,即中国军器也可应急。台地巨族多养私丁,可急召头人,重赏募用。” 刘铭传接旨,即饬台湾各道府厅县妥为劝办,不得勒索苛派,以失人心。宜兰县令王家驹派令富绅周家芳捐洋八千元。而周家芳当基隆法人猖獗之时,不避艰险,自愿捐募土勇200人,自备口粮4个月,开赴前敌助官军作战,共需饷银六千元外,复认补交捐洋二千元。宜兰县令王家驹仍勒令捐洋八千元,并拘押周家芳之兄周家祥。刘铭传批令释放周家祥,周家芳只需补交二千元即可。王家驹拒不奉命。于是,刘铭传上奏清廷弹劾:“该县办捐所派本地贡生杨德英帮同办理,诸多不公,各捐户或因狥情而减,或因私贿而除,并未一律照章办理。查宜兰县王家驹奉办捐事,宜如何劝谕乐输,乃听任劣绅任意增减。且据委员访查,该令谓周家芳捐勇助剿基隆,非剿宜兰,本县所捐勇饷,不准抵销,仍令勒交八千元之款。奉批后,仍行抗押周家祥不放,实系刚愎任情,意图勒索,应请旨将宜兰县知县王家驹即行革职,以肃官方。”


为了给捐款士绅以更多实惠,刘铭传电奏清廷,“台湾劝捐军饷官绅,皆请奏开实官捐输。” 清廷令户部速议具奏。户部要求“凡京职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府以下,及三班分先、分间、尽先各花样,均按照例定十成银数报捐,不准以钱文军械米谷折算。” 台绅则以政府要价过高,观望不前,进而要求官价打折。于是,刘铭传上奏,代台绅“仰恳天恩,俯念台饷万分紧迫,台地民力拮据,非内地寻常捐输可比,敕部详加核议,于定例十成数内减四、五成,以广招徕。”


捐纳,可以缓解军费困难。捐纳,也是一种调动台绅参加抗法保台战争的政治动员手段。许多台绅献出了金钱,收获了各种官职官衔,包括实官、翎支、虚衔、封典等项。台绅的社会地位提高,人数增加,其势力也随之而得到扩张。


清朝统一台湾后,即通过书院与科举制度培养选拔当地的知识精英。二百年间,科举文人的队伍不断扩大。在历次社会动乱中,台湾知识阶层的绝大多数终是站在清政府一边,成了保持岛内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


台湾建省后,刘铭传兼提督学政。他只读过几年私塾,没有科举功名,由提督武职转巡抚文职,已是罕见的特例,再以巡抚而兼任学政,更是奇迹。事实证明他是一位令台湾的士绅阶层满意的教育行政长官。在他的领导下,台湾的教育事业步入了新的成长期。


刘铭传充实调整府厅州县的教育行政官署,新建成或改建英才书院(1886年)、篷壶书院(1886年)、宏文书院(1889年),又于1890年上奏,请增加台湾学额。其奏折说:“臣查台湾自隶版图,涵濡圣泽二百余年,土地日增,人文日盛,各属应试之童,多至逾千,少亦数百。三府属粤童,数以加增,不少于内地大中等学。以前台南府属所定学额,尚不悬殊,台北府属,额已过少。台中蔚萃人文,冠于南北,且台湾府县为省会首学,尤与外府县不同。彰化、嘉义、新竹三县,辖地虽分,幅员犹广。自清丈后,赋额增加,统计全台溢出数倍。现当分省伊始,供赋既清,学校鼓励人才,不能不亟为筹议。” 刘铭传特别指出台湾文风日盛,人口、钱粮增加,都是增加学额的有力理由。依据刘铭传的建议,台湾秀才的录取应由1889年的128名增加到208名,贡生名额也相应增加。


清代学政主持的考试有两种,岁试与科试,刘铭传将两试经费增加到1.2万元,台南、台北两府各6000元。新设台湾府,于1891年分棚开考,也给6000元。台湾秀才去福州参加乡试,例由海东书院发给旅费,建省后有轮船往来,改发船票。台湾举人进京参加会试,也发给40元到100元的旅费,使贫困的士子不致因无路费缺考。


