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娼妇”海外卖身 喂肥了国家养壮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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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日本有着世界上少有的、庞大的色情业市场。有消息称,日本每年色情业的规模大约在900亿美元。但这种估计是否准确,很难定论。粗略地说,日本每年的性行业交易额,已占到日本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和其每年的国防预算不相上下。   但如果要追根溯源,从日本近代“发迹史”中探寻日本色情业的发展轨迹,就会引出一段令日本民族为之汗颜的历史。   为圣战牺牲的日本“娼妇”   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有一句流芳千古的名言:“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从“娘子军”的历史,我

日本有着世界上少有的、庞大的色情业市场。有消息称,日本每年色情业的规模大约在900亿美元。但这种估计是否准确,很难定论。粗略地说,日本每年的性行业交易额,已占到日本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和其每年的国防预算不相上下。

但如果要追根溯源,从日本近代“发迹史”中探寻日本色情业的发展轨迹,就会引出一段令日本民族为之汗颜的历史。

为圣战牺牲的日本“娼妇”

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有一句流芳千古的名言:“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从“娘子军”的历史,我们不难找到当代日本“繁荣娼盛”的最真实根源。

早在1872年10月2日,明治政府就公布了“娼妓解放令”,俗称“牛马解放令”。从幕府末年到明治时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大正中期,日本的年轻妇女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卖身谋生,她们北至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南到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到达印度、非洲。她们的故乡遍及日本全国,她们的足迹遍及全世界,日本成为输出妓女的头号品牌国家。

尤其是日本北陆地区,气候条件恶劣、土地稀少,这一带过剩人口的出路大致为:男性到富士卖药,以越后的杜氏、汤屋奉公等最有名。女性则肌肤雪白出美女,成为有名的越后艺妓,这些人成为为日本政府赚得巨额的“硬通货”的中流砥柱。

日本妓女在海外的据点,现在无法精确统计,主要是下面三个地区:

一是上海和香港。据当时的日本人高桥谦描述:明治19年,日本邦人定居上海的有700人左右,除了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二、三家杂货铺之外,过半数是娼妓馆。她们的生活来源支柱就是卖淫,有了这皮肉生意,带动周边饮食、旅馆、杂货业的繁荣。而香港的情况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是中国关东地区。日俄战争之前的1903年,俄罗斯在其租借地旅顺作过调查,光那个地区就有日本娼妓201名。根据大江志乃夫的统计,日俄战争结束后,关东的日本娼妓急增,人数达到1403名,占到当时在留日本人2582名总数的54。3%,也就是说,关东州在留的日本人中,半数以上是娼妓。

明治36年2月9日的《朝日新闻》刊登了著名记者内藤湖南的评论文章,他估算在满洲各地大约5000日本邦人中,至少有六七成是在操皮肉生意。

三是南洋地区。大概从上世纪初年以来,日本妓女蜂拥而至。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日本妓女的美貌和温柔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其它娱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一种宏大的职业。日本妓女以其柔弱之躯,抵抗着那群未开化土著居民的“狂轰乱炸”,书写了一段令人无法释怀的“卖春史”。“南洋姐”的这段悲惨历史,也造就了当年风靡亚洲一时的电影《望乡》。

富国强兵的“黄色娘子军”

近代日本的“黄色娘子军”,无疑是牺牲的一代。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日本的娼妓,又对富国强兵政策起到了非常大的刺激推动作用。

人江寅次在《海外邦人发展史》中这样写道:明治33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邦人往日本送金约百万元,其中63万为海外妓女的送金。《福冈日日新闻》注销探访记事《女人国》,曰:“从岛原的小滨署管内四个村子渡航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送金达12000多元。全岛原的30个村子,合计则突破30万元”。在“硬通货”奇缺的明治、大正期,这批妓女带血的卖身钱,对富国强兵政策起到了非常大的刺激推动作用。

“她们每月写信并送钱回家,父母放心,邻居有好评。村长听说,来要所得税。国家不知是为谁的国家。不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来。不仅这样,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随之建起杂货店。从日本叫来店员,店员独立开业,成立公司的驻外办事机构。女郎屋的丈夫不愿被叫做姘夫而经营商店,一年左右土地开发者就迅速增多。随之,日本的船只到来,那块地方繁荣起来了。”

那个时代的日本政府,虽然一路高喊“文明开化”的口号,但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加强海外妓女的管理。说到底,海外妓女的存在,一则解决国内的部分贫困问题,二来可赚取外汇,并透过海外形成的风化区,促进日本经济的顺利输出。

妹妹无处可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虽然下决心推行废娼令,但其效果和影响是有限的。一则是海外妓女遍地开花,日本政府鞭长莫及;二则是日本对废娼后的新生政策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安排。海外妓女“从良”后究竟如何生活,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成为空文,废娼令自然难以向纵深推进。

在日本败战后的上海,一群日本妓女如热锅上的蚂蚁,她们卷着金银珠宝,却不知道路在何方。她们坐在人力车上,任凭车夫在上海马路上四处游晃,到夜深人静,车夫已精疲力竭,而日本女人脑子里依旧一片空白。最后车夫曰:“妹妹你到底要去何方?”日本女人曰:“妹妹无处可去,只请哥哥收留。”同是天涯沦落人,车夫生活于社会最底层,求温饱尚是个问题,天上突然掉下个有钱有貌的妹妹,此等好事何乐而不为?于是乎,双双钻进了车夫在黄浦江边搭的破茅屋。翻阅1945年日本败战后的上海旧报纸,这样的“喜剧”故事随处可见。

而那些死在南洋的日本妓女安葬时,墓碑全部背着故乡。而据余秋雨的观察:三百多个妓女的墓碑,全部向着正西,没有一座向着北方。余秋雨评论曰:“也许是不敢,也许是不愿,她们狠狠心拧过头去,朝着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牵肠挂肚,不再幽恨绵绵,连眼角也不扫一扫那曾经天天思念的地方”。

尽管现代日本刻意回避这么一段“辉煌的”娼妓史,但它给近代日本包括整个亚洲投下的浓厚影子,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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