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竟然被少数人劫持 泰国民主的危机


达信以压倒性胜利连任泰国首相之后一年,被迫解散国会提前举行选举。尽管他的泰爱泰党在议会中占有75%的多数席位,达信仍然四面楚歌。农村选民以及城市贫民占泰国选民60%以上,达信依然非常受到他们的拥戴,但是,他却正身陷斗争之中。以曼谷为基地的知识阶层和中产阶级正展开激烈的反抗运动反对达信的统治。

他们指控达信这位泰国商场首富腐败。他们说,达信将家族企业臣那越集团(Shin Corp)以19亿美元免税卖给新加坡政府的淡马锡控股公司,是叛国行径。

证明了选举的局限性

达信的政治运程急转直下证明了选举的局限性以及当今困扰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本地区邻国菲律宾在内的民主缺陷。

直到不久前,看起来达信在国内还是地位稳固、无懈可击的,就像他在国际上所享有的显赫声誉。2001年,达信利用泰国严重的城乡差别,以民粹主义式的竞选纲领狂风扫落叶般地赢得大选。他鼓动民族自豪感,并且向泰国农民保证,国家将会摆脱1997年金融危机的重击,实现伟大的复兴。

在首任四年任期内,他推行了大量的民粹主义政策,从中止农村债务、廉价的全民医疗,到给7万7000个村庄每个2万5000美元的创业基金。达信选择了适当的战略性产业来促进泰国的经济增长,集中发展汽车、时装、食品、医疗以及旅游业,这些措施让人回想起东亚国家盛行的发展战略。

在对外关系上,达信以雄心勃勃的地区合作规划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包括以拥有25个成员国的亚洲合作对话组织(Asia Cooperation Dialogue,ACD),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与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会议(the Ayeyawady-Chao Phraya-Mekong Economic Cooperation,ACMECS),以及与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印度、澳洲在内的大国签订一系列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亚洲合作对话组织(ACD)被用来使泰国成为东南亚的政治重心;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与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会议(ACMECS)则使得其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而众多的双边协议则加强其与大国的关系。

达信地位如日中天之时,许多人认为他是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的优秀接替者,在国内实行威权统治,在国际上则是当仁不让的领导作风。

在2005年2月的大选中,泰国选民再次热烈地把达信留任在首相府。但是,从那以后,由于回教徒占多数的南部地区分离主义分子暴力事件频生,以及腐败猖獗,他个人受欢迎程度一落千丈。在其首个任期内被忽略的罪恶行径——从对媒体的骚扰、威胁民间社会团体,到在反毒品战役中的不经司法程序杀人,乃至使得其电信帝国坐收渔利的利益冲突——很快缠绕住了他。

民主成为少数人的玩物

当时,臣那越集团交易的重重疑点,激发了累积已久的不满。人们把这一交易视为达信诡秘与盘根错节的腐败以及背叛信誓旦旦的民族主义的缩影,因而使其道德权威和政治合法性丧失殆尽。

臣那越集团在达信当政期间股价上升了四倍。但是,其包括卫星、移动电话以及航空公司的资产,是国家给予该公司的特许经营权,规定以泰国拥有大多数所有权为条件的。对于达信的反对者来说,出售这些资产给一个由外国政府拥有的外国公司,不啻于出售泰国的经济主权。

泰国民众已经准备推翻一名经过普选上台的首相。上街抗议达信的民众数量已经从五位数增加到六位数。达信的困境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常见的政治现象:农村选民选举政府上台,而城市精英将他们赶下台。

的确,反达信联盟坚决要把他赶下首相宝座,使其永不得从政,甚至可能要将他流放。但是,反对派也决定抵制提前选举。如果选举,泰爱泰党仍将再次获得大胜,那是因为达信已经将宪法确立的反腐化和三权分立的机制玩弄于股掌之间。

泰国政治当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看起来只有广受人民崇敬的泰国国王蒲眉蓬介入才能够化解矛盾。在领导人与其反对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中,蒲眉蓬国王是泰国与菲律宾之间的关键性差异。在菲律宾,“人民力量”的起义定期地削弱、有时甚至推翻了总统。而泰国国王的干预则会使街头的对抗无条件地停止。

然而,泰国人民不能每次有问题就求助于年老体衰的国王。而且,皇室的干预将会有把泰国带回到原起点的风险,试图重新制定宪法来补救其民主文化的不足。

泰国民主成熟所需要的不是政治安全网,而是一个保持警觉的、确保严格履行宪法条款和机制的公民社会。这样,这些条款和机制就不会再被人所劫持。

泰国民主频遭动荡缘于草根与中产利益冲突

国际先驱导报 “泰式民主”缘何遭遇动荡轮回


泰国动荡的根源在于占人口70%的草根阶层与占人口约30%的中产阶级及地方世袭领主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张学刚发自北京弥漫在泰国上空的依然是动荡不安。

