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复课的汶川学生开学啦!(多图)

在离家千里的广东,震后余生的孩子们复课了


包括桑坪中学学生在内的重灾区19369名中小学生被送往广东、上海、北京、西安等25个省市复课。

在离家的火车上,一个孩子哭了,整节车厢的孩子就跟着哭起来。


看奥运开幕式时,有人指着姚明身边的小孩问,那是姚明的儿子么?老师仔细瞧了会儿,激动地说,那是咱们映秀镇的林浩啊!


李行在校服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旁边注上“5·12”。“我不喜欢这个数字,可我没法忘记它。”

“我在碧桂园上学,这儿好多别墅,”陈城告诉同学,“知道么?盖这些别墅的叔叔,小时候也是一个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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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从教学楼看出去,周围全是别墅。孩子们觉得,“广东就是个全是别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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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考虑到汶川孩子的饮食习惯,学校食堂在饭菜中专门加入了川菜元素


9月1日9时30分,四川汶川县桑坪中学在故土千里之外的广东江门开学了。


天气太热,坐在主席台中央的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不时用一条大白毛巾从头到脸再到脖子地擦汗,轮到他发言时,这位乘桑塔纳来的中国首富之父没用助手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操着浓重的广东腔,谈起自己的卑微出身,“我家很穷,12岁就辍学回家放牛了,18岁以前还没穿过皮鞋。所以,你们的童年比我幸福。”


台下的孩子们笑了,对这位斥资一亿元人民币资助他们赴粤复课,衣着却普普通通,前额还掉光了头发的“杨伯伯”频频报以全场最响亮的掌声。


如果不是地震,这1300多名十三四岁的羌、藏少年和他们的老师也许一辈子都不会与广东有什么关系。对于在龙门山断裂带上居住了上千年的羌族人而言,迁居是一件大事,必须得由释比(祭司)主持。而现在,他们丝毫没有与地震讨价还价的余地。包括桑坪中学学生在内的重灾区19369名中小学生陆续被送往广东、上海、北京、西安等25个省市复课,他们将在当地呆2~3年,直至完成中学学业。


这是羌、藏史上不多见的分散迁居,尽管只有2~3年,家长们仍拼命将本族日用与祈福的什物塞进孩子的背包。如果有可能,他们恨不得将整个民族文化与家庭记忆一并异地“复课”。而谁也无法精准预料,2~3年的都市生活,对于这近两万名几乎全未出过远门的少年,将会带来及带走什么。


离乡


初二(5)班的佘恩琼手里攥着一块小方巾,尽管全身已被汗水黏湿,却不敢像杨伯伯那样大方擦汗——这是老师事先强调的“纪律”。地震中,桑坪中学近两千名师生幸无伤亡,但教学楼已成危楼;震后,这名14岁的女生和同学们住进了铁军临时搭建的帐篷学校,坐在砖头上听志愿者上课,跟铁军叔叔学唱军歌、做游戏。


尽管这段“一天只用学习4小时”的时光至今让孩子们念念不忘,但大人们显然得从长计议。7月中旬的一天,在给铁军叔叔送去200斤枇杷的拖拉机上,佘恩琼的父亲佘文英突然向女儿宣布,我已经和学校签合同了,你得去广东念书。一向听话的佘恩琼立即从小板凳上弹起来,和父亲大吵了起来。


这是大多数孩子的第一反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羌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文化靠释比代代口传心授,维系着隔绝于外界的文明与生活方式。对于世代聚族而居,只在上语文课时才说普通话的孩子而言,汶川就是整个世界。


也有渴望远方的。初二(6)班学生李行家住万村,那是个沙窝子,地震加剧了它的破坏力,每天一到中午12点准时起风沙,刮过后,人就像从垃圾桶里拎出来似的,村里惟一的一条河被沙挤兑得已经失去了液体的质感。和风沙一样准时的还有没完没了的余震。万村的孩子很快与父母达成一致,“走吧,没有比留在这儿更撇(糟糕)的事了!”


