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黄色手抄本《少女之心》:70年代性启蒙

威武之师师长 收藏 9 23752
导读: [img]http://pic.itiexue.net/pics/2008_9_7_71226_7871226.jpg[/img] 因在街头接吻,被抓进牢里去的事,现在应该没有多少人相信了,不过,这却是真实地发生在三十年前。在70年代,爱情是严重的“违禁品”,“性”则尤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却有一本名叫《少女之心》的“黄色”手抄本在民间广泛流传,它是很多人能够找到的、流传很广的性启蒙读物。 为了读到它,青年们会背负道德重负,甚至牢狱之灾,尽管三十年后的今天,有着赤裸床戏的《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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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街头接吻,被抓进牢里去的事,现在应该没有多少人相信了,不过,这却是真实地发生在三十年前。在70年代,爱情是严重的“违禁品”,“性”则尤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却有一本名叫《少女之心》的“黄色”手抄本在民间广泛流传,它是很多人能够找到的、流传很广的性启蒙读物。



为了读到它,青年们会背负道德重负,甚至牢狱之灾,尽管三十年后的今天,有着赤裸床戏的《色,戒》已能在电影院上映,隆胸广告中的女郎也能够在任何一个时段向电视观众搔首弄姿。这早已不是一个谈性色变的时代,《少女之心》的黄色神秘感已经逐渐消退,人们发现,《少女之心》的描写,其实并未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知识的介绍。



抄《少女之心》抄肿了手



《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讲述的是主人公曼娜和表哥少华、同学林涛之间的三角恋情,曼娜有着遏制不住的两性冲动,在性和心灵方面对男性有深刻的渴望。《少女之心》自70年代起开始在民间传播。



上海学者朱大可读过十几个版本的《少女之心》,他最早接触是在1974年。“当时我还在念中学,已经不大记得是谁传给我的,拿到书后,我立即套上毛选的书皮,这样会安全些。”



“当时我们读书非常快,通常是晚上八点左右,书被一个人送达,第二天早晨八点,书就会被另一个人取走。我往往只有十二小时的阅读时间,在15瓦的灯泡光亮下,我总是能够在下半夜之前先把全书浏览一遍,再用剩下的时间细读一些重要的章节。天亮的时刻,当我交出上百万字的大书,就像交出一个被榨空的钱袋。筋疲力尽,但心情很愉快。”朱大可读到的《少女之心》,篇幅不长,不到一万字,平时练就的速度,让他没花多长时间就读完了全书。



“我当时并没有想过去把《少女之心》抄下来,有些同学秘密地传抄,甚至为此手都抄肿了。不过,抄《少女之心》的人并不太多,大家也都是看过就算了,很大一部分是抄《唐诗三百首》和王力的《诗词格律》,即使是这些书,也都是违禁品,属于‘封资修’”。



在当时的手抄本中,《少女之心》是唯一直接描写性行为和性器官的,甚至被称之为“文革第一淫书”,这让朱大可有偷食禁果的感觉。“在那个年代,马路上一对情侣谈恋爱,都会被抓起来,接吻、拥抱的亲密动作,在公共场合都是流氓行为,严重违法。读《少女之心》,更是冒险行为,若被抓住,要受严重处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都敢冒这个险,青春期的那种渴望,是怎么也禁锢不了”。



在朱大可所在的中学,他认为大多数人应该都看过《少女之心》,流传非常广,因为说起曼娜,大家都是心领神会。不过,《少女之心》并没有普及到人人皆知的程度。张宝瑞是“文革”手抄本《梅花鞋》、《一只绣花鞋》的作者,他当时正在北京铁合金厂当炉前工,没有读过《少女之心》。不过,他讲了一个细节:“在工厂值夜班时,我发现总有一些人喜欢在休息室的隐蔽处神侃,后来打听才知道,他们说的是《少女之心》,我当时比较传统,作为生产班长,还出面阻止了他们”。



这些阻止行为并没有阻止手抄本的笔笔相传,被抄送到了更大的范围。“手抄本通过各种路径,被在内蒙古插队的哥哥带去了大草原,被在大西北当兵的表哥带到了新疆,又到东北军垦,被在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带去了黄土高原……”《少女之心》在当时甚至引起了轰动,到了1975年年初,姚文元还因为《少女之心》这一“淫秽”手抄本的广泛流行,特地颁布了“围剿‘文革’手抄本”的命令。



