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稍逊风骚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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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毛泽东曾说唐太宗与宋太祖是“稍逊风骚”,他老人家为什么如此评价二人?我个人的理解是,毛泽东之所以说李世民与赵匡胤“稍逊风骚”,是从国体政治高度与国器施政纲领及国本长治久安能力方面评价的。因为毛泽东所说的风是《国风》,骚是《离骚》,也就是说李世民传太子位选接班人有误(另文专述),赵匡胤不懂国情民风与民众心声所求,没有追终慎远之政治抱负与完整的国体、国器、国本之施政体系。思维定势仅局限在保全自身皇位及家天下方面,以防弊制武,求稳怕乱作为治国施政纲领,如此政治智慧不足和御治能力不佳的治国本领,国岂能强?民怎能富

毛泽东曾说唐太宗与宋太祖是“稍逊风骚”,他老人家为什么如此评价二人?我个人的理解是,毛泽东之所以说李世民与赵匡胤“稍逊风骚”,是从国体政治高度与国器施政纲领及国本长治久安能力方面评价的。因为毛泽东所说的风是《国风》,骚是《离骚》,也就是说李世民传太子位选接班人有误(另文专述),赵匡胤不懂国情民风与民众心声所求,没有追终慎远之政治抱负与完整的国体、国器、国本之施政体系。思维定势仅局限在保全自身皇位及家天下方面,以防弊制武,求稳怕乱作为治国施政纲领,如此政治智慧不足和御治能力不佳的治国本领,国岂能强?民怎能富?治如何久呢?那么,有哪些事可以证明赵匡胤稍逊风骚呢,我个人认为,从赵匡胤陷害前任,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这三件事的连贯动作分析,以杯酒释兵权开始实施防弊之政的治国方针为要,显示并证明了赵匡胤的稍逊风骚。简述如下,与史友们商榷。



一 杯酒释兵权埋下了大宋后期积贫积弱的祸根


若说小赵同志弱智,他的粉丝会与我干架,但说他没有大家政治头脑与政治韬略,则一点也不委屈他。试想一下,唐后五代十国由赵宋统一后,百姓想的是什么,盼的是什么,他心知肚明,但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朝思暮想的是如何使大宋避免成为五代之后又一个短命王朝,因此,他殚清竭虑地制定了一些针对性极强的政策措施,以防弊之政,作为立国和治国的根本******。所谓防弊之政,就是避开民生与强国,围绕着预防无状的奸佞、邪政、内患而展开的,所以,皇位一到手,他就来了个超水平发挥的强权政治——杯酒释兵权,以扫清实施防弊之政的种种阻力与障碍,但是,大宋王朝也就由此拉开了防弊积弱之序幕。有朋友会说,政权稳定是施政的前提与条件,此观点正确无误。但小赵同志的政权稳定是建立在无民之本这一基础条件与基本前提之上的,所以,此政权表面稳定而内含许多颓势。


防弊之政的第一场大戏是收权,即尽可能地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从制度上保证藩镇割据局面不再出现。具体的措施就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等几个方面。稍夺其权就是逐渐收取各地官员手中的权力。设通判一职,由京官担任,对节度使形成牵制;节度使只负责所在地的政事,而军事则由中央委任文官管理;将节度使演变成虚职,只领俸禄而不赴任;实行地方官员三年一调动的制度;加强通判的监督权,凡事需经节度使和通判共同签字方能生效,以加强并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制其钱谷就是将节度使手中的财政大权收到中央,各洲的赋税钱财除留所需经费外一律上缴,由中央财政统一管理、调配;收其精兵就是将地方的精锐部队尽量收入中央禁军,地方则统领老弱病者,使地方部队无战斗力。尽管赵匡胤依据宰相赵普提出的“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十二字方针,分别从政权、财权、军队这三个方面来削弱藩镇,达到了强干弱枝、居重驭轻的目的,使得宋代君主独裁体制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加强。但这些措施也使得官员增多,开支增大,权力互相钳制、地方实力削弱,同时播下了日后积贫积弱的种子。


