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仁宣之治”和“万历中兴"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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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仁宣之治” 仁宣之治是明成祖朱棣以后,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采取了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明初社会经济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恢复发展,到仁宗、宣宗两朝,出现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仁宗时“停罢采买,平反冤滥,贡赋各随物资产,陂池与民同利”。宣宗时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仁宣两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执掌朝政,多有建树。他们在位期间成为明朝皇帝历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后世称之为“仁宣之治”,比之于西汉“文景之治”。 经历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死后

“仁宣之治”


仁宣之治是明成祖朱棣以后,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采取了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明初社会经济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恢复发展,到仁宗、宣宗两朝,出现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仁宗时“停罢采买,平反冤滥,贡赋各随物资产,陂池与民同利”。宣宗时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仁宣两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执掌朝政,多有建树。他们在位期间成为明朝皇帝历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后世称之为“仁宣之治”,比之于西汉“文景之治”。


经历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死后,其子朱高炽、孙子朱瞻基先后继位。朱高炽就是明仁宗;朱瞻基就是明宣宗。在历史上,明仁宗、明宣宗常常被比作周朝的周成王、周康王,汉朝的汉文帝、汉景帝。继“成康之治”、“文景之治”之后,“仁宣之治”是又一个守成君王的好典型。所谓“好”,指的是能继承创业君王的遗志,较好地治理国家。


明仁宗朱高炽是朱棣的长子,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就被册立为燕世子,成为燕王朱棣的法定继承人。明太祖朱元璋曾叫朱高炽与秦王、晋王、周王的三位世子分头检阅卫士。朱高炽最后一个回来向朱元璋复命。朱元璋问他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朱高炽回答道:“早晨的天气冷得很。我让军士们吃饱早饭,暖过身子再检阅,所以回来晚了。”朱元璋又叫这四位世子分头阅看臣子们上呈的章表奏文。朱高炽在向朱元璋汇报时,只讲章表奏文中有关军民利害的事情,从来不提其中偶尔出现的文字谬误。朱元璋把他看过的章奏拿过来,自己又看一遍,把那些谬误一一指给他看,问道:“孙儿,你没看出这些毛病么?”朱高炽回答道:“我哪敢疏忽粗心,看不出这些毛病呢!只是想,不能絮絮叨叨地讲这些小毛病,那样会浪费您的时间和精力。”朱元璋曾问他:“尧的时候有大水灾,汤的时候有大旱灾,老百姓有什么依靠呢?”朱高炽回答道:“老百姓靠的是当君王的是圣人,圣人有体恤老百姓的好政策。”经过这几次考察,朱元璋很喜欢这个孙子,认为他有当君王的见识。


靖难之役中,朱棣命令朱高炽留守北平,自己带兵去迎战辽东军的进攻。朱高炽严密部署、拼死守卫;前来进攻的李景隆面对坚城,无可奈何。李景隆的部下瞿能率精骑千余,杀入张掖门。李景隆怕他得了头功,不但不派兵支援,扩大战果,反而叫他退回来,等候大军全到后,一起进攻。朱高炽当天晚上,命令北平守军担水浇城。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整个北平城墙成了一道冰墙。第二天,李景隆再来攻打,士卒已无法攀城。朱棣击败辽东军后,回师北平,与朱高炽内外夹攻南军,大败李景隆于北平城下。


在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慷的次子朱高煦也立有大功。白沟河战斗中,朱棣差一点被瞿能抓住。朱高煦率数千精锐骑兵赶到,在阵前杀掉瞿能,救出朱棣。朱棣领兵直逼长江,被盛庸击败,又是朱高煦引骑兵赶到,击退盛庸,扭转了战局。朱高煦居功自傲,把自己比作助李渊得天下的秦王李世民。朱棣叫朱高煦陪同他哥哥朱高炽拜谒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朱高炽身体肥胖,脚又有毛病,得靠两个太监搀扶着才能走路,还动不动要打个趔趄。朱高煦在后面跟着,心里瞧不起他哥哥,嘴里嘟哝道:“走在前头的人要是摔个交,走在后头的人就知道走路得小心了!”没想到已被朱棣立为皇太孙的朱瞻基在他后面紧跟着,并且马上回敬他一句:“那走在后头的人要是摔个交,还有走在更后头的人也能从中知道走路得小心点。”朱高煦回过头来,与朱瞻基四目相对,心里不禁打了个寒战,脸上也陡然变了颜色。


