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争论与转折:从苏中到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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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与转折:从苏中到鲁南

引言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围攻我中原军区部队,内战全面爆发。7月13日,在离中原地区不远的华东之苏中地区,我华中野战军发起苏中战役。从此战之前一直到半年之后的鲁南战役,我军最高指挥机关主要领导毛泽东等人与华东两个战区(山东、华中)的主要领导陈毅、粟裕等人之间,在战略攻防、作战方向等诸多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意见,以至于在往来电报中形成各种意见的争论。此时华东地区我军分为“两区四方”,即山东军区(由新四军军部兼,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舒同)、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参谋长宋时轮,政治部主任唐亮)和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委邓子恢,参谋长刘先胜,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参谋长刘先胜,政治部主任钟期光)。

早在当年1月4日,中央军委在给华中军区和野战军领导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等人关于建制和指挥系统的请示电的复电中指示:“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于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同志指挥。你们野战军经常的位置及战略性的行动,均须事先取得陈毅同志的同意并报军委。”(参见《粟裕年谱》140页)规定了华中野战军的指挥系统属性,即华野接受中央军委和山东军区的双重领导,这也使毛泽东可以听到陈毅和粟裕两种不同意见,对于毛泽东的正确选择大有益处。

战争进行到解放战争时期,对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军事思想,几方领导人似乎都没有异议,但是在如何集中兵力,集中兵力使用于何作战方向等具体问题上,却产生了不同意见。这在当时也属正常,因为各人所处战区的位置不同,对军事思想的理解不同,作战经验的不同,对部队和战区的了解不同等等,但都能据理力争,充分发表意见,希望最高当局认可自己的意见并付诸实施。今天我们读到当年的电文,研究这一争论对战争进程的影响,我军最高指挥机关对战局的看法、及对战区指挥员的意见的尊重,战区指挥员对自认为正确意见的坚持,以及战争实践的检验,是对战史的最好的学习过程。当年这一争论随着战役的展开而此起彼伏;随着我军退出苏中、两淮、苏北进入鲁南而使歼灭敌军的战役越打越大,不同意见逐渐趋于一致。而争论的结果是:华东战场主动权的易手,国民党军由战争开始时的全面进攻被迫转为重点进攻;我军撤出华中根据地,退向山东根据地腹地,把包袱甩给敌军,但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集中了兵力,完成了华东战场的战略转折,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歼灭战。作为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鲁南战役之后,我华东地区华中军区和山东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真正达成了兵力的集中;并以华中野战军指挥部为基础,加上山东野战军指挥部一部,组建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参见《粟裕年谱》222页),真正实现了指挥的统一,为以后打更大的歼灭战,进而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苏中战役


抗战胜利之后,我山东解放区和华中解放区连成一片。华中军区又称苏皖军区(参见《苏中7战7捷》中共党史出版社06年8月版102页注释),包括淮北、淮南、苏北和苏中4个军区。

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军已经在津浦路徐州至浦口段以及长江下游南京至南通段,部署了18个整编师的兵力,企图切断我山东和华中解放区的联系,围剿华中我军,进而拿下华中地区。我华中之淮南、苏中解放区与南京及苏南富庶之国民党统治区隔江相望,当然为蒋介石所不容。在淮南正面蒋介石部署了他的头等主力整编74师和5军主力,沿津浦线浦口以北又部署了整编48师等部队,对淮南形成两面包围之势。津浦线蚌埠至徐州段部署了整编58、28、88、69、57师和7军,企图切断山东和华中的联系,从北面迂回我华中解放区首府两淮(淮阴、淮安)地区。在苏中扬州、泰州和南通部署了整编25、83、49师,并在江南沿岸部署了整编21、65师,一旦开战即可渡江作为预备队。