防弊之政的第二场大戏是分权,即尽量使各层权力机构的权力趋于分散,令其互相牵制,防止出现专擅现象。行政方面,增设副宰相,防止宰相专权,军事方面,发兵权设在枢密院,防止军中三帅拥兵自重。在地方管理方面,设监管地方财政,监察地方行政,主管仓储、军务、民政、治安的四监司。在人事管理方面,实行官、职、差分权和分离制度。官仅代表资历深浅、俸禄高低;职是文官的头衔;实际工作和权力轻重则由差遣决定。


从大宋建国伊始的一幕序曲,二台重戏中,我们并未看到其方针国策与强国富民有任何关联,所以我说宋太祖建国之初从杯酒释兵权开始,就埋下了大宋日后积弱积贫之祸根。




二 以文制武加速了国势衰运及国弱民穷步伐


如果说宋朝的防弊之政是其治国方针,那它的以文制武策略就是其施政方针的配套措施。试举三项措施,就足以证明其于强国富民之本无任何益处。


措施之一是重文轻武。为抑制武将势力,巩固皇帝权力,军界多用资历浅、能力差的人来担任要职。大力抬高文官的地位,提倡文治,扩大科举规模,鼓励台谏言事,强化监察工作,逐渐形成了不杀士大夫和言事者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传统,这是重文的益处,但制武却了无政治家的远虑谋略,使日后弊端突现与频现。


措施之二是健全官僚制度。宋朝时的科举制度十分完备、周密,形成了三年一考,三级考试制度。三级考试是地方一级,省二级,殿试三级。人事制度也更加复杂、严密、在中国古代堪称首屈一指。其法规之细,条文之繁,任法而不任人,使官僚制度做为“理性行政秩序”的特点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此吏制体系是以拱卫皇室为宗旨,无强国富民路标做引导,故而导致许多弱国贫民的措施日益合法合理并日趋程序秩序化。


措施之三是士大夫集团与皇权之间形成了相对合理的制衡关系。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从总体上来说是服务于专制皇权的,但官僚统治长期发展后也形成了一种自觉性,对皇权形成限制,并且具有将皇帝包容于官僚机器之中的趋势,要求君主与贵族们尽可能扮演好自己的特定角色。经筵制度的形成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经筵即专门为皇帝开设的学习经书、史书方面的课程。时言官所谏,不仅能起到约束宰相的作用,而且对皇帝也有一定程度的约束。宋朝皇帝大多也能从大局出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公天下的面貌。宋朝士大夫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对皇权形成制衡,但在思想上又竭力鼓吹绝对单方面和无条件的忠君观念,并将其提高到了人生第一原则和天理所在,视其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忠君现象在宋朝是一个显著的现象,这与宋太祖的大逆不道,不忠不孝不无关系,所以形成了如此大的反差。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象他一样富有智谋的人还大有人在,不倡导忠君思想,再出现一个象自己一样不忠的人,大宋江山即刻就亡。不过总体来看,宋朝的皇权在官僚体制约束下尚未膨胀到过高的程度,对臣下的人格和尊严还保有一定的尊重,与士大夫集团还能在政治领域较好地协调关系,这都是与后代所不同的地方。但过多的务虚与一味的抓意识形态建设,用今天的话说不注重发展经济,国强民富也就无从谈起。


宋朝以上三项主要施政措施,均未解决国体、国器、国本、强国、民生、民富等根本性问题,所以我说以文制武之施政方略与配套措施不仅未促进国家的发展稳定,反而加速了国势衰运及国弱民穷步伐。




三 赵匡胤无国本支撑的防弊方针和制武方略注定了宋朝的国势衰败


宋朝防弊之政与制武方略是在总结前人失政亡国基础上加以提炼所形成的新的御亡之策,有术、有效,几乎无一遗漏,但却不是强国富民的根本******。北宋建国约百年后,其建国初期的“防弊之政”与“以文制武”隐患和缺陷就逐步显现出来,其中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积贫、积弱现象严重。(所谓积贫就是财政危机。所谓积弱就是军力衰弱不振。)