朱瞻基是朱高炽的长子。就像朱元璋很欣赏朱高炽这个孙子一样,朱棣也很欣赏朱瞻基这个孙子。永乐八年(1410年),朱棣远征沙漠,把留守北京的重任托付给朱瞻基,第二年,就将他立为皇太孙。早在朱瞻基刚满月时,朱棣见到后就称赞他道:“这个孙儿长得英气溢面!”朱瞻基成了皇太孙后,朱棣经常向朱高炽称赞他道:“你这个儿子是以后的太平天子!”当朱高炽、朱高煦两兄弟为皇位继承权明争暗斗的时候,朱棣也拿不定主意了。朱棣向文渊阁侍读学士解缙征求意见。解缙认为:“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朱棣不做声。解缙连连叩首,劝说道:“还有一个好圣孙!”意思指的是朱瞻基是以后继承皇位的好人选。这话说到朱棣心里去了。朱棣采纳了解缙的意见,确定朱高炽为皇位的法定继承人。


朱棣去世,朱高炽即位。朱高炽一当皇帝,就对臣下表示:“以前一些当皇帝的人,妄自尊大,不喜欢听直话,下面那些当臣子的,投其所好,阿谀奉承,结果导致国家衰败,自己垮台。朕和你们都应当引以为戒!”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大理寺少卿戈谦,在一次上奏言事时,态度直率,语辞激烈。一些想讨好朱高炽的官员纷纷指责戈谦有失大体,沽名钓誉。朱高炽也几乎恼羞成怒,要责罚弋谦。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向他指出:“有圣明的皇上,才有正直的大臣。希望陛下优待宽容像戈谦这样的人。”朱高炽没责罚弋谦,但每见到他,脸色总不好看,说话的口气也很严厉。杨士奇进一步向他指出:“弋谦触怒了陛下,朝廷群臣看到陛下对他的态度,心里都会认为陛下容不得讲直话的人。”朱高炽猛然明白过来:“这确实是我容不得直言,那些讨好我的人,迎合我的意思,实际上是加重了我的错误。”他回头一想,一个多月没听到朝臣讲什么真话了,于是对杨士奇说道:“你去对诸臣谈一下,替我表白一下纳谏求言的心情。”杨士奇回答:“我空口讲几句话还不能取信于诸臣,请陛下亲自降一道诏书说明这个意思!”于是,朱高炽下了一道诏书,进行自我批评,从此,朝廷中逐渐形成一种直言无讳的好风气。


明仁宗朱高炽还没有当满一年皇帝就病死了,明宣宗朱瞻基继承了皇位。朱高煦想效法朱棣故伎,重演一场“靖难”的戏剧,在自己的封地乐安(今山东广饶)发动叛乱。朱瞻基率大营五军将士,亲征朱高煦。进军途中,朱瞻基叫从征诸臣分析朱高煦的动向。有人认为他一定先取济南,有人认为他将引兵南下,攻取南京。朱瞻基却心里有数,他对诸臣剖析道:“朱高煦一听大军征战,哪有功夫去攻打防守严密的济南!他的护卫军,家属都在乐安,也不会愿意跟随他去打南京。朱高煦外多夸诈,内实怯懦,临事狐疑,当断不断。他之所以敢起兵反叛,是因为欺负朕年少,以为朕不敢亲征。他知道朕率军亲征,一定胆丧心惊,哪里还敢出战呢!”果然不出朱瞻基所料。朱高煦色厉内荏,心虚胆怯,加之看到众叛亲离,军无斗志,只得出城向朱瞻基请罪。这场叛乱被迅速平定。


明宣宗朱瞻基重用贤臣,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他有一次外出返京,看到几个农民正在耕田。他亲自到田间同农民谈话,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他感慨地对随从诸臣说道:“朕只推了三下犁,就觉得很累。老百姓一年到头劳作不休,那辛苦就更可想而知了!”在修建明仁宗朱高炽的陵墓献陵时,朱瞻基遵照朱高炽的遗嘱,力主俭朴,注意节约,3个月就把陵墓的工程完成了。朱瞻基带了这个头,以后几代明朝皇帝的陵墓都修建得较为俭朴。直到明朝的第11个皇帝世宗朱厚熜在位时,才坏了这个规矩,为自己营建奢华的陵墓。


