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奇妙战术把蒋介石打哭了!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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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不正是这样的吗?毛泽东初上井冈山,不过千余人,朱、毛会师后才扩大到万余人。这时已经经历了湘赣敌人的多次“围剿”。在最初三年里,他们度过了红军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当红军发展到三万人时,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也随之到来了。第一次大“围剿”的敌军是十万人,第二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二十万人,第三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三十万人,第四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五十万人。除了第五次“围剿”因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而失败以外,前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敌人每一次都以堂堂之阵汹汹而来,恨不得一口吞灭红军、吞灭苏区,但每一次都被英勇的红军打得损兵折将、狼狈奔逃,以致敌军官兵一听进入苏区就谈虎色变。试想,反动派以举国之力却无法击灭弹丸之地,以装备完善的几十万大军却无法对付连子弹都很缺乏的弱小的红军,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军究竟是采取了什么奇妙的战术才得以克敌制胜呢?


在第一次反“围剿”前的动员大会上,毛泽东曾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就是毛泽东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


红军闻名的十六字诀,是朱德、毛泽东统率的红军在游击战争中创造而为毛泽东总结出来的。据说最早出现在1928年的1月,当时还只有“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个字,是毛泽东在遂川城主持召开前委和万安县委的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以后就逐渐完备起来。等到红军发展到三万之众,为了迎接更艰巨的任务,红军已进入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那个“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后半句话,就成为红军运动战的方针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向中央苏区接连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围剿”。前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这四次反“围剿”都是以运动战的方式,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取得圆满胜利的,在我军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这种战术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诱敌深入。为什么要诱敌深入呢?原因有三:一是把敌人放到根据地内部来打,是为了得到根据地优越的群众条件;二是疲惫敌人,并使我方兵力集中;三是在运动过程中发现敌人的弱点。这种战术的第二个要点是各个击破。敌人“围剿”往往是采用多路分进合击,将我主力压缩至中心地区聚而歼之。这种战术自然来势汹汹,而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在诱敌深入中首先选择其中的一路,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然后逐次击破其他。至于首先选择的那一路,或者是敌人的弱点,或者是足以影响全局的要害,则视情况而定。当然,开始实行这种战术,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因为诱敌深入,从表面上看,就会丧失土地,也会使根据地的人民受到危害,不仅指挥员想不通,人民群众也有很大顾虑。但是当根据地军民尝到胜利的甜头,这一切顾虑也就烟消云散了。


这里,我们还是简要叙述一下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次反“围剿”战争,以便从中领会他对上述战术的运用之妙。