积贫方面的表现是:冗官、冗兵、冗费现象严重。真宗以后,官员队伍日渐增长,严重超编,军队数量更是恶性膨胀,官冗、兵冗也就导致费用愈冗。如此就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加之财政管理不善,机构重叠,彼此牵制、扯皮,收入分散各处,互不相知,互不调用,库存财物不参与流通,为贪官污吏中饱私囊提供方便等,使财政入不敷出。


积弱方面的表现是:宋朝虽斥巨资养兵、养官,却未得其用,对外被动挨打,屡战不胜。自太宗二次北伐失利后,宋兵不敢北上,辽国则掌握战争主动,频频南侵,宋朝廷被迫与辽签定“澶渊之盟”,换得苟安。与西夏持续了七年的宋夏战争,也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宋朝军队无战斗力的主要根源是军政败坏,招兵过滥,素质下降,军士骄惰,训练松懈;军事指近挥混乱,武将受制于文官,兵权分散,令出多门,互相牵制;兵不识将,将不专兵,上下无凝聚力;消极防御,战略呆板,兵分势孤;忽视将材培养,每临战事多有失误等,这些都是“防弊之政”所带来的恶果。


大宋朝从小赵同志杯酒释兵权后实施的治国方针和方略所造成的日后积贫积弱国势,直接导致了大宋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次于晚清之前最窝囊无能的一个弱势王朝。以下五事可以佐证。1宋真宗御驾亲征与辽交战首胜后,就求和心切,指示谈判使臣不惜让步,最后达成协议:宋、辽二国互为兄弟,各守边界,互不招降纳附,取消敌对行动,宋为兄,辽为弟,辽萧太后为叔母。北宋每年要向辽交纳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协议为“澶渊之盟”。(河南濮阳,时称澶渊郡)时1004年。2宋徽宗听说金兵要二次南下,连忙退位做太上皇,让由太子继位的钦宗到金营投降,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但并未逃得厄运,徽宗本人,儿子钦宗、后宫、官僚、百共等数千人被掳至金国,并被掠夺了大量的金银珠宝,珍贵图籍等,这就是著名的“靖康之耻”。时1127年。3宋高宗看到岳飞等人打了胜仗,金兵全线崩退,不仅不乘胜追击,却强令各路宋兵撤兵,解除韩世忠等人的兵权,逮捕岳飞入狱,与秦桧执意求和,公元1141年,宋向金称臣,保证世世代代、子子孙孙谨守臣节。每年向金纳岁币银绢各25万两。二国重新划界,宋割地唐、邓二洲及商、秦二洲的各一半与金。此协议为“绍兴协议”。时1141年。4 宋孝宗时主张抗金,但充其量示过是宋对金不再称臣而称侄,岁币减为银、绢各20万两,双方各守旧疆,此协称为“隆兴协议”。时1164年。5宋宁宗时宋对金和叔改为称伯,岁币增为银、绢各30万两,另交纳犒劳军银300万两,此协为“嘉定和议”。时公元1208年。