1946年1月7日山东野战军完成整编,下辖1、2两个纵队和7、8两个师,共7万余人。战前1纵位于山东泰安,其他山野主力集结于枣庄、峄县、台儿庄一线。

1946年5月8日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完成整编,主力部队扩充为1、6两个师,7、9、10三个纵队,野战军由4万多人发展到6万多人,并加强了地方武装,建立了较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见《粟裕年谱》148页)。战前9纵位于淮北灵璧,10纵位于高邮,其他华野主力集结于东台、如皋一线。(以上敌我态势参见“华东战场敌我态势及敌进攻企图”)面对国民党军的部署,从我军最高指挥机关到山东、华中的领导人都十分清楚,战端肯定要开,首当其冲的是华中的淮南和苏中地区。5月31日、6月6日粟裕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两次电告中央军委和陈毅,要求“山东在整个战役上应让华中先在苏中取得一二个战役胜利后,再转移兵力”,“国民党军主力四个军极可能以泰州为出发点攻占我兴化、东台、高邮。我如失东台、兴化,则苏中九百万人口之富裕区即无法坚持。为转变此不利形势,我军决集中兵力攻占扬州、泰州线之宜陵、白塔,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出来决战,在此地求得打两三个大仗,歼敌二至三个师,相机夺取泰州,以巩固南线”。

毛泽东6月11日复电:“(一)国民党攻我淮南路东,现又攻我路西及南通区,我向国民党某区取主动攻势,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二)军事上究竟应否攻宜陵、白塔,由你们根据实情决定之。(三)我必须用一切方法歼灭敌人于南线,保卫九百万人口的南线各区”。(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27页)对华中军区要在苏中打几仗的观点表示了明确的肯定。

陈毅却在6月12日的复电中表示了不同意见,“如淮南无适当部署,即令苏中突击有效,亦得不偿失”。(参见《粟裕年谱》152页)

6月16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海安县王家园子召开各师各纵队首长会议,讨论如何执行中央和陈毅11日、12日的指示,会议权衡了在苏中或淮南作战的利弊得失,认为在苏中作战比在淮南作战更为有利,首先集中兵力用于苏中方向,待苏中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再适时将主力西移淮南。同日陈毅复电“作战方案不可预先肯定”。(参见《粟裕年谱》153页)在回忆录中粟裕概括了苏中战役选择华中解放区前部作战的原因:苏中是抗战时期我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晶,不打就撤对谁都不好交待;苏中我军对敌人的全面进攻早有准备;苏中战役对战争全局应起战略侦察作用。不仅如此粟裕还分析了苏中战役的取胜条件:苏中我军有长期与日、伪、顽军作战的丰富经验和顽强战斗的传统;苏中主力熟悉该地的地形地貌和民情,侦查、作战、保密和战勤保障非常协调;当面之敌虽强但未展开,我军可以出其不意。(参见《粟裕战争回忆录》363-365页)

不久之后,毛泽东在6月22日的“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首次提出太行、山东两区外线出击的战略计划,此电未发给华中,但提到“粟谭主力对付江北之敌,配合你们作战”。后来又在6月24日的“对南线作战的补充指示”、6月26日的“华中野战军应准备出蚌浦线作战”等电文中明确指示:“粟谭(粟裕、谭震林)率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位于三分区(指津浦铁路东西淮南军区军分区),与陈舒(陈毅、舒同)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指安徽蚌埠和江苏浦口)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恢复三、四分区(指津浦铁路东西淮南军区的两个军分区)失地,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午灰(7月10日)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待命攻击”。并强调粟谭“你们一切听陈舒指挥”。这就明确了向外线出击的战略方向(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39、143、148页)。而粟裕动作更快,6月23日就电告山东、华中两军区,报告苏中战役已准备就绪,“拟于25日攻占白蒲,以主力歼灭其由南通来援之敌。”没想到的是华中军区张鼎丞和邓子恢在6月27日致电粟裕、谭震林并报中央和陈毅,表示同意中央6月26日的计划(参见《粟裕年谱》155页)。粟裕急忙致电山野、中央军委和华中军区,指出“目前我们主力都集中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已准备完毕,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因1、6师及7纵指战员都是苏中人,有些家中已遭顽摧残。为此我们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在西移”。(参见《苏中7战7捷》81页)第二天(6月28日)粟裕召集各部队首长会议,传达讨论中央和山野(当时又称新四军军部)指示,各部队首长一致要求先在苏中打一个胜仗。会后,粟裕立即从海安赶赴淮安,请华中分局讨论决定,同时要求华野指挥机关突击翻印淮南、淮北地图,做好西移淮南的战斗准备。这就是粟裕在苏中战役中的“一赴淮安”。对是否能留在苏中作战,粟裕是有两手准备的,出击外线是中央军委的计划,关系到各个解放区的战略行动。陈毅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主管华东战局,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是自己的同事,他们都同意中央军委的意见,自己的反对意见如果连张、邓、谭都说服不了,那么就要准备执行向外线出击淮南的命令;但是粟裕也不放弃通过正当途径陈述自己意见的机会,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这一天陈毅也赶到新安镇与谭震林会晤,“研究结果,华中主力西移,鲁南部队(指山野主力)南下”(参见《粟裕年谱》156-157页)。