2



跟着曼娜普及性知识



不过,围剿并没有让《少女之心》的流传受阻,甚至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本书,其实,也有很多人急切地想读到它,需要它。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所处的时代那样,在书和生命之间也能建立了最深切的联系。”朱大可在中学时期的几次聚众打架,不为了别的,就为了一个人不还另一个人书,他们甚至为此还成立了帮会。最激烈的一次,动了刀子,结果对方落荒而逃,第二天,书被中间人送了回来。



“当时是一个书荒的时代,书店也都开门,但是卖的都是毛选,公开出版的是《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之战》,鲁迅的小说如《孔已己》、《阿Q正传》,还有八个样板戏”,张宝瑞认为,当时大家无书可读,应是手抄本流行的原因之一。



不过,《少女之心》对作家摩罗而言,更多的是知识普及所带来的欣喜。摩罗的高中两年(当时高中为两年制)是在一个闭塞的小镇度过的,在小镇上,他很难获得外界的讯息,能读到的书更是有限,接触到的手抄本只有两种,一种是《陈毅诗选》,另一种就是《少女之心》。摩罗至今都认为《少女之心》能够传到小镇,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摩罗读到的版本很短,大概不到五千字,“有人把那些枝枝蔓蔓的内容都删掉了,只抄最直接的性描写,接触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心里有点不放心,特别小心,尽量不要让老师知道。当时是1978年,已经没有了什么恐惧感。”《少女之心》是摩罗接触到的第一份关于性的知识介绍读物。“当时因为太禁锢了,性方面的知识不能正常地传播,所以,那个作品等于承担了一个介绍性知识的东西。我当时读的版本是抄在一个学生的作业本,读完,也没有想过抄下来,我还是觉得文学性太差。”



《少女之心》是作为黄色小说传播的,不过,摩罗认为,《少女之心》谈不上是什么黄色小说,在《少女之心》里面,还写了那种青年人由于对性知识的不了解,造成的那种不必要的恐慌,而当时的现实就是如此。



《少女之心》中,少华跟曼娜一起拥抱后,他们双方都觉得这下子完了,曼娜要怀孕了。摩罗在一次讲座中,就曾向在座者讲起他所读到的《少女之心》的片段:“他们穿着衣服拥抱过一次,就以为要怀孕了,很恐惧。后来又仔细地想,少华说我们穿着衣服大概不会怀孕,如果不穿衣服两个人这样抱着、贴着通气那可能要怀孕。所谓的通气,他理解为肚脐眼、双方肚脐眼会通气,后来每一次约会,曼娜就找两张伤湿止痛膏,自己先贴好一张,到了那个约会的地点,给少华贴好一张,然后他们就拥抱在一起,享受这种亲密的愉快。后来他们就有了性生活,可能他们认为现在把肚脐眼封死了,已经没有这个眼来通气,不会怀孕,不会有承受不了的后果发生。”


3



《少女之心》导致流氓案频发?



不过,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所读到的版本并没有这样的细节,“当时我读到的版本,没有故事,大多是直接的性描写,手抄本上并无增删的痕迹”,不过,和摩罗一样,《少女之心》是李公明读到的第一个色情文本。



实际上,当时的性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3年,周总理曾向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询问实施性卫生教育的情况。并且要求中学教材上不仅要有这一章的内容,而且在讲课时应有大幅彩色男女生殖器的挂图,便于形象说明。尽管当时中学二年级的《生理卫生》课本有“生殖器官”这一章,还加了插图,但在大多数中学,仍未讲授。摩罗认为,《少女之心》中对性的无知,其实就是现实的反映。



“即使到了80年代后期,我,在一所中学教书,就曾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个女孩,出生在县城一个干部家庭,是我妹妹的同学,她就认为男生跟女生拉一下手是肯定要怀孕的,她就整天处在那种对性的恐惧之中,她心里可能对某个男孩有很好的印象,想跟他拉手,但是一想到这个后果,又承受不了。一直到80年代后期,中国的一个出生在县城干部家庭的女孩,都上高中了,对性知识的了解却还是这么一个认识。”



性普及的过程并不顺利,《少女之心》自70年代开始广泛传播,是公安机关多次通报查抄的主要作品。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长期致力于“文革”文学研究的中央戏剧学院的杨健注意到,直到80年代中期还有青少年在抄写、阅读《少女之心》,手抄本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民间广泛传播。



周勍是研究“文革”手抄本的专家,2001年,在他与出版人白士弘合作的《暗流———“文革”手抄文存》一书中,周勍率先以寻访的形式采访了十几位手抄本收藏者(仅刊出三篇),并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字的《对文革手抄本的一次总结与表达》文章。