明宣宗朱瞻基有几句名言。一句是“省事不如省官”。那是在批评一个巡抚时说的。那个巡抚要求在杭嘉湖地区增设一名专门管理粮政的布政使司官员。朱瞻基认为,国家的赋税有常额,不能养冗官,驳回了他的要求。还有一句是“安民为福”。那是在批评一个工部尚书时说的。那个工部尚书建议修建山西圆果寺的佛塔,好为国家求福。朱瞻基认为,百姓安定就是国家的福气,用不着借修佛塔来“求福”。


河南有一个知县,在当地发生灾荒时,未经请示,就将驿站公粮上千石发放给灾民。朱瞻基对他加以表扬:“如果拘守手续,层层申报,那老百姓早就饿死了。”他还继承了他父亲愿意接受意见的作风。他要求大学士杨溥尽力辅佐自己。杨溥叩首回答:“臣决不敢忘记报答陛下的恩情。”他嘱咐杨溥:“直接指出我的过错,就是对我的最好报答。”


正是由于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的作风较为开明,才有了被史家赞扬的“仁宣之治”。




“万历中兴”


万历中兴乃明朝中叶时出现的短暂中兴局面。其中兴之势主要归功于张居正在朝政上的政绩。


整个万历,即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在位1572年-1620年)之在位年,凡四十八年之久,是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惟有前十五年治政稍有起色,万历初年,张居正便任首辅从旁协助,而明神宗年幼,又对张居正极为信赖,故张居正能一心一意推行政令。


在经济上行“一条鞭法”,在政治上则整饬吏治,任用贤臣,在防守方面则任用名将戚继光抵御沿海为患的倭寇。在水患上有潘季驯四次治河,成效显著。神宗在位头十五年,国家收入大增,加上能够解决国防边患的问题,后世称该时期为“万历中兴”。


然而,当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后五年,万历帝开始酗酒不理国政(一说是开始抽鸦片烟),三十年不上朝,只在1615年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许多朝臣都没见过皇帝一面,导致国力衰退。 短暂的“万历中兴”结束。


明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驾崩,年仅9岁的神宗即位,是为万历皇帝。年幼的皇帝正在处于游玩嬉耍的年龄,高拱、张居正等大臣辅政。工于心计、藏而不露的张居正在宦官冯保策应下,将高拱逐出朝廷,并成为首辅。


神宗即位仅一个月,王国光得到参与张居正改革的“入场券”,60岁的他出任户部尚书后,立即对全国粮食进行宏观控制。


当时,明朝人口不断增长,边疆战事不断,内地也时有农民起义爆发,因此管好粮仓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为缓解矛盾,王国光对粮食精打细算、全面控制。他推行“天下抚按官”的办法,对各个粮食渠道统筹安排,将粮食出入大权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对缓解粮食紧张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王国光也对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旧制度、旧秩序进行改革。


其时簿牒等公文十分繁杂、冗滥,从州县到部,无论是各部门,还是具体的承办人,都有难言之苦。他便大刀阔斧地进行裁撤合并,去掉了近半数的繁文,使得事情方便易行;户部十三司因公署狭小,官员们便不来上班,导致弊病越来越重,他便雷厉风行,一改前弊,令所有官员均入署办公,各司其职,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边关军饷告匮,而支出及收项无案可查,他令当地的边臣核实各项收支,并且筹划出长远计策上报,使消耗、浪费锐减。


王国光还设“坐粮厅”,专门负责军粮的督办,大大方便了诸军,又将散隶诸司的全国钱谷归并,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这些改革措施行之有效,立竿见影,受到朝廷的称赞,后形成定制。万历四年,王国光将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各条辑成《万历会计录》。这部被神宗赞许为“留心国计”的专集,后来成为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税制度的理论依据,乃至成为明清两代田赋的准则。