粟裕赶到淮安,与华中分局的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与陈毅会晤后28日赶回淮安)共商,“他们同意我的意见”(《粟裕战争回忆录》358页)。“粟裕待人十分客气”——2007年12月5日笔者采访粟裕原测绘参谋、作战股长秦叔瑾时,老人常常重复的一句话,在此也可见一斑。但笔者认为,与其说是他们“同意”粟裕的意见,不如说是粟裕说服了他们,而同意自己的意见。

于是在6月29日粟裕与张、邓、谭联名致电中央并陈毅、舒同,指出:淮南粮草困难,苏中主力出击粮弹供应和民夫运输都要苏中后勤支援,主力西移苏中必失,使后勤支援断绝。“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淮南当面之敌强于苏中之敌——笔者注),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建议“王陶两纵(指1、6师,王:王必成,陶:陶勇——笔者注)仍位于苏中解决当地之敌”(参见《苏中7战7捷》中共党史出版社06年8月版83页)。淮南周边的敌情证实淮南战局不能乐观:浦口、浦镇有5军,六合有整编74师一个旅,军部附两个旅在镇江,整编25师已到扬州,整编83师在泰州,合肥、蚌埠、灵璧一线是桂系7军、整编48、58师,比苏中周边的敌情严重得多。

陈毅于次日(6月30日)复电华中野战军并致中央军委,不同华中的意见,要求“王陶纵队应立即西开”,认为“王陶留苏中一二仗无法改变该地严重局势,胶滞于该地于全局不利”。姚旭(原23军政工干部,后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认为“陈毅主张‘敌向内,我向外’,与中央的计划是一致的。陈毅对中央关于外线出击的计划的拥护是竭诚的,经过自己思考的,并非唯唯诺诺之言”。(参见《粟裕研究文萃》1999年9月第3辑姚旭著:“解放战争初期的南线战场——兼与田禹仲、吴群商榷” 85页)如果说陈毅不是唯唯诺诺之人,那么粟裕就更不是唯唯诺诺之人,而且更有想法,更有主见,对战局更敢于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

中央军委接到双方电报之后,毛泽东于当日18时同时发出两份电报,一份给陈毅,指出:“华中29日酉(17-19时)电,主力留苏中确保财源,而将淮南作为钳制方向,以九个团担任破路阻敌,此意见似有理由,你们觉得如何?盼告”。另一份给华中张、邓、粟、谭,指示:“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陈毅——笔者注)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参见《苏中7战7捷》中共党史出版社06年8月版85-86页,《粟裕年谱》157页)表现出毛泽东对执行原定计划有望松动的可能。

陈毅接到毛泽东的电文之后,于7月1日致电华中野战军并报中央军委,“同意王陶纵留苏中待机”,但是留了一个尾巴:“但5旅应开至六合、天长间(即淮南——笔者注)整训”(参见《粟裕年谱》158页)。

7月4日毛泽东在他“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电文中指出:“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57页)。对我军初战的战略方向进行了修改,也使“外线出击淮南”和“留苏中打几仗”的争论告一段落,这应该算作关于苏中战役争论的第1个段落。

将外线出击改为内线作战,或讲推迟外线出击的时间,这一改动,姚旭认为不是取消外线出击,“而是从这时起,计划的实施每推迟一次,内线歼敌的时间就延长一次。就是这样走下去,很象‘摸着石头过河’,直到1947年3月6日,中央取消了这个计划,内线歼敌的方针就坚定不移地确定下来,直到战略进攻阶段开始”。文中所说的“1947年3月6日”是指莱芜战役之后,毛泽东说,现在不要考虑外线作战问题,要以歼敌为原则,哪里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参见《粟裕研究文萃》1999年9月第3辑96、111页)

