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菊与刀,梅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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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梅与剑》

著名的美国女人类学家Ruth Benedict教授认为日本是一个时刻充斥着矛盾意志的民族。在这个国家里,很多被日本本土居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行为方式一旦被投放进西方文明的透镜,就会折射出让人不可思议的表象。西方人的哲学体系永远无法或者难以理解日本民族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勇敢又胆怯,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贞不二又背信弃义等种种性格上的差异,他们的辨析和逻辑系统也无法从这些错综复杂的冲突中找出多少本原的东西。但Ruth教授却是少数的例外之一,她凭借自己多年来在人类学领域上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治学严谨、注重考察的特点,将这些矛盾具体化,并用象征着日本皇室家徽的菊花和武士道精神的战刀来高度概括它们:菊花象征着日本人文雅和善的一面,战刀则指向他们英勇好战的另一面。

值得一提的是,《菊与刀》最初并不是作为一本人类学范畴中研究日本而专门存在的课题性文本,而是一份军情报告。二战结束后,西方人无法理解日本在战时和战后所表现出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这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军力量面对随即而来的日本重建问题时显得亦步亦趋。为了摆脱这种认识盲区和进度约束,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Ruth教授对日本民族进行全面的剖析。Ruth教授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深入地考察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并最终得出日本的文化是不同于西方“罪恶感文化”的“耻辱感文化”的结论。因此,作为一部论文,《菊与刀》带有相当的实用性,它试图引导其使用对象去迎合日本人性格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思维,以便为当局在重建工作中避免进一步激化矛盾的宗旨服务。

同时,《菊与刀》的专业和文学价值也为其他国家认识自己的民族特性提供了一条具有启发性的思路。按照Ruth教授的理论,我大胆地将本民族的文化史类比为梅与剑的历史。我并不打算从中国文化的表层来验证自己的比喻,因为我自知对于中华民族浩瀚文化的理解还只是沧海一粟,一旦我那样做我便难免背负上盖棺定论的嫌疑;我只是想通过文化比较的角度牵引出隐藏在中国人身上长达数千年的文化品性。

梅花因其所蕴藏的顽强和高洁的品格而被视为我们这个国家的国花;而剑,在中国悠久的封建史里又一直被当成行侠仗义的剑客的化身。梅与剑之于菊与刀,正是日本文化取之于中国文化又不尽同于中国文化的事实。然而这种类比的实质是,菊与刀在漫长的封建统治期间发挥出更加稳定和实用的价值。菊花的高贵相比梅花稍逊一筹,但它将这种差距转化成药用价值上的优势;刀脱离于剑对称工整的双刃结构,却有着比剑更具侵略性的震慑力和杀伤力。因此在日本的封建社会中,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森严的等级思想的“下药”,而幕府及武士阶级又为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日本的封建史是武士阶级的家史。Ruth教授敏锐地洞察到,支配日本各阶级人群的行为准则正是派生于不可僭越的等级制度周围的“德”,作为一种附属品,“德”严重介入了日本人关于原始欲望和义理义务之间的判定取舍,并最终确立了一种独特的道德体系。

与之不同的是,中国人不仅具备“德”的操守,同时也具备了“仁”的思想。而且Ruth教授也指出,中国儒家所推崇的“仁”是一种凌驾于一切现实统治之上的抽象力量。“仁”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引导中国封建王朝更迭的战争标准。因此在和平年代,文人被推上了政治的中心,将军们则根据政策需要戍守在适当的位置上捍卫王朝的尊严;一旦朝廷局势陷入“不仁”的局面,则轮到将军们将处于极峰的阶级矛盾转变成刀光剑影的厮杀,这时的文人就成了为他们出谋划策的幕僚。在中国同样漫长的封建史上,战争已成为史料记载里的家常便饭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人们从战争中获得警示:不施仁政,王朝必亡。“仁”是隐忍的、被动的,却又是具有决定性的,其物质形象正好吻合了梅的坚韧与剑的凌厉;同此二者兼具的几何美感也暗扣了儒家仁义的中庸之道。

毋庸置疑,梅与剑是比菊与刀更加高贵的象征,但也并不是如同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叫嚣的那样:正因中国人缺少骨子里的灵魂,所以他们才愈加追求这种高贵。梅与剑在一个中国人身上的统一,只是他为了丰富生命质感追求人生至境的不倦尝试,这一点是缺乏竞争观念的日本人所无法领悟的。梅与剑不具备侵略性,所以它们可能遭受菊与刀的滋扰,但是在季节更替的节奏里,菊花必将凋谢在冬天的门庭内,武士刀也必将折断于自己的锈迹,而梅花和青铜剑将一如既往地呈现新蕾,肃杀天地!


——2008年9月5日作于福州软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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