神宗对这段时期改革非常满意,设宴时还专门手书,夸奖王国光是“正己率属”的典范。


万历五年,张居正也许是念及旧情,在吏部尚书张瀚被罢官后,让已回乡养老的王国光复出,担任了此职,再次成张居正改革的得力助手。他提出“采实政”、“别繁简”、“责守令”等8条有关国家大计的建议,均被采纳,为张居正改革推荐和选拔了不少将帅之才。


在张居正领导下的改革,使明朝军事振兴,国家用度充裕。万历初期,太仓藏粟达1300万石,国库积银六七百万两,每下愈况的明王朝日见转机,是明朝中叶以来最好的时期,史称“万历中兴”。


“万历时代”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非凡。万历时期是东西方文明相遇,交流碰撞的时期,西方文明首次叩开了东方的大门,是东西方文明最友好平等交流的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组成了西学集团,传播西方文明。 “万历时代”时“非君浪潮”高涨,民本Z義盛行,是封建皇权统治遇到极大冲击挑战的时代。“万历时代”是资BZ義萌芽方兴未艾,是蕴育新型生产关系的时代。


“万历时代”是市民社会发展,市民力量壮大。首次出现了市民力量和封建T治D争的时代,是社会动荡和蕴育社会变革的年代。万历年代大科学家纷纷出场,出现了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这在Z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华夏科技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高峰。“万历时代”李贽等大思想家纷纷涌现,政Z社团纷纷出现,学派繁荣。是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时代。万历年代出现了徐谓和董其昌等顶级书画家,是个艺术蓬勃发展的年代。“万历时代”市井文学灿烂,出现了世界级的戏剧家汤显祖,是个文化事业昌盛的时代。



“万历中兴”之功臣王国光


提起王国光,就不能不说在明朝历史上笔墨浓重的“万历中兴”。


明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驾崩,年仅9岁的神宗即位,是为万历皇帝。年幼的皇帝正在处于游玩嬉耍的年龄,高拱、张居正等大臣辅政。工于心计、藏而不露的张居正在宦官冯保策应下,将高拱逐出朝廷,并成为首辅。


神宗即位仅一个月,王国光得到参与张居正改革的“入场券”,60岁的他出任户部尚书后,立即对全国粮食进行宏观控制。


当时,明朝人口不断增长,边疆战事不断,内地也时有农民起义爆发,因此管好粮仓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为缓解矛盾,王国光对粮食精打细算、全面控制。他推行“天下抚按官”的办法,对各个粮食渠道统筹安排,将粮食出入大权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对缓解粮食紧张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王国光也对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旧制度、旧秩序进行改革。


其时簿牒等公文十分繁杂、冗滥,从州县到部,无论是各部门,还是具体的承办人,都有难言之苦。他便大刀阔斧地进行裁撤合并,去掉了近半数的繁文,使得事情方便易行;户部十三司因公署狭小,官员们便不来上班,导致弊病越来越重,他便雷厉风行,一改前弊,令所有官员均入署办公,各司其职,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边关军饷告匮,而支出及收项无案可查,他令当地的边臣核实各项收支,并且筹划出长远计策上报,使消耗、浪费锐减。


王国光还设“坐粮厅”,专门负责军粮的督办,大大方便了诸军,又将散隶诸司的全国钱谷归并,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这些改革措施行之有效,立竿见影,受到朝廷的称赞,后形成定制。万历四年,王国光将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各条辑成《万历会计录》。这部被神宗赞许为“留心国计”的专集,后来成为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税制度的理论依据,乃至成为明清两代田赋的准则。


神宗对这段时期改革非常满意,设宴时还专门手书,夸奖王国光是“正己率属”的典范。


万历五年,张居正也许是念及旧情,在吏部尚书张瀚被罢官后,让已回乡养老的王国光复出,担任了此职,再次成张居正改革的得力助手。他提出“采实政”、“别繁简”、“责守令”等8条有关国家大计的建议,均被采纳,为张居正改革推荐和选拔了不少将帅之才。


在张居正领导下的改革,使明朝军事振兴,国家用度充裕。万历初期,太仓藏粟达1300万石,国库积银六七百万两,每下愈况的明王朝日见转机,是明朝中叶以来最好的时期,史称“万历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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