这样才有了后来称为“7战7捷”的苏中战役。

7月10日,华中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代号4中队)截获并破译了敌军整编49、83、25师等部将在3-4天之后向我苏中之如皋、海安大举进攻的电报,又机智地查明整编83师19旅56团驻宣家堡,57团驻泰兴(参见《苏中7战7捷》中共党史出版社06年8月版360页)。得报之后,粟裕当天就决定先发制敌,发起苏中战役,以整编83师为首歼目标,到敌人的出发地宣家堡、泰兴去打。兵力部署:1师(陶勇师)6个团攻击宣家堡敌56团,6师(王必成师)6个团攻击泰兴敌57团,形成6比1的优势;7纵(管文蔚纵)阻击泰州方向来援之敌。当晚24时,华中野战军司令部发出《攻击泰兴、宣家堡之敌的作战命令》(参见《苏中7战7捷》97页)。

7月13日苏中战役第1仗宣泰战斗打响,至15日,我军歼灭敌整83师19旅56团全部,57团大部及旅属山炮营全部,共3千余人(参见《苏中7战7捷》20页)。

仗是打起来了,但是争论并没有停止。7月14日陈毅、宋时轮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如敌进攻苏皖,我军亦不大举向南,则使苏皖陷于单独应战,实大不利。故我们意见,主张敌本月如大举进攻苏皖时,我军应按中央原定南进计划行动,山东部队4万人由现地出发,20日即可开始攻击”。毛泽东于次日复电陈、宋:“最近几天,可看一看泰兴战斗结果如何。” (参见《苏中7战7捷》102-103页)但华中军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却认为:“淮北如山东主力不南下,很难支持”,“建议山东主力迅速南下”(7月17日电)。

宣泰之战行将结束,我“4中队”又截获敌军急调江南之敌整编65师火速渡江,会同靖江敌99旅从南面增援泰兴;急令南通之敌整编49师乘虚攻占如皋的电报。粟裕当机立断,令我军结束宣泰之战后立即东调,歼灭来援之敌。15日晚,我军结束宣泰战斗,立即东移,远途奔袭,每夜强行军百十里,于18日抵达如皋附近。18日晚发起如(皋)南战斗,至21日,歼灭整49师师部、26旅全部,79旅大部,99、105旅各一部,共1万余人,其中俘敌6千余人(参见《苏中7战7捷》360、22页)。胜利结束苏中战役的第2仗。

7月18日敌绥靖公署薛岳指挥5个整编师(军)的兵力,进攻淮北解放区。23日山东野战军发出《打击徐州东犯之敌的作战命令》,26日陈毅率山野主力到达淮北地区(参见《粟裕年谱》157-158页)。山野南下,任务是歼灭进犯淮北之敌,夺取津浦路徐蚌段,相机攻占徐州,以执行毛泽东决定的外线出击方针。此时原在淮北的华中野战军9纵队(5个团)划归山野指挥,使山野兵力达到5万余人。但是后来山野泗县失利,淮北被敌占领,地方干部撤退不及,牺牲惨重。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条件下,打阵地攻坚战比运动战困难得多,泗县城攻不下,焉能拿下徐州。

山野7月27日发起朝阳集战斗,歼灭整编69师92旅全部,60旅大部,共5千余人,取得山野南下首战的胜利(参见《陈毅传》339页)。

7月20日粟裕致电山野、华中局和中央军委,报告苏中两战的战果及下一步部署,提出乘胜收兵休整再战的方针。中央军委24日复电同意。华野主动放弃如皋县城,北撤海安地区修整。

毛泽东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73页)。这实际上是对这一阶段作战实践的总结,也是对当时战略战术的思想指导。

7月25日粟裕致电陈毅、宋时轮、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和中央军委,报告了苏中当面敌军有10个师(旅)之众,“而我们仅能集中3.5万人(官兵在内)之野战军于一个突击方向,于短期恐难使战局打开更大局面。现目前我淮南部队形势,很难保住天长与盱眙”。建议“将5旅调至苏中参战,比留淮南更为有效”(参见《苏中7战7捷》126页)。先是,5旅于7月初调至淮南,17日攻击樊家集之敌5军,未能得手,退至东旺庙。敌5军乘机推进,5旅反击,伤亡很大。25日敌5军45旅攻击天长,96旅攻击盱眙。27日我5旅撤出战斗。29日放弃淮南(参见《华东解放战争纪实》92-93页)。

27日陈毅复电:“我认为淮南5旅不改东调,仍留淮南。粟部亦宜逐步向西转移”。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