不管愿不愿意,在7月初启程前几天,汶川成了一个充满告别的地方。有的家长按祖上规矩,带着孩子与祖先和各路神灵们告别;有的带孩子上县城添置新衣;有的在孩子的背包里塞进了羌服和绣上羌绣的小书包。


必须随校整体迁粤的一百多名桑中老师也充满了苦恼与不舍。初三班主任高老师的妻子是另一所中学的老师,按规定,她得带学生赴西昌复课。两口子商量半天,最终决定由丈夫带着9岁的女儿到条件更好的广东念小学。“好多同事都是三地分居,我们好歹才两地。”高老师安慰哭红了眼的妻子。


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桑中全校1700多名学生,近1400名与学校签了异地复学的合同。上大巴时,佘恩琼扭头发现,一直训斥她“哭什么哭”的父亲,正悄悄用袖子擦眼角。


大巴到成都后转火车,在火车上,佘恩琼碰到了同村好友佘明娟。这个14岁的女孩在地震中失去了母亲,被哥哥接到成都暂住。两个好友还没来得及分享重逢和第一次坐火车的兴奋,就被同车厢一个失声大哭的同学感染了,“想去广东看大海”的李行也跟着掉眼泪,“后来整个车厢的同学都哭了。”


初到


桑坪中学初二学生的第一站是位于顺德的国良职业学校,这所由杨国强捐建的学校为他们提供暑假的饮食起居。8月28日,他们将同其余一千多名在增城凤凰城复课的学生统一转至江门五邑碧桂园学校正式开学。


刚到放下行李,孩子们就满校园地找电话,每部IP电话前,都排起了长队。佘恩琼听到父亲的声音时,又忍不住大哭,话筒那端传来训斥的声音,“哭什么哭,难道想回家住帐篷吗?”有的家长则跟着孩子一起哭,“乖,寒假回家每天给你做火锅。”


最手忙脚乱的是生活老师。负责男生宿舍的王老师每天像救火似的,马不停蹄地安慰这些暂时顾不上“形象”的小男子汉们,“有的男生哭得特凶,人一走近,一个枕头就飞了过来。”


在女生宿舍里,比泪水更四处乱飞的是零食袋,“枕头底下、自己床上、别人床上、地上都有。”佘恩琼的室友很快制定了“各扫门前雪”原则,“自己负责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也不欠谁的。”宿舍长一本正经地向11名室友宣布。


由于合同上约定,学生的人身安全由学校和家长共同承担。安全第一,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学生们不得出校门,在老师的批准和带领下,才能到学校旁边的超市和水果店买东西。


下课时,大部分同学都呆在教室里吹风扇、养神,只有少数坐不住的男生拍着篮球到走廊上过过手瘾。


女生比男生们更加痛恨南国的炎热,她们必须得穿上短装校服,而在家乡,女娃子穿短裤是不受欢迎的。更严重的是,学生们几乎都生了痱子,有的还患上皮疹,有的女生的长发从来没干过。她们非得把按传统积蓄多年的长发剪了不可。


剪完发,佘明娟忍不住哭了,“要是爸爸看到我现在一副‘鬼女子(丑女孩)’的样子,会伤心的。”


老师的新烦恼远不止是酷热的气候。桑中副校长李传亚执教30年,如今月薪2800元,在汶川一直过得“自我感觉良好”,一次和国良学校的一位保安队长聊天,却听到他“很沮丧地说自己月薪‘才3000块’。”


月收入1500元的高老师周末去了趟广州,发现自己“一下子被打到社会最底层”。安排好女儿就近念小学后,高老师打电话给妻子,“今后两三年,我们只能各顾各的了。”


适 应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天,各班同学都围坐在电视旁,中国队出场时,佘恩琼所在的初二(5)班开始欢呼,有人指着姚明身边的小孩问老师,那是姚明的儿子么?老师眯起眼睛仔细瞧了会儿,激动地告诉大家,那是咱们映秀的林浩啊!黑暗中的小校园顿时像点燃的礼花般欢腾起来。


奥运的到来终于让老师们松了口气,16天的赛事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让人流连忘返的“校门”,好动的男生不再寻衅滋事,连女生也第一次找到了新生活的乐趣。


姚明和篮球运动受到男生们空前的崇拜。李行利用去超市的机会买回一个篮球,“大家抢着打,没两天竟然给打爆了。”


奥运结束后,桑坪中学的学生们逐渐变得有“组织”起来。在汶川,打篮球的水平是推选班级“老大”的指标之一。来到这个封闭的环境里,“老大”的地位和重要性很快凸显出来。他们完全由民选推出,江湖地位比老师指定的班长要高。


佘恩琼对他们班上的老大就有些敬畏,她盯着一个嘴里嚼着根棒棒糖,在两名高个男生簇拥下从篮球场上穿过的小个子男生,小声告诉记者,“就是他!篮球打得好,上课不怎么听,数学却总考第一,真是个天才。他不但是我们班的老大,还是整个初二年级的老大!”