宋太宗继承哥哥遗志,继续实施赵匡胤的治国方针和方略后,又造成了其它三方面的社会负面影响,加剧了国之衰势。一是高官守旧苟且无贤相辅佐。宋初以防弊之政为核心的治国方针,逐渐演变成家法制度,历代帝王将其视为宗旨,只能依附而不能更改,提拔官员,任用宰相也多是因循守旧,苟且奉承之人,典型的例子如吕端、李沆等守成之相。个别有开拓精神,勇于承担责任,想干点事的人,则总是不合时宜,难以酬志,如寇准等相。宋时无为治国思想的盛行,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无为,而是掺杂了防弊之政内容和种种限制的方略措施。由于防弊原则的出发点就是体现消极思想,宁可不求有功,必须先求无弊。加上机构重叠,官员繁多,权力不专,责任不清,互相牵制动辄责咎,导致官僚们遇事唯恐承担责任,皆以老成持重为标榜,无过贤于有功,形成“守道者以躁进为耻,怀能者以自炫为非”的官场风气。如此社会时尚和为官之道与宋朝的积弱、积贫现象严重密切相关。二是士大夫官僚阶层的无为弊端间接造成国之衰势。宋朝施政的一个特点是,以作风、观点不同之人共谋朝政,彼此异论相搅,使之各不敢非,鼓励风闻言事和进谏劝诫,这样的做法本来是为有利于更广泛地反映士大夫阶层的意见,收集思广益之效,预防错误决策,保证政治稳定。但出台这种政策的动机和出发点则是防范大臣专权,仍属消极防弊之策,故而形成了士大夫官僚集团的共同为政特点,这就是:重义轻理,重名轻实,重道德轻事功,重原则轻表现,重动机轻结果等,政府所倡导的这种无所作为思潮,就愈使贫、弱现象积重难返。三是如此方针策略所形成的体制与机制,促成了帝王个人能力日益下降,君主霸气全无。宋徽宗在位二十多年,政局黑暗,已呈覆灭之象。蔡京当政,沿用王安石新法,刻意发展其敛财功能。更改盐法、茶法、币制等,一切以搜刮为目的,所得皆进皇室私门,以供皇帝、权臣们挥霍之用;徽宗并听从蔡京之言,极尽奢侈享受之极,不仅固宠蔡京一人,同时还宠信奸佞王甫、高逑、朱面,宦官童贯、杨戬、梁师成等人,他们相互之间沆瀣一气,腐败之至难以语述。徽宗还迷信道教,大兴土木,组织民众进贡花石岗等,各级官吏则乘机敲诈勒索,民不聊生,各地起义不断,不久北宋就被女真族之金朝所灭。


由宋初防弊之政形成的后期积贫积弱国势,其结果导致了北宋灭亡,由此再分析承弱继贫而建立的南宋王朝,其国势益弱与短命也就必然了。从国势与帝王个人的角度分析,南宋衰亡的主要因素是:1战略失误。北宋被灭以后,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被臣下拥戴即位,建都河南商丘。此时,金人初入中原,立足未稳,宋朝全国军民有签靖康之耻,反金热情高涨,但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宋高宗即位伊始,并未充分利用全国军民的抗金热情,相反,他却怯于金军兵威,消极避战,未能利用这一机会收复失地,反而逃往杨洲,主战宰相李纲上任不足百天,就被免职。金国则乘机进攻河南、陕西。2帝王私心。前文讲到,宋高宗主张议和投降的目的是出于他的二个私心,一是担心打了胜仗,钦宗就会班师回朝,他得让位,做不成皇帝了,二是他天性懦弱,在金国做了一段时间的人质后,从心里惧怕金国军队,胆小如鼠,不敢与金国交战。3君臣共降。宋高宗由于在金国做过人质,对金国有一种后来居生的恐惧;宰相秦桧初为北宋高官,也曾力主抗金,后被金人俘虏到金国生活几年后,可能被其赤化或被其威吓,回宋后,即主张投降议和,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投降主张。如此,便吻合了宋高宗议和、妥协、投降的政治路线。君臣共识,有了一致的政治投降路线,秦桧便极力尽臣之忠和臣之能,先后助主立下了签定了“绍和协议”;杀主战派岳飞;削减武将兵权等功劳。被高宗封太师、国公、终身任相。南宋经奉桧专权,其积弱不振的国势就基本确定。(至南宋第二位皇帝孝宗时恢复岳飞的名誉;至南宋第四任皇帝宁宗时,取消奉桧的爵位,封号改为“缪丑”,追岳飞为鄂王。)4 军队失控。宋朝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家法,在南宋建立之初一度受到破坏。经激烈战争,宋军主力大都遭一到遣散,随后又被重新收编组建。就在重编过程中为武将们重新扩张自己的势力提供了良机,而南宋处于流离颠沛之中,一时无力干预。相反为内平动乱,外御金人,不得不给予诸将以较大的自主权。韩世忠、岳飞、刘光世、张俊等将领各拥精兵,自擅兵权,民间皆以韩家军、岳家军称之。他们此时的地位已与文臣平起平座,飞扬跋扈不服朝廷调遣指挥之事时有发生。朝廷甚至于不了解各大将军所辖军队的人数。这就为宋高宗诛杀岳飞,削减武将势力,维护祖宗家法提供了政治借口和依据。5帝王个人能力因素。1258年,蒙古军队攻宋,宋理宗封妃弟贾似道为相。贾似道曾在军前私订和议,回来却谎称大捷。居相位达16年之久。理宗死后,度宗即位,呼以师臣,朝中官员则称之为周公。贾似道当政时,财政匮乏,纸币泛滥,民间怨声载道。他则权势鼎盛,穷奢极欲,于西湖之畔广筑亭台楼阁,日夜淫乐,遇有敌情谎匿不报。恭帝时,元军攻至襄阳,贾似道被迫督师迎战,大败后,归途中被仇人所杀。南宋后期理宗、度宗、恭帝三人合用一奸相佞臣,可想而知,南宋后期的帝王昏庸无能到了什么程度。




