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无疑是忽必烈时代东西方交往中最著名的基督徒。但是,有一些学者推测,马可·波罗可能根本就没有到过中国,而他叙述的一些事件,可能是从与波斯或阿拉伯的商人或旅行家的交谈中得知的。马可·波罗自己的话引起了这些怀疑。他声称曾协助蒙古人围攻南宋的襄阳城,但是那场战斗在1273年就已经结束了,比他声称到达中国的时间还早两年。他还写道,他曾在扬州做过三年的总管,但是他的说法得不到中国和其他史料的证实。不过,一位现代学者独辟蹊径为他辩解道,马可·波罗曾监督过该城的盐业。按照这个解释,因为从盐业贸易中所获得的利润非常巨大,马可·波罗也许觉得自己就是扬州的总管。且不管这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马可·波罗的书中的确令人奇怪地遗漏了不少东西。譬如说,他没有提及茶和茶馆、针灸以及缠脚风俗等中国文化中的独特之处。然而,他的支持者坚持认为,他的交往对象主要是蒙古人,因而他没有注意到这些中国特色。还有人认为,马可·波罗在书中没有提及汉字书写,因此他可能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他的支持者基于同样理由加以反驳。傅海波先生对马可·波罗及其著作的处理方法可能是最得当的,他写道:“无论如何,在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马可·波罗的书只是一部世界地理志,其中有关中国的几章是取自其他的、也许是波斯的资料(他用了一些波斯词汇)以前,我们只好作善意解释,假定(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

当波罗兄弟于1269年回到基督徒世界时,他们得到的却是深深的失望。他们获悉,教皇已经在一年前去世了,而枢机团还没有选出继位者。波罗兄弟估计僵局不可能很快打破,于是决心带上马可·波罗,在没有教皇祝福的情况下,开始他们的旅程。当然,他们也无法获得忽必烈所请求的一百个学识渊博的基督徒。但他们仍然起程了,并于1275年到达忽必烈的汗廷。

一百位学识渊博的欧洲人没能到来一定使忽必烈感到沮丧,但是他仍然热情招待了他的三个客人。毕竟这可以作为额外的证明:外国人竟然不远万里来向大汗进贡。马可·波罗这样描述了他们的首次会面:“他们(波罗家的人)跪在他面前,俯伏在地,执礼甚卑。”波罗家人的叩头毫无疑问在讲究上下尊卑地位的臣民面前提高了忽必烈的身份。尽管忽必烈没能获得一百个学识渊博的人,但是他得到了马可·波罗这个额外的欣喜,一个既聪明又能干的年轻人历经艰辛来到中国。他精通数种语言,包括波斯语,也可能会蒙古语。

马可·波罗曾声称,他和忽必烈有过多次交谈,并对这位大汗进行了非常生动逼真的描写。他亲眼看见了正处于权力巅峰时期的忽必烈,对这位大汗的描述极尽赞美之能事。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评价是,“俾世人皆知我言尽实,皆知其为世上从来未有如此强大之君主。”他在描写忽必烈的体貌特征时对他也是赞美有加。马可·波罗对忽必烈所做的描写应是这个年轻的欧洲人在中国逗留的前几年,因为他对这位大汗的描述与1280年由刘贯道所画的忽必烈像非常不同。马可·波罗说忽必烈“不高不矮,中等身材,筋肉四肢,配置适宜”。可是刘的画像却显示他相当肥胖。根据马可·波罗的说法,他有一双黑眼睛,一个高耸且大小适中的鼻子。他的面部呈白色,虽然偶尔他的面色(或许当他喝了酒的时候)会变成玫瑰红色。马可·波罗非常详细地描写了忽必烈生日和新年的庆祝活动,大汗亲自主持的狩猎和放鹰活动,以及忽必烈的皇后和妃子等等。

忽必烈显然非常喜欢这个年轻的欧洲人。他的皇宫来了一位聪明的欧洲基督徒,而且他很快认识到,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他应该善待这个年轻人。如果忽必烈希望强调他执政的正统性,同时吸引更多欧洲人来到中国,他就需要张开双臂欢迎历尽艰险来到这里的欧洲人。

忽必烈可以通过实施对***更宽容的政策进一步拉近与欧洲的关系。在他和马可·波罗的对话中,忽必烈希望给马可·波罗一个印象,那就是,与他境内的其他宗教相比,他更倾向于***。他告诉马可·波罗,一旦一百位学识渊博的基督徒到达中国,皈依***的热潮便会兴起,他自己也会接受洗礼。他在宫廷中雇佣了相当数量的基督徒,包括一位汉文名字叫爱薛的天文学家和医生。

忽必烈向基督徒示好的另一个表现是派遣景教徒出使西方。其中最著名的使节是拉班·扫马,他曾前往圣地朝圣,也曾向西部旅行,在巴黎觐见了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腓力四世),在法国的波尔多城觐见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拉班·扫马的使命证实忽必烈能够维护与西方基督徒的联系。忽必烈需要西方访客,一方面是由于他对商业贸易的渴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急于向他的中国臣民显示,他已经被世界各国接受为大汗。

到了1279年,忽必烈已经确立了他的中国皇帝地位。他已经与境内各种职业和社会团体,以及各种宗教建立了广泛联系。他在中国建造了首都,恢复了儒家礼仪制度。所有这些行动都使他获取了中国平民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