1889年,刘铭传主持了台南、台北两府岁试。4000文童、600武童参加。考试前,有人怀疑,武将主持,能否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刘铭传严守考场规则,一扫往届考试钻营舞弊的积习。结果,录取者大都为公众认可的优秀人才,持怀疑论者欣然敬佩。


科举与书院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能培养忠于政府的知识精英,但科举制度的弊端也是明显的。刘铭传认为科举人才缺少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又无经营新政、管理新式企业的能力,对台湾的国防建设、经济开发用处有限,应该引进西学,开办学校,培养新式人才。1886年,电报学堂设立。1887年,设立西学堂。两校虽小,但却是台湾新型社会精英成长的摇篮,其意义非同小可。


终上所述,刘铭传治台七年,能与台湾士绅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除了其威望、领导能力与个人人格魅力外,维护士绅的经济利益,尊重士绅的社会地位,执行能使士绅阶层势力壮大的文化教育政策,均使他赢得了绝大多数台湾士绅的信任,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动员台绅参加抗法战争


刘铭传与台绅的合作,始于抗法保台之役。其时,清政府多次指示刘铭传动员台绅捐饷募勇助战,除前述1884年10月10日的上谕,又有10月24日的上谕:“基隆要地,断不容法人久据,叠饬李鸿章等援济,恐海道梗阻,势难速达,惟有就地设法。台湾米银尚不缺,且多富户豪民,亟应收为我用。洋兵最患夜战,若以团勇助兵,分作十余起,日夜搅敌,乘其困乏,并力击之,当可取胜。台北林姓曾集团助战,尤应切实激励。如绅民中有纠义逐法者,朝廷破格施恩,不惜爵赏。刘铭传向有谋略,着即随机应变,迅速筹办,捐饷者从优给奖,成功后奏请蠲钱粮。均即遍行晓谕,总期兵民合一,力复要区,以纾廑记。”


10月31日的上谕说:“援军一时难到,总须就地取材。闻住居大稻埕之知府陈霞林,豪侠可用。举人连日春、潘成清、陈树蓝,皆有乡望。富绅林维源,现在避匿。闻厦门举人陈宗超为该绅所信,可令赴台寻觅。着刘铭传婉辞劝勉,以大义感动,勿得勤派。”


淡水枋桥林氏为台湾巨富,其先林平侯以经商致富,捐资为同知,任职浔州、来宾、桂林,至署柳州知府。家居后倡乡里和睦,调和分类械斗,修淡水文庙及海东书院。林平侯有子五人。三子国华有子维让、维源、维德。维让1859年钦赐举人,因助官军平戴万生之乱,捐助军饷2万两,授三品衔。维让生母郑氏捐银20万两,赈济山西灾荒,获钦赐匾额“积善余庆”。维源捐纳内阁中书,1877年,捐台湾海防经费50万元。其母钟氏为河南、山西捐赈2万两,奉旨嘉奖,追赠三代一品,钦赐“尚义可风”匾额。1879年,维源督办大甲溪工,授四品卿衔。


林维源多次捐助巨款后,福建巡抚丁日昌曾许其永不派捐。中法战争时,清政府令其总办台北团练,刘铭传又奉旨劝其捐助军饷。林维源激于民族大义,慨然认捐20万元,先交10万,明年6月一律交清。仍先捐米3000石,折价计银,暂支兵食。这是中法战争期间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于是,刘铭传欣然为其请奖:“当臣八月间基隆退兵,沪尾开仗,军情岌岌,饷项一空,实已朝不谋夕,屡请刘寿铿商劝捐助。维源深明大义,允捐二十万元,并先缴十万元以济急需。在该绅屡捐巨款,家计原不如前,今以全台危迫,隔海筹挪,竭力勉输,实属急公好义。迹其原廪,委实无虚,决非寻常捐输军饷可比。该绅前于光绪三年捐款,已蒙恩赏卿衔,此次需用京职之处,臣未敢擅行拟请,可否仰恳天恩,俯念台湾饷绌兵危之际,该绅急公报效之忱,特予破格恩施,以昭激劝。并可否将求免续捐之处,一体加恩曲允,用示衿全。” 1885年1月28日,清廷发布上谕:“福建台湾绅士三品卿衔侯选道林维源,前有旨令其总办台北团练事宜。该员深知大义,于军情要紧之时接济军需,为数甚巨,深堪嘉尚。林维源着以四五品京堂候补,以示优奖。” 战后刘铭传募善后经费,林维源又捐50万元。清政府以林维源为内阁学士。