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是1930年10月蒋阎冯军阀混战初告结束,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组织的,并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率领十万大军向我江西苏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而我方兵力只有三万多人。当时敌军的分布是:最西头是罗霖的第77师在吉安,最东是刘和鼎的56师,两端相距八百里。其间分两大路:敌之右路军为张辉瓒的18师、谭道源的50师和公秉藩的28师共三个师;敌之左路军是朱绍良指挥的毛炳文的第8师和许克祥的第24师两个师。我军在罗坊会议上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部队第一步东移赣江,到达樟树、抚州地区,使进攻袁水流域的敌人扑空;接着我军又向边沿区东固、 南龚、 龙冈、 小移动,使到达樟树、抚州地区的敌军第二次扑空。经过这二次扑空,敌军已经现出疲惫,我军反攻的条件渐趋成熟。毛泽东考虑到,在三处敌军中,张、谭是其中的主力,如能将其首先击破,敌人整个的“围剿”计划也就打破了。于是决定首先在小 设伏。但是连等两天两夜敌人都没有来。军中颇有怨言。而毛泽东为了“慎重初战”,仍然“持重待机”。这时,张辉瓒由东固进至南龚,有东进之势。毛泽东遂令我军主力转移到黄陂以西之君埠一带秘密集结。当天黄昏张辉瓒率部到达距君埠二十里的龙冈。龙冈与君埠部有个黄竹岭,敌军东进必须仰攻此山。于是毛泽东决定在此处摆设战场,准备歼灭该敌。我军总部的指挥所就设在黄竹岭后面的小别山上,毛泽东、朱德就在这里指挥战斗。次日拂晓,在晨雾迷漫中,张辉瓒率部东进,在登山时受到我军的迎头痛击。战至下午三时,我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从龙冈北面的高山上跑步冲下山来,敌军全线崩溃。等到毛泽东从黄竹山上下来时,前面已纷纷喊道:“捉住张辉瓒啦!”毛泽东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正是描写当时景象的。这一仗打得漂亮、干脆、彻底,张辉瓒的师部和两个旅全部被消灭,生俘九千余人,无一人一马漏网。在龙冈大坪上,有人把捆绑着的张辉瓒带到毛泽东面前,这位“围剿”军总指挥,穿着衣衫不整的士兵服装,向毛泽东鞠躬敬礼,口称“润之先生”,说了些别后钦慕敬仰的话。龙冈首战告捷,吓得谭道源惊慌失措,连忙向东逃窜。我军又乘势猛击,于东韶将谭师歼灭数千。两仗共俘敌万余。毛、许两师则在我军围攻东韶时仓皇北逃。敌人来势汹汹的第一次大“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这次“围剿”结束还不到三个月,敌人的第二次大“围剿”又开始了。这次的总兵力是二十万人,而且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正像毛泽东词中讲的:“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使人麻烦的还不仅是敌情严重,而是新上台的王明路线的“四中全会”代表团来到了苏区。他们看到形势如此严重,就提出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的主张,甚至要红军到四川去重新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在会议上严厉批判了这种逃跑主义的方针,对方争论非常激烈。幸而在中央局扩大会上,多数高级干部拥护毛泽东的主张,才把逃跑的声浪压下去了。紧接着毛泽东就引导大家分析讨论首先破哪一路敌人为适宜。有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理由是它只有两个师孤立驻在兴国;有人主张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因为朱绍良等人都是蒋介石的亲信。毛泽东则指出,蒋蔡的十九路军是这次“围剿”军中最强的,且已完成防御工事,事实上我军等于攻坚,如一时打不下来,北面的敌人一齐压下来,我们就难于粉碎这次“围剿”。如果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就得向西扫,西面是赣江,下一步无发展余地。鉴于这两种方案的缺点,毛泽东明确提出应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以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为好。他认为第五路军虽有五个师之多,但多系杂牌,各怀鬼胎,而且都是从北方新到南方的,水土不服,不善爬山,士气低落,便于击破。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分析。战役开始后,我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从4月20日开始后移,向龙冈地区集中。随后又移至东固一带隐蔽集结。三四万人挤在一个狭小地带,三面都有敌人,被称为“钻牛角”。我军忐忑不安地在这里藏了二十天,自然少不了闲言碎语,但毛泽东拒绝了一切快打的建议,丝毫不为所动。终于等到5月14日,得悉王金钰、公秉藩的两个师分别向东固前进。从15日起,我军也分别前移,迂回包围敌人。毛泽东从第二天一早就登上白云山,与朱德一起指挥战斗。至中午时分,就从上次反“围剿”缴获的收报机里听到了公秉藩、王金钰两个师的呼救声。不久,呼救声听不见了,想来战斗已经结束,毛泽东这才从容下山。他后来写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说的:“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就是当时战场景象的写真。这次反“围剿”首战告捷,歼公秉藩的28师全部和47师一个旅的大部,缴枪五千余支。我军乘胜向东横扫过去,又接着歼灭了47师一个旅的残部和43师一部,缴枪四千余支。从5月16日开始到30日结束,十五天中,我军从江西赣江边上的固陂、富田打起,一直打到福建建宁,横扫七百里,打了五个胜仗,缴枪二万余支,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大“围剿”。正如《渔家傲》的词里所描述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那么这首词里讲的“有人泣”指的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指的蒋介石。但是,这决不是艺术夸张,因为这时蒋介石在南昌召开的高级军官会议上,在大骂部属无能时,不禁痛哭失声,确确实实地哭了!