面对敌人合击海安的态势,粟裕考虑以一部兵力在海安进行运动防御,掩护主力休整,然后放弃海安,造成敌人错觉,再创造有利战机。为放弃海安一事,7月28日,粟裕赶赴淮安与华中分局常委讨论。这是粟裕在苏中战役中的“二赴淮安”。经讨论华中分局决定在海安进行运动防御,并将决定上报中央和陈毅。

7月30日敌集中7个旅兵力进犯海安,至8月3日,我7纵队在海安地区进行运动防御达4天之久,歼敌3千余人,我军仅伤亡200余人,胜利进行了苏中战役的第3战:海安战斗,掩护了主力休整(参见《苏中7战7捷》24页)。

8月1日粟裕鉴于天长、盱眙已失,“5旅等部留淮南已无大作用,因此建议将淮南主力大部东移苏中参战”,致电华中军区并中央军委。这时陈毅也致电中央,“建议粟部迅速西移”。并说:“张邓粟谭舍不得苏中,以主力在该地打转,实际上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重要,此道理以前讲过几次,讲不通。现在粟在海安、东台再打几个胜仗,恐仍不能退敌,值得考虑一下”。陈毅这话流露出的情绪和不快是显而易见的。为安抚陈毅,8月2日、4日毛泽东致电粟裕并告张、邓和陈、宋:“如你们能在8月内歼敌两个旅,南线情况即改观,那时粟可率主力转至淮南作战” (《粟裕年谱》165页)。仍坚持“粟裕集团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待考虑再告”。

8月5日粟裕发出一份致中央并陈、宋,张、邓、谭的长电,首先汇报了苏中主力休整、补充的情况,分析了5旅东调苏中的利害关系,指出:“如5旅不来,而仅以现有兵力作战则感到吃力,对9月份战斗亦将有影响”。又坦诚报告了自己在指挥上的缺点,说:“此次苏中战役,虽歼敌两万人,但未获全胜,其主要原因是我在主观上犯了错误,当陶师(1师)歼灭26师(旅)后,王师(6师)与敌79师(旅)相持不下,而又拒绝陶师协助之情况下,我未能断然反对王师之英雄观念,以陶师参战(陶师亦很疲劳),致使时间延长,敌各路援兵赶到,而不得不自动解围,退出如皋。但如5旅当时不西调淮南,仍留苏中,则虽犯上项错误,亦完全可能歼灭79师(旅)”。此事是指如南战斗中6师攻击杨花桥、宋家桥的战事,并自然而然连带提到5旅,说明苏中兵力不足的尴尬。然后指出:“此次战役不仅无预备队使用,警卫部队亦用尽。华中部队不及山东之半,除9纵限制于淮北地区外,淮南又留下9个团,形成平分兵力,而参加苏中突击方向,事实上只有14个团(官兵夫3.3万人)”,“坚决要求5旅及特务团仍东调参战,以期改变苏中战局,而便主力西移”,并首次使用了“斗胆直陈”的字样(参见《苏中7战7捷》150-151页)。“斗胆直陈”一词粟裕用过三次,后两次是在豫东战役前,关于华东野战军组建渡江兵团出击长江以南的争论中,粟裕提出在长江以北集中兵力打大的歼灭战的建议时使用的。可见不到情急之时,粟裕也不会用这个词。兵力的捉襟见肘,限制了粟裕的战场发挥,也限制了战果的扩大,急于改变战场态势的心情,也使粟裕有点着急上火。

粟裕电文中叙述的苏中战况和“斗胆直陈”感染并在一定程度上说服了毛泽东,8月6日毛泽东电示陈毅:“似可同意粟裕意见”,“不如让粟部在苏中再打一仗(不论胜负)然后西调,各方皆无话说”。8日毛泽东又致电粟裕,并报陈宋,张邓谭:“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如连续歼敌两个旅有便利条件则可连续歼敌两个旅,否则可先歼其一个旅,休息数日再找机会歼其另一旅”,“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望张邓谭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90页)。这一天,陈毅终于同意5旅东调,并指示:“充分准备勿浪战,战后在行西进”(《粟裕年谱》166-167页)。至此,关于“西进”和“5旅东调”的争论告一段落,这应该算作关于苏中战役争论的第2个段落。5旅东调的争论看似一个旅的调动,实际上是关于作战方向的争论,是坚持在苏中内线作战还是外线出击的战略方针的讨论。

