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杂志:中国须防陷入西方温柔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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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9月1日电 香港《紫荆》杂志9月号发表钟理撰写的评论文章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奥运后可能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挑战之一就是西方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出现“战略幻觉”,中国责任论更趋突出。奥运的确起到了让西方重新思考中国、认识中国的目的,但这种认识和思考一旦走过了头,就变成脱离事实的夸大其词和过分渲染,出现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战略幻觉”。一旦这种“战略幻觉”在国际社会深深扎根,随之而来的将是对中国的过高要求,西方可能因此不断对中国施压,从原先的“棒杀”转为“捧杀”。中国很可能会陷入西方的温柔陷阱。


文章摘录如下:


北京奥运会已经胜利闭幕,但它对中国的影响并未消失,在某些方面可能是刚刚开始。从历届奥运会的经验和规律来看,凡是第一次举办奥运会的国家,奥运都对该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产生深刻影响。有人说中国难以摆脱奥运后遗症而走向经济衰退;有人说奥运将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新起点;也有的认为北京奥运将改变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无论如何,北京奥运在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将逐渐显现出来。


北京奥运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提高了北京和中国的知名度。数万名注册记者、几十万国外游客纷纷涌入北京,各国媒体不间断报道北京奥运,中国被放在世界聚光灯下,全球关注。几万名注册记者和非注册记者,在报道奥运本身同时,也关注中国的社会生活、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等方方面面。北京奥运令国际社会再次感受到东方古老文明的魅力,看到了现代化的北京,自然也多少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些偏见和误解。


促进了北京旅游、现代化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从2001年到2007年,现代服务业在北京GDP中的比重从67%上升到72%,如今北京开始推广高清晰数字电视、采用3G甚至4G通讯、三环以内实现无线上网,各项现代化服务业的指标已经跻身世界顶尖行列。北京奥运会投入2,800亿到3,000亿元人民币用于北京城市的基础建设,从世界最大的三号航站楼到亚洲最大的北京南站,从独具特色的鸟巢、水立方到具有现代设计理念的中央电视台新大楼,从京津城际高速到北京地铁五号线、十号线、奥运专线和机场专线,这些新的基础设施都实实在在地留了下来,成了北京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今后北京旅游观光的新景点。


逐步塑造自信开放心态和良好国民素养。奥运期间,中国对境**体的开放前所未有,不仅允许各国记者自由采访,网络自由浏览,还打破历届奥运惯例,允许在天安门广场实行不延时报道。北京奥运使中国民众开始学会如何与外界融洽相处,如何以开放和宽容的心态来迎接五湖四海的朋友。无论是北京和全国兴起的学习各国礼仪和观赛文明规则的风尚,还是北京逐步兴起的排队上车、买票等现象,都有助于培养国民素质和世界眼光。北京奥运也使中国民众见识了西方式的抗议示威和形形色色的“意见表达”。经过奥运会,中国人看世界的心态、角度以及眼光都会发生积极变化,这种变化在普通市民身上尤为明显,有助于平衡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深入发展。西方一直把东京和汉城奥运会给日本和韩国民主政治带来巨变引以自豪,从北京申办奥运会开始,很多人就希望奥运会能够给中国带来巨变。虽然对中国这样一个独特的大国而言,奥运未必能够给中国民主政治带来巨变,中国仍然会结合国情,走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但奥运给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也不容小视。中国为举办奥运,在对待和处理新闻自由、国内群体事件、群众上访、游行示威,以及与外国机构合作等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开放和创新,显示出与世界接轨的决心,这一系列措施肯定不会在奥运会后如数收回,将在奥运后继续延续下去,在中国社会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奥运后可能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挑战之一就是西方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出现“战略幻觉”,中国责任论更趋突出。奥运的确起到了让西方重新思考中国、认识中国的目的,但这种认识和思考一旦走过了头,就变成脱离事实的夸大其词和过分渲染,出现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战略幻觉”。一旦这种“战略幻觉”在国际社会深深扎根,随之而来的将是对中国的过高要求,西方可能因此不断对中国施压,从原先的“棒杀”转为“捧杀”。地区热点要发挥作用,大气减排要承担责任,石油价格高涨要负责,多哈回合谈判要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人民币汇率要升值,金融领域要开放,对外援助要增加等等不一而足。中国很可能会陷入西方的温柔陷阱。


其次是中国威胁论从口头表述上升到现实操作层面。中国的强大无论从制度上还是利益上都会使西方不舒服。正如美国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詹姆斯.格拉斯曼表示,尽管人们严重关切中国的影响力,但中国模式仍“在一些圈子里益发令人不安地流行”。一旦这种心态在西方扩散开来,中国威胁论将会与中国责任论交替存在,成为压在中国头上的两套“紧箍咒”。中国一直提倡韬光养晦,如果因为北京奥运使民众和政府心态膨胀,从自信变为自满,那么最终受损害的还是中国自身。


第三,各种涉华问题可能再度上升。汶川大地震后,国际舆论和涉华形势出现了积极变化。北京奥运前,西方一些反华势力虽然力图抵制北京奥运但没有得逞。但随着奥运的结束,西方已经失去用奥运对中国施压的机会,为了牵制中国崛起,可能会重新捡起人权宗教、民主自由、新闻自由、环保污染等问题进行刁难和施压,其中最紧迫的就是西藏问题。西方政要纷纷表示要接见达赖,力图把西藏问题国际化。


对于中国而言,奥运后的最主要挑战还是来自经济领域。“奥运低谷效应”似乎是任何奥运会主办城市难以摆脱的阴影。当然,奥运会后的低谷效应并非定律。奥运会后各主办城市的经济状况与奥运会市场化运作程度、全球经济形势、各主办国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产业结构特点等因素密切相关。“奥运低谷效应”最明显的表现是由投资下降导致的经济增长波动。中国投资向来处于兴旺状态,中国多年来担心的是投资过度而不是不足,这点将使中国远离“奥运低谷效应”。


此外,“奥运低谷效应”还与举办国经济总量相关。对于经济总量比较大的国家,“奥运低谷效应”并不明显。美国1996年奥运会、苏联1980年奥运会、德国1972年奥运会都没有出现“奥运低谷效应”。中国2007年的经济规模是3万亿美元,是希腊的16倍,澳大利亚的8倍。中国的经济总量比那些出现奥运会后经济萧条的国家大得多。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从理论上应该进入一个修整阶段,尤其是中国经济经过连续五年的超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需要一个短暂调整。今年又恰逢百年不遇的雨雪冻灾和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和经济调整的双重压力导致国内经济形势严峻。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更多是其内在经济发展规律决定的,是与奥运脱钩的。严峻的内外环境正好发生在奥运后,所以人们容易把经济形势的严峻归咎于奥运后综合症,其实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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