周勍对一位“某木先生”的访问中,“某木先生”讲述了他的抄书经历,可见当时的手抄本的传抄情景:“当时抄书是非常隐蔽的,拿到手抄本后,你分几页,我分几页,然后再加上复写纸,一次就能印五六份,抄好后再收起来往一块拼一下,然后再订一订,这就成了,所以一本手抄本抄下来字迹都完全不一样”,“四川有很多小丘陵,丘陵上有不少零零星星的小坟包,我们就到小坟包上去抄,那儿人去得少,一般男生都爱做这类事儿,女生多打掩护,帮着抄笔记,没有被老师抓住过。要是抓住就不得了,这都是些封资修,得查你家的成分,取消你的困难补助。”



手抄本的传抄,在当时也有着一定的风险。朱大可就有一位同学为此而付出代价:“我有一个同学,在看了《少女之心》后,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亲姐姐,他姐是哭着把他送进了派出所的。他在派出所挨了一顿毒打之后,被放了出来,他当晚就把刀捅进了姐姐的肚子。他被枪毙前,在学校操场开了公审大会,我们平生第一次目睹这种肃杀恐怖的场面。公安和民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高音喇叭里声色俱厉地宣读着罪行,而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在惊悸地倾听。”很多年以后,朱大可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位同学受死前的表情:他在人群里仔细搜寻着班级的位置,然后冲我们放肆地一乐,露出了黄黄的牙齿。



在当时,学校针对《少女之心》和《第二次握手》,就流传有“三不准,一立即”:不准看、不准抄、不准传;立即报告老师。在李公明的记忆里,1974年前后,还发生了一起轰动性的案件,有一位青年因为传抄《少女之心》被判处了死刑。周勍为此查阅了一些记载文献,在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1982年(此类案例集中发案期)5月油印的《西北地区青少年犯罪研究文集》,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青少办的《青少年失足犯罪原因初探》一文中提到,一位贾姓女青年因为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本《少女之心》手抄本如获至宝,朋友索要时,她以丢了为借口拒还,整天翻阅,并开始寻找男流氓。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的《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一书中,有关因看了《少女之心》手抄本而实施性犯罪的案例也是连篇累牍,特别是其中一篇《一本彩皮书的背后》更显离奇,文中写一个名叫李军的现役军人,整天抱着一个用《大众电影》彩封包皮的抄有《少女之心》的本子如痴似呆,先是跟踪少女进女厕所,近而在公共汽车上耍流氓,接着竟将战友来部队探亲的女友先奸后杀,最后被执行了死刑。



看过十几个不同版本《少女之心》的周勍认为,虽然《少女之心》在传抄的过程中不断加入抄写者的个人感受和想象,但其主体无论是性行为的叙述语言,还是细节描写,都没有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部分的介绍性白描文字的范畴。“当时民间所流传的和《少女之心》有关系的流氓案,在一定程度上是‘认罪格式’所致。我发现监狱里占绝对多数的罪犯们的‘认罪’或者‘忏悔’材料,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口不言心的‘老三篇’———简述犯罪过程、深挖犯罪根源、无限上纲上线的自我作践,然后再痛下决心迎头赶上之类的套话,因阅读《少女之心》而犯罪也可能是在深挖犯罪动机时最容易想到的一个原因,因为《少女之心》大家都知道。”周勍并不认同把社会的性犯罪都归结为一本书,文学文本应该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如果是这样,在能够更容易找到性读物的今天,强奸罪的案发事件显然应该更多,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传抄《少女之心》,在当时是有风险的,不过是视“情况而定”,有着变通的余地。朱大可有一位女同学看《少女之心》被老师发现,老师问她书从哪里传来的,朱大可当时还很义气地站出来承认,说是他车上捡的。“后来那个老师看我还挺讲义气的,就没有追究,也没有追究到我的学校,我是侥幸逃过去的,相当幸运。那个时候已经是1975年了,相对比1974年管得松。”到了80年代,朱大可开始得到一些《少女之心》的收藏本,“有些人直接给我了,他们的兴趣似乎在减弱,最先读到《少女之心》时紧张传递的情景并没有继续发生。”不过,在当时读过十几个版本《少女之心》的朱大可,从来没有想过作者是谁,他为什么写这本书。这在当时是一个谜团,现在也是。



4



作者到底是谁,一直就没有人清楚



因为在民间的不断传抄,在情节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动,甚至每个人读到版本会相差甚远。“比较十几个版本,有着很明显的时代印记,我记得当时80年代流行的衬衫也出现在主人公曼娜的衣着描述上”,在书名上更是多种多样,周勍读到的版本除了有《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外,还有《梅茹回忆录》、《我和我的表哥》,不过,有些版本没有写书名,或者直接加上一个书套。