此时山东野战军的进展并不顺利,7月31日,陈毅、宋时轮电告中央军委攻打泗县桂系7军的计划。华中军区张鼎丞、邓子恢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桂系部队由白崇禧经营多年,颇有战斗力,建议陈毅改打蒋系部队。陈、宋没有采纳华中的意见。8月3日,毛泽东复电陈毅:“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次日又电告陈、宋:“你们手里有五万机动兵力,只要有耐心不性急,总可找到各个歼敌之机会,除灵泗两地敌分散孤立外,双沟之敌再向东进,即可找到打好仗之机会,如能打三四次每次歼敌二三个团之仗,即可转换局势”(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83、184页),对山野作战寄以厚望。但是陈毅、宋时轮已经在8月2日下达攻打泗县的命令。此次作战虽然集中了22个团的兵力,但攻城部队仅6个团,还分去3个团打外围。战前对桂系部队战斗力估计不足,侦查和战前准备都不充分。加上对雨季作战、水网自然条件估计不足,我军伤亡重大,虽然消灭172师3千余人,但山野主力8师伤亡2.7千余人,大伤元气;2纵、9纵也各有数百人的伤亡。8月9日山野停止攻击,撤往睢宁休整(参见《华东解放战争纪实》99-101页)。秦叔瑾认为:“由于宋时轮不听取8师建议,攻泗部署不当,指挥所远离前线,指挥不灵等因,伤亡2千多人,被迫撤出战斗。敌军迅速占领了睢宁、宿迁两城。山野自7月25日至8月底的38天中,打了朝阳集、泗县两仗,歼敌5千人,杀伤3千人,占该方向敌进攻兵力的十分之一,未能顿挫敌军攻势,敌人从徐州、宿县、固镇、蚌埠段津浦线140公里正面上向东推进了约100公里。进到皂河、宿迁、洋河之线,迅速占领了运河、洪泽湖以西的13 000平方公里的淮北路东解放区”(《战地日记》170页)。

苏中之敌占海安之后,整编65师率160、187旅及整编49师105旅东犯,粟裕在得知敌军分兵东进,一部已进至李堡地区后,于8月7日部署第4仗:李堡战斗。8月10日发起战斗,11日结束,歼敌新7旅、105旅旅部和314团,共8千余人(《苏中7战7捷》26页)。

毛泽东在得知苏中又打了一个胜仗之后,十分高兴,8月12日致电陈毅、宋时轮,“粟裕军前日在苏中第二个胜仗(指李堡战斗——笔者注),不但使苏中蒋军陷入极大困难,亦将使淮南第五军无法北调。粟部在苏中民情熟悉,补给容易,地形便利,苏中敌军装备亦比第五军差,较易取胜。马上调淮南,因敌人硬,地势险,不一定能完成切断蚌浦路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 (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95页)。这时的毛泽东,接受了粟裕的作战思想,在作战方向问题上同意了粟裕的意见,反过来对陈毅进行了说服工作。

8月13日毛泽东致电粟裕,指示:“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亲切慰问部队情绪、伤亡、休整、补充等情况,并征询粟裕对下一步作战的意见。同日陈毅也致电粟裕、谭震林,指示:“不必忙于西调”,“部队以争取数日休息,再求新的机动,反较西调为更有力配合各方”(《苏中7战7捷》180-182页)。粟裕认为我军在苏中歼敌条件比在淮南更为有利,原因是:苏中之敌已遭我打击,与淮南敌军比较已是弱敌,利于我军歼敌;淮南已被敌人突破,我主力向西必须打开天长、盱眙以开辟战场,势必付出代价;加上淮南时值大雨,不利作战;因此建议在苏中再打几仗,得到毛泽东和陈毅的同意(参见《苏中7战7捷》264页)。这时关于苏中战役的争论应该说趋于统一了,正是作战的实践,才具有最强的说服力,才使这样的统一成为可能,这应该算作关于苏中战役争论的第3个段落。

8月11日5旅抵达苏中东台地区(成钧回忆录,参见《苏中7战7捷》344页),5旅的参战,意见的统一,使粟裕得以减轻心理压力,指挥更加大胆灵活,使后来的几仗越打越好,取得如(皋)黄(桥)路最大一次歼敌1.7万余人的战果。