台湾士绅踊跃捐输者还大有人在。据刘铭传报告,台湾县知县沉受谦首先劝捐,报捐银一万两,嗣后各县陆续筹捐。除淡水借用银票20万两,未办捐输,其余台、凤、嘉、彰、新、宜六县,共筹捐洋五十四万元。全台合捐洋六、七十万元。地方善后经费,全台已捐洋五十余万元,合之淡水一县可捐二十万元,共洋七十余万元,于善后不无裨助。


出钱而外,许多台绅募集义勇,有的维持后方社会秩序,有的开赴前线作战。战功最为卓著的义勇首领是林朝栋。


林朝栋台湾名将林文察之子,其人生长将家,急公好义,自备粮饷,募勇500,助守基隆。刘铭传大喜,急拨军械,命其率部驻防狮球岭、暖暖六堵等地。武举王廷理与周玉谦、刘廷玉、陈维东、周家芳等台绅皆自动捐资募勇,参加基隆山区的阻击战。自1884年10月到1885年3月,约四千名台湾义勇与清军并肩作战,将数千法军滞留在基隆山区。法军伤亡惨重,无力在台湾开辟新的战场。此外,张李成率领的台湾义勇在沪尾大捷中战功卓著,绅士郎中林汝梅募勇协守新竹,台湾民众积极支持清军与义勇在前线的战斗,均是台湾保卫战取胜的重要因素。


台湾义勇及民众英勇杀敌的史实在国外文献里也可得到充分的证明。法国人卡诺着《法军侵台始末》里有这样一段评述:“中国人的数目必定很多。他们的服装和武器都很完备,似乎并不缺少任何东西。正像在其余各地一样,他们有着大量军需品。此外,他们有着全部民众站在他们一边,这些民众都有武装,并为军队担任劳动和杂役。而我们一边则没有一个居民,我们所去的地方到处都是一片空虚。如果我们远远看到有土著人民,我们可以说这即是在设法想要做坏事的游击队,这些人都被中国官吏教得狂热起来。”


刘铭传充分肯定台绅义勇的战绩,多次为他们报功请奖,其1884年12月3日的奏折说:“林朝栋为殉难福建提督林文察之子,忠荩之裔,久孚物望。今复自筹资饷,带勇五百人,经臣派驻暖暖,统帅各团土勇,甫临大敌,即能督战有功,实属忠义勇敢。其余武举王廷理、周玉谦、刘廷玉、陈维乐等,皆捐资募勇,数月来苦守血战,竟挫敌锋。亟应奏请恩施,以昭激劝。兵部候补郎中林朝栋,拟请赏加道衔,并赏戴花翎。候补员外郎苏树森,拟请赏加四品顶戴。余俟查明奏奖,以励绅民。”


中法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团结御侮的正义之战。刘铭传依靠台绅,调动全台人力物力资源,渡过了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也与台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合作建省与经济开发奠定了基础。


三 台绅与台湾建省及经济开发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决定台湾建省,刘铭传荣膺首任巡抚,负责实施建省的各项规划。与建省同时,刘铭传以远大的眼光与非凡的胆略,开山抚番,查田清赋,筑铁路,设电线,购轮船,办工厂,兴学校,引导台湾走上现代化之路。他与台绅的合作关系,在建省与经济开发的过程中又有了新的发展。


建省与经济开发,受到台湾同胞的衷心拥护。特别是作为群众领袖的士绅阶层,参加了有关建省与经济开发的各项活动,其卓越贡献为举世公认。


刘铭传说台湾“沿海八县之地,番居其六,民居其四。” 即是说:占全省面积大部分的番地尚是政府政令难以到达的地区。如果不将番地纳入府厅县制的管辖之下,全省的行政统一难以实现,建省的目标就难以达成。如果任令汉番隔离的状态持续下去,番族继续处于同现代文明隔绝的落后状态,汉番冲突就难以缓和。1874年日本侵台,就强调“生番化外”,极力否认番地早归中国版图的历史事实。因此,抚番也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要政。连雅堂先生说:“理番之事,台湾之大政也,成败之机,实系全局。”


