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枪这东西,到了乾隆时期其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一些地方设立了“民壮”(大约是民兵一类)以协助军队,民壮们的武器不似军队一样要求规范一致,于是有人已打上了鸟枪的主意。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乾隆皇帝下令全国停止民壮演习火枪(鸟枪)。起因就是山东刚刚有人造反,幸亏他们没有鸟枪在手,故而很快就被剿灭。

但鸟枪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一个叫高晋的总督上奏请对武举考试进行改革,将舞刀改用鸟枪,以中靶多寡定成绩。这真是一个好主意,但乾隆皇帝“深思熟虑”后却否定了这个建议,不许武科改用鸟枪。他传谕说鸟枪是制胜要器,民间不宜演习多藏。他举例便是上面山东的那个例子,继而说如武科改用鸟枪,武生必将时常学习打靶,民间私买火药、铅丸的事儿就难禁止了,天下也就难管了。于是“高晋所奏,断不可行。

细想起来,乾隆说的的确有理,国家的“稳定”也的确应该限制鸟枪。但他的这种“深思熟虑”显然是针对了国内,而对来自国外的威胁则没做什么考虑。这恐怕就是几十年后中国与英法军队对阵时,我们从历史电影里痛苦地看到:在对方的枪击下,徒有忠勇爱国之心的清军将士如镰刀下的稻草般倒下,而清军能够摆出的还击样子,除了那类似于二百年前明朝的土炮(炸出的火药射程极其有限)外,大量的就是沿用了数千年的弓箭和刀剑戈矛了。我想,这一点,也许乾隆未曾料到。进而再想,如果乾隆地下有知,也未必后悔,因为此后其满清的王祚毕竟还延续了60多年。

在满清统治者看来,危及他们政权的还有甚于“鸟枪”的,这就是汉人知识分子里少数人的异端思想,有了这些思想将必然生出反骨,于是便有了一系列的“文字狱”,便有了无数株连无辜、惊草木而又泣鬼神的“杀无赦”。满清统治者对异端思想的警惕性格外高,其实在清初的康熙二年(1653年)就有庄廷龙(加金字旁)一案,但文字狱的真正兴起则在康熙晚期。原因也很明晰:康熙大帝在消灭南明永历政权、平定三藩和灭亡台湾郑氏集团这些玩“枪杆子”的对手后,让他放心不下而又急需整治打击的,就是那些念念不忘明朝故主、时时冷言讥讽满清出身与时政的“笔杆子”了。

1711年即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狱起。这位安徽桐城的才子,怎么也不曾想到,自己九年前出版史料书籍,只是因为采用已死去的一位明朝遗老书中所载明桂王的事情,用了南明永历年号,就被检举揭发,为康熙大帝所怒,结果在两年后被横尸街头;而那位死去的遗老即方孝标也没逃厄运,被戮了尸,还有不少同族人受到了牵连,其中就有因此入狱而写出《狱中杂记》的方苞。

更为著名的文字狱便是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案了。与上案雷同的地方在于,吕留良同方孝标一样,同是明朝有节气的遗老,同是在著述中存在对满清有大不敬的地方,也同是在死后多年才由他人牵连案发的。只是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极富一些戏剧性,雍正要案情的主角留下做活口,其目的是由他来口诛笔伐来批评指正和引导,以显示自己的英明和大度。他的这一手并不高明,甚至连他的儿子乾隆看来都觉得里面的漏洞不小,于是雍正当时发往地方政府的雄辩大作《大义觉迷录》被收回了,于是当时“被猫放生的老鼠”又被重新抓了回来,还是照杀不误。

根据史料上记载,清朝文字狱众多,著名的除上述例子外,还有查嗣庭、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案,而其他大大小小的案子更是不可胜数。案中被株连的人众多,遭受的处罚也让人大开眼界。如死人被开馆戮尸,活人被凌迟、斩首、绞死,亲属遭遣戌,妇女被入官等等。这里面,有死不喊冤的,但更多是被牵连的无辜。其实满清统治者们也未尝不知道里面多是冤死的魂,如出题“惟民所止”被诬为就是“雍正无头”的考官,如随意题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秀才,如自号“古稀老人”但不知此号已被乾隆皇帝“专用”的官员,尽管全家哭喊求救的冤声动天,尽管众多的旁观者们也觉得冤情深重,但清政府仍然要“杀无赦”,他们要的就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让一人漏网”式的“震慑力”。

这种“震慑力”的余威的确巨大,以至于清朝中后期众多的士人以不谈政治为识实务,将大量的聪明智慧用在了文字、训诂、名物的烦琐考证之类学问上,世人称其为“虫鱼学”,这种学问其实与世无益。“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看不起这样的文人,但举目之下,有几个文人学士不是如此。

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停滞,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噤若寒蝉,势必影响到国家民族整体的活力。其实,在年轻气傲的龚自珍准备彻底抛弃那种没有趣味没有意义的“虫鱼学”的时候,却已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死气沉沉毫无生机,成了一个不仅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都极为缺乏的衰世,甚至还是连才偷才盗都很少见的社会。1820年,正是整个西方世界朝气蓬勃的时候,而在清朝这里嘉庆皇帝为君25年已撒手西去,接替他的新君文(上为曰)宁定下了以后用的年号道光。就是在这一年,这位中国旧世纪里最后的伟大诗人,在某个城郊的某一个灯火参差的傍晚,走进了深深的芦苇丛中,他劝人千万不要再登高望远,因为他已明显地感觉到:这辽阔的中原大地忽然之间已经是沉沉暮气了。

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

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

十九年过后,还是这位诗人,只不过早已不再是英姿勃发,而是变得更加抑郁和悲凉,面对长夜难明、万马齐喑的死寂,诗人忍不住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内心呐喊: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1840年以后的多年,“天公”并没有抖擞,降下的却是无比深重的灾难。然而,惊雷毕竟响了,人材毕竟醒了。但人们醒来时,家园已破,景物已非,国已将不国,整个民族沦落到一种俎上鱼肉的境地。

有人说康熙伟大,我怀疑。

有人说雍正英明,我嗤之以鼻。

有人说乾隆潇洒,我真有些懵懵懂懂了。

但说这是极端自私的一群人,我却相信。

(本文引自百度贴吧的回复,作者不详。标题是沧海弄波所加)




本文内容于 2008-9-5 21:40:08 被沧海弄波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