经历地震后,“老大”中产生了新面孔。初三(6)班的新老大在地震后把家里所有的衣服和食物背到山上,分给同学,如今在班上享有至高权威。在新校园里,一些“老大”甚至替代了家长的权威,负责组织班级间比赛、摆平“纠纷”、调节同学之间的关系。


女生则喜欢在宿舍圈、兄弟姐妹圈、好友圈、音乐圈等更为细分的组织里寻找新的安全感与依托。星期天是孩子们自由活动的休息时间,但仍然不能出校门。每到那天,班级的概念便消失了,篮球场、宿舍、教室、校园走廊,到处是各种各样的“小组织”。性情相投的女孩用繁复甚至隆重的方式去完成一些即便很小,但能充实她们封闭生活的事情。


初二(6)班的唐蓉和她的室友们结成了紧密的圈子。唐蓉过生日那天,室友们缠着老师带去超市买回一大袋糕点、香蕉、苹果、猕猴桃和果冻,折腾了一下午,拼出个三层高的水果蛋糕塔。吃完后,唐蓉收到了“这辈子最深刻的礼物”——一盆从天而降的水。那晚跟母亲通话时,唐妈妈很惊讶,“女儿来广东后从来没见她那么开心过。”


一直在桑坪中学做志愿者的关斌,职责是给学生们做心理疏导,他发现这些幸运逃过一劫的孩子,震后创伤的恢复能力比大人们想象的要强,尽管初期存在心理不适,但都在慢慢地寻到新的精神慰藉与寄托。


焦躁慢慢平复下后,孩子们平时的表现已看不出外界所担心的“震后心理疾病”。不过,微妙的波痕悄悄留在了一些学生的校服上。在衣角内里,佘明娟用圆珠笔将爸爸、哥哥、到西昌复课的弟弟,还有去世的妈妈的名字的大写字母一一写上。李行也在衣角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旁边注上“5·12”。“我不喜欢这个数字,可我没法忘记它。”


改变


在桑坪中学里,李行衣角下这个不显眼的“5·12”已成为老师们心照不宣的忌讳。刚恢复上课时,高老师正想给班上的孩子布置一道作文题,“记忆中的汶川 ‘5·12’”,被心理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及时阻止。“他说,千万不要再勾起孩子们的回忆,那会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幸好我没犯下这个大错。”高老师说。


在与学生们交流时,关斌发现,大多数孩子也在刻意回避这个话题,“他们都愿意说些开心的事儿,一个劲儿介绍汶川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在他们的描述中,那儿像没发生过地震一样。”而一些孩子却已经可以完全把这个话题眉飞色舞地演绎成传奇。“那天我在五楼睡觉,”李行炫耀般地告诉同学,“地震来时,我就躲到床底下,摇完了我才跑下楼。”


“这得具体看孩子们受伤到什么程度。”暑假期间,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心理学博士陈庆荣与一个研究小组到江阴市南闸中心小学调研,那所学校接收了十多名灾区孩子,分插到各个年级。他们的父母原本就在江阴打工,读书期间和父母同住。“他们和桑中的孩子一样,家庭基本健全,加之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恢复得更快。”


而同样在逐渐恢复的桑中学生,甚至老师,在生活方式和人生观上已然发生了改变。一次,高老师带一名学生到校外看病,学生感慨,顺德真大,高老师纠正,不,这只是顺德的一个镇,相当于咱汶川的龙溪乡。继而顺势引导,“咱得好好学习,才能到这样的大城市扎根哪!”


7月20日,一家电视台组织桑中学生代表顺德一日游。几十名幸运儿游玩了德胜广场、展览馆、顺峰山公园等景点,还尝了当地特色小吃大良双皮奶。回来后,这些学生被大家团团围住,孩子们对于围墙外面的联想终于有了具体的对象,继而衍变为强烈的期待。


听校长陈俊良说,桑中的学生读完初三,如果成绩和条件够格,将有机会留在碧桂园继续念高中,或报考当地的职高与中专后,佘恩琼已经不再在电话里闹着要回家了,她还给父亲建议,到广东来打工,一起留在这儿。佘明娟开始喜欢上自己的短发造型,还觉得穿短裤其实也挺不错,“显得比较可爱。”她也想留下来,“广东是我新生活的开始。”


初二(2)班的陈城来广东后上过一回网,在QQ上,他碰上了在北京、上海、西昌复课的同学,大家兴奋地聊起各自的新生活和新理想。“我们学校围墙外好多别墅,”陈城告诉同学,“知道么?盖这些别墅的伯伯,小时候也是一个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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