1886年,刘铭传设立抚垦总局,自兼抚垦大臣,请著名台绅内阁侍读学士林维源帮办台北抚垦大臣。 在抚垦总局下设八个局,18个分局。许多熟悉番民语言及生活习惯的台绅参与各地抚垦事务。


参加抚番的台绅与军政官员深入山区,对薙发归顺的番社宣传朝廷威德,赏以礼品,对番社首领发给六、七品功牌。医生为番民治病,教读、教耕人员教给番民文化生产与生活知识,在台北与各县设番学堂,教给番童汉字、汉语及诗文。对不服从招抚的番社,则施以残酷的镇压。林朝栋率领义勇两营,深入内山开路70余里。他还与清军配合,多次对番社动武,得赏二品顶戴。刘铭传说:“台湾办理剿抚叛番,大小百余战,员弁兵勇不下两万人,时逾五年。” 有大批番民及清军官兵伤亡,“结果是好几十万亩肥沃的土地得以耕种,互相残杀的情形得以防止,同时文化传播到最难以进入的山谷居民中。”


1888年12月17日,刘铭传上奏,盛赞林维源办理台北抚垦的成绩,自1886年以来,垦地“七万余亩,业经淡水县丈量三万余亩,一律升科,其余俟三年后陆续升科纳赋。此外台北沿山番地,种茶开田,已无旷土。其次皆山高土瘠,报垦綦难。查全台生番,全行归化,谨剩新竹内山数社,仍自负隅。……惟抚番必资开垦,否则莫由化其榛狉。化番久与民居交易婚姻,乃知人世衣食伦常之乐,其嗜杀之性自将默化潜移。现在中路暨后山一带,旷土尚多,亟须招垦。非有勤实大员督率,实济良难。林维源笃实忠勤,感激图报,台北已征成效,自当推广全台。拟恳天恩饬派帮办全台抚垦事务,不独臣得资指臂之助,实于全台治化裨益无疆。”清廷批准刘铭传的建议,命太常寺少卿林维源帮办全台开垦抚番事务。


查田清赋是刘铭传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实施的重要举措。建省前,台湾的土地占有关系紊乱,土地开垦面积比清初增加数十倍,征收的田赋却不见增加。豪强占田却不纳赋,弱者纳赋却无田耕。国家税收,大部被豪强大户隐匿霸占。刘铭传决心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经清政府批准,台湾开始查田清赋。全台清赋由布政使衙门主持,设南北两个清赋总局,各厅县设分局。从内地调厅县佐杂30余人,分配各县。每县选派正绅数人参加清赋。先编查保甲,编写户口,就户问粮。第二步清丈田亩。第三步改赋。


刘铭传起初决意废止大租户,只认小租户为业主,对政府负责地租,由此直接触犯了以林维源为代表的大地主的利益。为了缓和矛盾,刘铭传指示“台北府县商同绅士,折中定议,就大租酌扣四成,贴业户完粮,余仍照纳。业户既免向隅之弊,更无亏累之虞。大租应完正供,无从推托。以故绅民鼓舞,上下翕然。” 就是台湾历史上有名的“减四留六”之法。1890年1月,台湾清赋完成。全台入册的田数比清赋前增加了400多万亩,田赋正额增加491502两。清赋的意义完全超出了增加财政收入的范畴。人口普查,户口编定,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调整,还为台湾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为土地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奠定了基础。


台湾清赋完成,台湾士绅功不可没。他们熟悉当地的土地占有关系及旧制弊端,在各级清赋局起参谋、倡导与配合功能。


邵友濂说:“帮办台北抚垦事务三品卿衔太常寺少卿林维源,在籍帮办抚垦,极重公义,此次开办清丈,给单升科,事事皆得林维源倡首相助。所有屯租、番租、大小租,名目不一,俱由林维源会同司道分别厘定,民间称便,深得其力。”


刘铭传的奏折同样高度评价林维源在台湾清赋中的杰出贡献:“臣查全台清丈之始,官绅半设难词,阻挠大计,林维源田园较多,不避嫌怨,身先倡导,遇事出力,民情因之踊跃,未及两年,全功已竟,虽其意在图报,不敢仰邀议叙,臣未便壅于上闻,应如何加恩之处,出自圣主鸿施。” 1888年8月25日奉上谕:“林维源着赏加二品顶戴。” 1891年,晋太仆寺正卿。为清赋功成,刘铭传还为390余名有功人员请奖,其中包括林汝梅、潘成清等台湾绅士七、八十人。