8月21日至22日,我军发起丁堰、林梓战斗,全歼敌交警7、11总队共5的大队和整49师26旅一个营,共3.5千余人,取得了苏中战役的第5仗的胜利。

丁堰、林梓激战之后,8月23日敌整编25师从扬州向邵伯、乔墅、丁沟进犯,我10纵和地方部队展开邵伯保卫战,至26日,我军以伤亡1千余人的代价歼敌2千余人,因我在如(皋)黄(桥)路战斗的胜利,敌军全线撤退,苏中战役取得第6仗的胜利。

丁、林之战打开了我军西进门户,为解邵伯之围,8月23日,我1、6师、5旅大踏步插入敌人封锁区,挺进黄桥,意图是“攻黄(桥)救邵(伯)。”而敌人得不到情报,反映迟钝,以丁、林态势误以为我要攻击如皋,令黄桥敌99旅增援如皋。24日,我截获敌军动态,发起如(皋)黄(桥)路战斗,至27日,歼敌两个半旅,共1.7万余人,取得苏中战役的第7个胜仗,也是最大的一个胜仗。31日我军乘胜收复黄桥。

至此,我军在1946年7月13日至8月27日一个半月的时间内,以3.5万余人的兵力与敌12万余人的兵力较量,以1.6万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5.4万余人的胜利。我军也大有发展,陶勇将军说:“我们第1师原来近万人,武器杂得很,现在(指苏中战役之后)变成1.5万人的美械化师了。”(参见《苏中7战7捷》45页、286页)。

大战刚一结束,毛泽东就按耐不住兴奋和喜悦,向各解放区首长发电,报告战况并推广苏中作战的经验,在这份8月28日著名的“华中野战军的作战经验”电文中,毛泽东说:“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应为19个团,后来5旅加入,共23个团——笔者注),但这十五个团是很充实与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未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未感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215页)

8月29日,延安总部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将苏中战役称为“7战7捷”(参见《苏中7战7捷》214页)。

而同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要求“仿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此时不打,敌占地愈多,威风愈大,我士气民气均将受损,故必须寻机作战”(《粟裕年谱》174页),对山野泗县失利之后,一直未寻战机作战,表示了委婉的批评之意。

8月31日,粟裕在华中野战军排以上干部会议上作《45天自卫战简述》的总结报告,他说,在军事上“我们没有机械的教条主义地运用战略指导原则”,强调“大家要记住:谁保存了有生力量,谁就会胜利;谁消耗或丧失了有生力量,谁就会失败”。

多年后粟裕评价苏中战役时说:“苏中战役是中央军委在南下作战、外线出击转变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战略决策指导下进行的。苏中战役同后来华东战场的一些战役比较,其规模是比较小的,但它是解放战争初期在中原突围后的第一个战役,带有战略侦察任务。”

对关于苏中战役中的争论,粟裕认为:“为了迅速准确的探明并掌握新的战争的特殊规律,以指导战争并赢得胜利,运筹帷幄的最高统帅部密切注视着战争初期的作战,并且用心组织和诱导战区指挥员对初期作战中若干问题进行反复深入的讨论。在苏中战役过程中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讨和争议,正是积极探索新的战争特殊规律的求实精神的表现,也是高度的战争责任感的体现;然而,只有作战的实践才能把不同的意见统一起来,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这一评论是十分中肯的。又说:“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战争的特殊规律以指导战争的经验,对我们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及研究未来战争是会长期有益的。这是苏中战役在歼敌数字以外的另一重要意义”(《粟裕战争回忆录》393、395页)。从粟裕将军的言谈中,我们不难再次领略秦叔瑾老人说的:“粟裕待人十分客气”。说到粟裕的作战指挥,老人说粟裕打仗十分仔细用心,打仗之前对战场地图和地形了解很细,连一座房屋、一条小路都要求我们清楚地在地图上标出。有时行军路上还指出我们标图的失误,往往都是一些很不令人注意的很小的地形地物,如一棵树、一间房。打仗之前考虑问题很周密,走一步,要想到后面的好几步,把各种可能都要分析清楚,有所准备。打起仗来几乎不睡觉,坐在地图前、电话机前掌握战况的进程。(2007年12月5日采访秦叔瑾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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