在2004年,曾经传出要出版《少女之心》的白士弘,从丹麦女记者叶凤英(Perrylink)那里得到一个版本,关于这本《少女之心》的来历,书中介绍说是署名为“小思”的作者“我”在坐牢时所交待的材料,后来被传抄出来,最后被定名为《少女之心》,后来成了“文革”时期的“大毒草”。



周勍也曾接到过一个电话,称他有一个亲戚是山东一个检察院的干部,办过这个案子,“当时接到这个电话,我很兴奋,《少女之心》的作者是一个谜,我当时和白士弘极力想找到作者。于是,我赶紧再和对方联系,但是他提供不了这个资料,我说我可以马上赶往山东,见那个检察官,他后来就不和我联系了。”



不过,朱大可却认为少女之心不可能是“认罪书”,“从我的几十年的文学研究经验上看,它的文本并不像口供,《少女之心》还是有一定的文学性。”“就这本书本身而言它是一本低级的色情文学,直截了当地描述性生活;但是在‘文革’当中,它有一个叛逆的进步性,它是对意识形态的消解和叛逆,也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叛,对禁锢的社会的一个挑战。”



摩罗曾经为白士弘的整理版本写序,“当时摩罗、余杰风头正盛,白士弘通过朋友就找到了摩罗,希望他能写序,在当时,摩罗的序能够直接地拉动销量。”周勍告诉记者,在序言中,摩罗高度称赞《少女之心》,认为《少女之心》立意不在渲染所谓黄色,而在表现性禁忌造成的荒谬以及给民众带来的精神伤害和人性扭曲。摩罗还因此猜测作者很可能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文化资源,就像张中晓、黄翔、赵一凡、北岛等人一样,是当时最有文化、最有思想的人。“这篇序在当时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对一部黄色小说评价过高,不靠谱。在《少女之心》的评价上,呈现出两极化的状况。”



但是,作者是谁,她为什么写这本书,对于双方而言仍然是一个颇为好奇的谜团。“如果当初我们找到了作者,也许是好事,也许未必是。”周勍读过《第二次握手》的两个版本,“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只有八千到一万字,但是张扬后来扩充到了几十万字,如果《少女之心》的作者还在,我不知道她会怎么扩充,但是,我可以肯定观众的兴趣已经不会太大,性的暧昧已经逐渐消除,我们甚至每天都能够在电视上见到裸露着身体的广告,以及无意中流露的性暗示。”

大事记



●1974年因《少女之心》中提到的“学黄帅”运动起于1973年年末,1974年达到高潮。出版人白士弘依此推断,《少女之心》开始在民间传抄的时间最早约是1974年。



●1975年“文革”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作者被“四人帮”逮捕并内定死刑。1979年1月在胡耀邦直接干预下平反。《第二次握手》于1979年7月正式出版。在“文革”期间,《第二次握手》和《少女之心》都被列为“坏书”。



●1980年第一期《科学画报》刊登了北京郎景和医生写的《新婚性卫生》一文,当时便有人欢呼:“性禁区被打破了”。同年,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江西胡廷溢编著的《性知识漫谈》,该书于1985年和1988年再版,发行总数达280万册。



●198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发出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并计划在全国5000所中学开展青春期的性健康教育。



●1997年重新修订后公布的《刑法》取消了“流氓罪”,原流氓罪中“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被收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聚众淫乱罪”被收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在《少女之心》传抄中,被抓获罪者多以“流氓罪”判处。



●1998年《焦点》在该年的第12期杂志上发表《〈少女之心〉冒名走江湖》一文,文章称在深圳发现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少女之心》,该刊记者经采访后获知,哈尔滨出版社并未出版该书,《少女之心》的书号盗自《数学的历史思想与方法》。



●2001年《暗流———“文革”手抄文存》出版,这是对“文革”手抄本进行的第一次系统整理,收录《远东之花》、《绿色的尸体》、《叶飞三下江南》等7部流传于民间的手抄本。出版人、时任文华图书发展公司经理的白士弘在图书面世同期对外发布消息,寻找手抄本的第一作者,以无果告终。



●2004年白士弘在1月初举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向公众展示了《少女之心》的书样,该书计划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不过印刷完毕后,正待上市却被叫停,相关部门同时通告各有关出版社,不得安排该书出版。







本文内容于 2008-9-8 15:07:57 被昭勇将军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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