台湾铁路是刘铭传主持的大工程,投资巨大,如经理不当,会严重影响防务和经济发展。1887年,刘铭传奏请林维源主持铁路商务:“查内阁学士林维源端谨忠诚,久为商人钦信。自回籍帮办台北抚垦以来,不独抚垦一力办成,即清赋、抽厘,均资臂助。其于理财一道,心计尤精。如蒙朝廷主持,俯准台湾造路,可否仰恳天恩,饬令学士臣林维源督办铁路商务,仍兼办台湾抚垦事宜,凡遇铁路商务,准由该学士专折奏陈,以收实济。” 后来,因林维源忙于台北及宜兰新垦田园的清丈升科事务,难以兼顾铁路商务,经刘铭传奏报,免去其铁路商务督办一职。


林维源与宝顺洋行买办李春生合资在台北修筑两条新式马路,千秋街与建昌街。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很快便发展为台北的商贸中心。基隆港口建设、台湾煤矿整顿,都有林维源的参与。他家种有茶树近90万丛,为振兴台湾茶业贡献甚多。


林朝栋也应刘铭传聘请,主持伐木局,为台湾铁路提供枕木。办煤油局,试验开发台湾的石油资源。与蔡南生分别负责台北、台南樟脑专卖事业,打击洋商操纵的樟脑走私。林朝栋经营垦务,辟田树木,于干溪万斗六之山中种有大片茶树。


在台湾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台湾士绅活跃的身影,如组织团练土勇维持社会治安,捐款修建城池坛庙道路桥梁,为铁路轮船煤矿招商集股,为振兴台糖台茶出谋划策,参与樟脑硫磺鸦片食盐专卖等。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刘铭传主持的台湾建省与经济开发就不可能取得令后人敬仰的成就。


四 “劣绅”质疑


以上所述,是与刘铭传合作的台绅,还有不合作甚至对抗的台绅。刘铭传将前者称为“正绅”,将后者称为“劣绅”。


1887年,彰化县绅士蔡德芳、郑茂松、吴朝阳、吴恩波、黄玉书、黄炳奎、庄士勋、刘凤翔、郑景奇、吴鸿宾、吴德功等22人上书,附彰化旧城来龙去脉图说一纸,建议在鹿港建设省会城市。刘铭传大不以为然,认为“鹿港濒海,地势低下,水口沙浅,不能泊船。该绅士蔡德芳等忽请建立省城,非为控制全台起见,特为本地贸易起色耳。统论全台局势,岂有弃中、南、北、前、后三千里地方,独重鹿港一镇之理!如以鹿港旁海易守,不致四面受敌,何以福建省城不立于长门,江苏省城不立于吴淞?查该绅士等始议建省必就彰化县城,继又禀在大墩地方,现又禀请于鹿港建省,侈然自大,随意指陈,直视台湾地方只有鹿港一镇最重,台湾绅士亦只有鹿港最大,殊属荒谬!省城形势,有关全台气运,必须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如择定处所或有凶砂恶水,来龙不真,或山水阴阳不交,不成格局,均可由地方绅士知堪舆者一一指驳。查大墩地方襟山带海,控制南北,实天造省会之基,本经岑宫保勘定建城,复经本爵部院上年亲往察看,堪建省城。所有蔡德芳等禀请建省鹿港为私忘公,应毋庸议。” 蔡德芳等22名彰化绅士请建省会于鹿港,刘铭传认为应建省会于大墩,实属不同政见之争,一时难定谁对谁错。就事实而言,台湾省会最终定于台北,刘铭传的设计并没有实现。但我们从他的批驳中不难看出一股强辞夺理、以势压人的霸道之气。一年后,刘铭传与彰化绅士发生了更大的冲突,这就是施九缎之变。