四 积贫积弱之久弊导致大宋强国富民改革思想与措施难见成效


客观公正地说,大宋王朝的皇家当权者也意识到了国之衰势的危机,也曾启用能人尝试着进行了强国富民改革。当时最著名的改革人物有二个,一个是范仲淹,一个是王安石。


范仲淹的主要改革思想是:欲强国,先富民,欲富民,先整治官吏,欲整治官吏,先裁冗滥,选聘使用贤才。但他的改革方案一出台,便以失败而告终,原因是他直接从整顿吏治下手,与同属既得利益者的整个官僚集团为敌,难度、阻力过大,无政治和社会基础,故而失败。同时也可以说范仲淹的改革失败是败在制度的执行者身上。


王安石的主要改革思想是:以富国强兵,扭转贫弱日积趋势为目的,以理财为先务,首重开源,次重节流。他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开发人力及自然资源来增殖社会财富,其见解观点显然高出时辈同僚。王安石改革变法涉及很多方面,主要的有三大部分,一是富国,二是强兵,三是培养人才。他的农业政策主要是青苗法。各处官府于每年青黄不接之际,分二次贷款给农民,收成后加收利息20%~30%,随夏秋二季以二税的形式还官,借贷听从民众自愿。他的商业政策主要有三点。一点是均输法,减少政府的采购费用和运输费用,降低商人所获利益,政府拔款流动资金。二是市易法,政府出流动资金收购滞销商品待市场所需时出售,并依据市场情况调节物价。三是免行法,由商铺提供实物纳税,改为上交现钱,政府以现金采购所需物资,这样即可降低采购成本,又可防止官吏从中渔利和勒索。他的军政策主要有四点。一是实行保甲法,家有二男以上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军训,平时夜间轮差巡逻,维持治安,此法旨在恢复兵农合一的征兵制,而最终取代募兵制。二是将兵法,在精减部队的同时,设以将为名的编制单位,挑选有作战经验的武官任将,旨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三是保马法,由官府养成马改为民众养马。四是设立军器监,负责制造兵器,提高兵器的制造质量。他在培养人才方面的政策是,改革科举,废除浮华无用的诗赋考试,而进行致用考举,并增加了一些实用的考试科目。他的改革并未富民使百姓的负担减轻,仅是变相的增加了国库收入,国强则徒有其表。青苗法不是刺激生产,而是阻碍了生产,百姓怨声载道,富了地方官吏,有钱人不愿意借贷也勒令其借,无钱者相借贷而又不借,恐其难以偿还。强兵法也并未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设军器监生产出大量兵器,可供十年之用,保甲民兵的战斗力远不及正规的禁军,而且保长差役保丁,保丁反抗为贼盗的众多,使富国强兵成为梦想。从总的分析来看,范仲淹的改革失败是败在制度的执行者身上,而王安石的改革失败则败在其制度本身。对防弊之政所带来的弊病采取回避态度,是勇于治标,而不敢治本。




以上分析,是我对毛泽东评价赵匡胤“稍逊风骚”的个人理解。谬误处,请朋友们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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