敌人第二次“围剿”惨败之后,仅仅隔了一个月,第三次“围剿”又开始了。这次“围剿”的规模更大,敌军的总兵力为三十万人。与以前不同的是,前两次“围剿”军全是杂牌军,这次却动用了蒋的嫡系十万之众,而且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顾问也到了南昌。而在这次反“围剿”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表现得更加纯熟,更加精彩。


鉴于敌情的严重和准备上需要时间,毛泽东毅然决定,红军主力向赣南后部集中。酷暑七月,来了一个千里回师,把部队集结于兴国东南的银坑地区。其目的是诱敌南进,以便插向敌人后方,寻机歼敌。当我军转至高兴圩、老营盘(兴国西北)一带企图出击富田时,发现富田系敌人主力且兵力密集,不便围歼,毛泽东即下令乘夜东移莲塘(兴国东北)。这次转移的惊险之处是在南北敌军40华里的空隙间穿插而过。我军到达莲塘后,发现北面之敌为上官云相的残部47师和54师,这是敌军中比较弱的一路。毛泽东当即决定对该敌发起攻击。仅两小时即歼敌一个旅,并将旅长谭子钧击毙。接着乘胜攻击良村,又歼敌54师一个旅,击毙旅长张銮。上官云相和郝梦龄两位师长落荒而逃。于此,遂将此次“围剿”的第三纵队大部歼灭。这时毛泽东估计到敌必调兵东向,何不利用此有利时机把敌人大部吸引到东面呢?这样我军到西面攻打敌人的薄弱之处也就更为方便了。于是又在东面的黄陂歼灭了毛炳文的第8师。这样一来,果然西面的各路敌人都纷纷东移。毛泽东干脆来一个“示形于东”,命令一个师一路扬旗吹号向东开去。而我军主力则在敌军密集的缝隙中穿插而西,连夜进至兴国的白石、枫边山沟里隐蔽休息。这是第三次反“围剿”中极为精彩又惊险的一幕。待敌发觉上当,调头西向寻找我军主力时,我军已休整了半个月。敌疲劳万状,不得不狼狈撤退。我军又乘势追击,在高兴圩、老营盘等处歼敌一个多旅,在方石岭歼韩德勤师的六个团以及蒋鼎文师的一部。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这次“围剿”也就被粉碎了。


从以上三次反“围剿”,我们已可看出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一个概貌。可以说,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标志着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这种战略战术,既不是从中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也不是从外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而完全是基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从具体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富有特色的创造。我以为其中最核心的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思想。运动战是调动敌人、造成敌人错觉的手段,而歼灭战是其目的。毛泽东经常强调:“对敌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事实证明,这是毛泽东战术中最厉害的战术。为什么要采取歼灭战呢?因为第一,只有歼灭战才能给敌人最大的震撼,也才能从根本上削弱其战斗力;第二,只有歼灭战才能从对方取得我方缺乏的补给,借以加强我方的力量,达到愈战愈强的目的。而为了歼灭敌人,这就需要集中兵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在中国长期革命战争中得到极大发展,逐渐成为我军的特长。它不仅在红军弱小时期成为粉碎敌人“围剿”的有效方法,而且越来越成为我军克敌制胜最重要的军事法宝。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深入贯彻,运动战、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发挥得越来越精彩,运用得越来越丰富了。我军的许多将帅都已成为运用运动战、歼灭战的能手,在全国战场上演出了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以西北战场为例,彭德怀指挥下的部队,最初也不过三万人左右,而胡宗南的进攻部队却是三十多万人。但我军一个歼灭战连接一个歼灭战,不到两年时间,狂妄一时的胡宗南便屁滚尿流地逃出陕北。全国其他战场也莫不如此。当时按毛泽东的标准,击溃战是不算数的,只以歼灭敌人多少个旅来填写账单。我军就是这样以一百二十万人的兵力,一口一口地吃掉数百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最后取得了彻底胜利。毛泽东就其军事成就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他独创的充满智慧的战略战术,将永远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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