8月31日下午,泰国军方最高司令汶森、陆军司令阿努蓬表示,军队不会介入和发动政变,但要求政府与民盟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在五天前的8月26日,泰国反政府民间政治组织人民民主联盟(民盟)领导的反政府示威升级,示威者不断冲击国家电视台、总理府等政府部门,导致电视信号中断,部分政府部门瘫痪。

27日,总理沙马和刑事法院下令逮捕组织示威的民盟9名领导人,但为避免局势失控,未强行逮捕示威领导人及使用武力驱散示威者。29日,约两千名示威者在冲击曼谷警局总部时与警方发生冲突,警方使用催泪弹。当天,泰国国家铁路局248名火车司机和技工宣布“集体请假”,导致该国近四分之一的铁路运营受影响。


动荡导火线仍是他信

其实早在2006年,民盟就因不满前总理他信而发动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导致社会不稳。在此形势下,泰国军方于当年9月21日发动政变,推翻他信政府,取缔民盟示威,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政治洗牌”。

2007年12月23日,泰国举行政变后的“回归民主”大选,亲他信的人民力量党获胜。今年1月28日,在竞选期间公开宣称“我就是他信代理人”的人民力量党主席沙马宣布牵头组建联合政府。

沙马上台后,迅速迎接流亡海外的他信回国,大刀阔斧地推行他信时期的诸多经济惠民政策,并坚持推动修宪,试图从立法上根本禁止反对派示威、终止对他信涉贪案件的调查。种种举措再次引起民盟的强烈不满。今年5月25日,民盟恢复反政府示威,强烈抨击沙马为“他信的傀儡”,要求沙马辞职,并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7月31日,他信的妻子被法院以“偷税罪”判处3年徒刑,他信于8月11日携全家二度流亡海外。此举令民盟大受鼓舞,以为可乘胜追击,迫使沙马政府辞职,或逼军方再度出手,推翻政府。


动荡本质是利益冲突

与2006年的他信执政危机相同,沙马执政危机的深层根源是泰国社会面临的“亲他信”与“反他信”两派间的经济利益冲突。

泰国人口约6300万,其中约70%的是农民和城市草根阶层。无论他信,还是沙马均面向这部分民众大力推行惠民政策,在经济理念上强调刺激消费、鼓励出口、大力吸引外资的经济开放政策。这些选民成为他信和沙马赢得大选的关键性支持力量。

而占人口约30%的中产阶级、知识阶层以及地方世袭领主等,则对他信势力一味“讨好”基层选民、损害中上阶层的利益不满,他们有的受到“惠民政策”的冲击,利益受损;有的则在政治上不满他信、沙马,认为他信和沙马“利用小恩小惠收买草根阶层,纯粹出于选票考虑”。在人数上,他们处于少数,因此在每次大选中均难撼动他信势力;但在经济上,他们控制的财富占该国经济的80%以上,在政治、经济和舆论上影响力更大,因此每次他们“组织起来”,总能对以多数票当选的政府形成巨大冲击。此次示威同样如此。

“泰式民主”的困境

自1931年实行君主立宪制改革以来,泰国民主制度大体经历了军人执政、官僚掌权和新型资本集团管理等发展阶段,形成了独特的“泰式民主”机制。

其主要特点是:国王一言九鼎,拥有绝对权威;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与反对派斗争异常激烈,双方常陷入鱼死网破式的对决,导致国家陷入周期性动荡。军方仅效忠于国王而非政府,在党派斗争达到无法调和时,常扮演“收拾残局者”,发动政变进行“政治洗牌”,经过过渡期后重新举行大选。而新的民选政府往往又会陷入新一轮恶性争斗,导致新的政变。这一现象就是所谓的“泰式民主的困境”。

反对派此次之所以敢向政府叫板,就是看准了泰政府迫于国王、军方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不敢强制驱散民众示威的软肋,因而有恃无恐。不过,民盟的做法也有偏狭:其一,明显带有政治私利与个人恩怨色彩。民盟领导人林明达与他信曾是“生意上的伙伴”,后因利益分配反目成仇,这在泰国人所共知。其二,民盟为达到政治目的,鼓动示威者突破和平方式,冲击和占领国家机构,并引发动荡蔓延。

面对民盟摆出的“鱼死网破”架势,相对理性的沙马政府已陷入困境。泰国政治困境何在?最急需的还是各方都要有“妥协精神”。其中,遵守法律和游戏规则十分重要。

8月30日沙马觐见国王,31日上下两院召开联席会议共商解决办法,均有助于寻求妥协。倘最终能暂时化解争端,则意义重大,堪称是“泰式民主”重生的开始。否则,“泰式民主”可能再度陷入动荡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