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前辈告诉我的家史---1949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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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告诉我的家史---1949年以后


尽管家里底子还不错,但也经不起药铺长年的经营不善和过大的开销,面对窘境,奶奶很生气,坚决要求将已经不能动转的药店卖掉,把家搬回乡下,回到老家种田,奶奶一个大佳闺秀,从此也和普通的人家一样,来到田间地头,插秧烧水。每次讲到这里,姑姑总是说:“可怜我妈妈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竟然跟着我爹爹在家种田。”再就是以后,1949年解放军打过了长江,全国就要解放了,听说共产党来了要打土豪,分田地,爷爷做了一个当时很“明智”的选择,就是将以前“借”给人家的田地,干脆将地契送与领居缺少田地的人家,近百亩的田产,这一家十亩,那一家十亩,留下的不足二十亩,当时全家老小也有五六口人,田地方面就不算富裕了,以前家里的好东西,包括雕龙刻凤的家具全部砸毁烧掉,这样就一穷二白了。


那时时兴划分阶级成份,首先就有人举报我们家是“地主”,说我们家曾经有药铺地产,可是当时家里穷得叮当响,家无余粮,只剩四壁,没有证据,地主根本就不算。接下来说要评“富农”,近百亩田地已基本送人,就算以前拥有过田产,但也没有收任何人的租金,没有剥削,家中所用,都是祖业遗留和经营所得,经爷爷各方打送关系和散尽最后的家财,再加上曾祖父对邻居几家人的确有恩,后来奶奶的乐善好施,乡里人吃大富的心理也没有那么严重,最终定为“中农”,也算是进入了当时社会团结的对象。


老外公也就是奶奶的父亲由于担任过县里的电报局长,解放战争时他一直坚信,革命是缴枪不杀的,有人要他去台湾,他认为自己没有犯过什么法,就没有答应,但最后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奶奶有一个弟弟,在南京学习兵工,当时还是一个学生,但老外公却不是很放心这唯一的儿子,将刚满十八岁的舅公送去了台湾,临行前向奶奶和爷爷告别,只留下了临走时那张西式装束的黑白照片,这一别就是四十多年,家里人也不清楚他是死是活。直到1988年以后,舅公从台湾用当年老地址清江县(现樟树市)写信回来,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最后还是通过台办,才找到大陆的家人。


1992年舅公回到家乡,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前的小伙子变成了老人,膝下有三子二女,舅公回忆49年他去台湾的情景,当时国民党军一涂败地,沿海到处是士兵和逃离大陆的人群,舅公挤上了一艘轮船,就这样躺在那里,三天三夜,没有吃喝,没有希望,到达台湾以后,由于是学生而不是军人,当局是不管你的生存问题的,一无所有的舅公凭着自己的勤劳,在台湾站住了脚,舅公说:“在台湾有很多的国民党散兵游勇,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固定的工作,基本上靠政府补助,以至于很多台湾老兵连老婆都没有娶上,一生独居,老了以后,更加怀念祖国大陆。”


民主对于青年人来说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东西,有一次我在舅公面前提了一下说:“台湾是民主社会……”舅公一听,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什么民主,全是假的,全是腐败,往自己口袋里装钱。”舅公以后也经常会来信,爸爸看完以后,就会给我看,工整的繁体字迹,尽管辨认起来有点累,但第一次让我感到繁体还有人在用,繁体字并不是历史。近年来,台独势力走强,去中国化在台湾是很盛行的,舅公回来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问他一些政治话题,不像我所接触的台湾的中青年人,他们往往回避,那是前几年,舅公就很忧虑台湾的一些现象,他说:“现在台湾社会全乱了,要是你在街上说我是中国人,很可能会有人过来骂你,骂你中国猪……滚到你们中国去。”说到这里他没有再讲下去,当时他的回答我很吃惊,难道同根同源的台湾同胞竟存在这样的分裂分子,台独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当我们提及统一的话题时,他还是很仔细的听,大伯说要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统一国家,舅公很爽朗地笑起来。每当收到舅公的来信,我都会留意他信封的地址:“中国台湾省新竹县竹东镇XXXX。”每次看到这个地址,我都感同身受,不管政治环境如何变化,一个老人总是一如既往的支持一个中国。而不象一些台资企业的台湾人,填表时写国籍一栏要写“台湾”,当被问起时,就说他忘记了。


到了六七十年代,当时全国的老百姓日子都过得不好,可能那时我家还要更差一些,家里没有像样的劳动力,作为老大的姑姑没有在家,寄养在永修县的姑婆家,姑婆家的那个小药店也归公了,老姑爷幸好在国有药店有一份工作,姑婆家是多子女家庭,尽管有一些工薪收入,但日子过得也不是很宽裕,老姑爷也是一个好人,尽量能给姑姑一些额外的照顾。


大伯本来是一个卫校的中专学生,毕业以后从事医生的工作,由于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伯由于积极活跃,加入了“红卫兵”的行列,并获得了到上海医科大学深造的机会,进修回来以后,由于当时特殊的环境,却没有从事医学,而是走向了政界,三十岁不到,晋升至地区行属专员,家里在那时有了一些起色。大伯虽是学生红卫兵出身,升职以后,却为乡里做了很多的好事,那时候就为村民购置抽水机,碾米机等,在那时这些设备是很先进的,现在的中老年人,在茶余饭后,还时常提起他为家乡所谋取的福利。


1976年那场运动结束了,大伯由于政治倾向问题被检查,家里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当时爷爷也是四处打听情况,奶奶已有病在身,并且病情严重,儿子的情况不明了,使得她更加的忧虑,加上有心脏病,不久便离世,祸不单行,尽管大伯审查结果无贪污等劣迹,但一直在走“两个凡是”路线,大伯耿直,最终由于没有转变思想观念而开除党籍入狱,三年后重新走上了医生的岗位,那一年正好是我出生的年份,我成为了家里的长子,之后大伯分配在一个镇中心医院,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现已退休,六十又几,并自己开办了一家小医院散发余热。


现在家里的情况还好,一切都很顺利,爷爷已经老了,但是他还是到处走走,去看看外面的变化,记得爷爷以前是用一根拐杖,现在却是两根,快九十岁的人了,真的有很多东西去回忆,但是我想,我宁可放弃记忆,也不要去回忆人生,回忆过去,因为过去带给我们太多的伤痛,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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