查田清赋会伤损到一部分占有大片土地的士绅阶层的利益,这是社会进步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局部利益之间的矛盾。刘铭传对这部分士绅晓以大义,与以让步,使矛盾得以缓和。但是,一些官员作风粗暴,急于求成,引起一些地方士绅的不满,再加上一些贪官污吏借查田之机,利用职权盘剥业主,更激化了矛盾。彰化知县李嘉棠“性情刚愎,不洽舆情,且丈田不公,任听委员需索,因失民心。” 1888年10月,施九缎在当地部分豪绅支持下,纠集数千人围攻县城,大书“官激民变”,要求收毁丈单。起义群众击毙前来镇压的清军提督朱焕明。刘铭传调动林朝栋三营,总兵窦如田铭军三营,都司郑有勤隘勇五百、台湾道唐景崧土勇一营,并飞调澎湖镇总兵吴宏洛、台湾镇总兵万国本、福宁镇总兵曹志忠,各率所部支持,才将一场变乱镇压下去。


彰化绅士在施九缎起事时发生了剧烈的分化。


一部分士绅支持施九缎,如浸水庄总理王焕、鹿港绅士施家珍、施藻修。鹿港商人为施九缎捐饷,未半日而得5000两,分发民军。


一部分士绅支持清军,如林朝栋在台北闻警驰救,击败起义军,立解城围。进士施占鳌、李启东、徐德钦召募团练,协助清军捉拿民军首领。


事变初起,大部分士绅持观望态度。李嘉棠赴鹿港,遇起义民众阻击,鹿港绅士施家珍等营救动作迟缓,嘉棠几遭不测。县城被围后,李嘉棠檄召各堡绅董,每堡集壮丁二百赴县城增援,而各堡绅董皆迟疑观望,无人赴援。彰化解围后,李嘉棠以各路援兵至,倡攻二十四庄。幕客凌云、教谕周长庚、中军叶永辉坚决反对。贡生吴德功派生员陈捷华、王赞成、白一声、白玉音连夜冒险出城,前往二十四庄,劝谕绅董速入城领旗,免被官军攻剿。


10月19日,刘铭传派布政使沉应奎、台东直隶州知州吴本杰到彰化,查究激变原因。鹿港绅士蔡德芳、黄玉书并各堡绅董纷纷揭发李嘉棠种种倒行逆施。李嘉棠怀恨在心,请澎湖镇总兵吴宏洛进攻鹿港。沉应奎知民冤,电禀刘铭传制止。刘铭传先将李嘉棠撤职查办,以朱公纯代之。发安民告示宣布只惩办为首者数人,胁从不问。设保安局,以绅士蔡德芳、吴景韩、吴鸿宾、刘凤翔、吴德功处理善后事宜。


刘铭传依靠彰化绅士平息了施九缎起事,奏请清廷为侯选道林朝栋赏穿黄马褂。在籍郎中进士蔡占鳌帮同官军解散三十六庄民军,并将同族蔡芳送官惩办。刘铭传以蔡占鳌不避嫌怨,尚义急公,奏请赏加道衔,并赏戴花翎。在籍工部主事进士李启东孝友素着,品学俱成,临乱倡团,地方得以安谧,于台湾民气,尤为难得。观其效忠守正,保卫乡闾,实堪为地方表率,其劳绩不下于军功,奏请赏加五品衔并赏戴花翎。在籍工部主事进士徐德钦独诱王焕至牛栏庄,报知营县会同拿获。刘铭传说:“查台绅多通匪类,互相党援,已成风气。徐德钦独能不避怨仇,诱拿匪类,应请一并优叙,赏加五品衔并赏戴花翎。”


对同情或暗中支持施九缎的绅士则加以惩处。刘铭传电拘教谕周长庚,提解鹿港游击郑荣、进士蔡德芳、生员施家珍、施藻修、吴景韩等,到巡抚行辕集讯。周长庚已请假赴京会试,即通电福州、上海等处捕之。施家珍、施藻修以徇隐庇匪斥革功名。1888年,浸水庄总理王焕被捕杀。


从省会选址到施九缎之变,折射出刘铭传与彰化士绅之间复杂而多变的关系。拥护查田清赋的林朝栋、蔡占鳌、李启东、徐德钦固然是正绅,站在施九缎一边支持民众反抗贪官污吏的浸水庄总理王焕和施家珍、施藻修也是正绅,只有那些与贪官污吏及与外国侵略者勾结,盘剥渔肉人民的绅才是劣绅。可惜刘铭传毕竟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才错将那些持不同政见的正绅称为劣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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