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自杀前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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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坛巨匠老舍在“文革”中因不堪忍受毒打及精神折磨,而悄然自沉于北京太平湖。在他自沉的前一天——1966年8月23日,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当事人各种自相矛盾的叙述,发人深省。


深深忧虑,但仍积极参加“文革”


在那样一个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政治背景下,老舍为什 么还要在“八二三”(1966年8月23日)那天来单位上班,参加北京市文联的“文化大革命”?


老舍年谱记载,1966年7月31日至8月16日,老舍因病住北京医院进行检查与治疗。


8月初,应该是住院检查期间,老舍与老友臧克家通过一次电话,他声音低颤地说:“我这些天,身体不好。气管的一个小血管破裂了,大口大口地吐血。遵从医生的命令,我烟也不吸了,酒也不喝了。市委宣传部部长告诉我不要去学习了,在家休养休养。前些天,我去参加一个批判会,其中有我不少朋友,嗯,受受教育……”这透露出,老舍不仅知道他的一些朋友遭到批判,而且还亲临现场出席了批判会。


据老舍之子舒乙在《再谈老舍之死》中的叙述:8月21日星期天,老舍与舒乙、舒雨兄妹俩“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他说: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他说: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他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说到这里,他说了两个在前几次运动中由于不堪污辱而一头扎进什刹海的例子。”


而在50年代曾在老舍身边工作过的曹菲亚的“记忆”里,老舍“八二三”到文联时,“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



红卫兵揪斗老舍,侯文正是关键人物


关于老舍到北京市文联的时间、方式、衣着与行为的叙述,更是莫衷一是。


端木蕻良:“我想老舍跟我一样,也是很尊重‘文化大革命’的,所以那天他穿得很整齐,我也穿得很整齐。”


浩然:老舍是下午由他的专车接来文联的。“一件浅色衬衣,外面一件中山装。”


柯兴:老舍是上午来的文联。“‘八二三’这天中午,大家都休息了。老舍独自坐着……我不知道老舍的司机不拉他了。我问他吃饭没有,他摇头。我就去问他的司机,为什么不拉他回家吃饭。司机说今天罢工了。我就把他带到文联对过的晋风削面馆,给他买了二两刀削面,他没有吃完,一句话也不说,看上去很苦闷。”


那么,红卫兵是怎么来到北京市文联的?


端木蕻良:“室内正在认真开会,忽听窗外人声鼎沸,随着便有造反派闯入,拿着名单唱名,叫到的人,赶快出去到广场上排队,随即往他脖颈上挂块牌子。我和老舍是最后两个被点名叫出去的。”


浩然:“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听到有人告诉我侯文正带着红卫兵进了院子,大喊大叫让人们到院子里集合。”浩然在1998年接受采访时,也说当时是“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


侯文正:“1966年8月23日上午,我的确到过北京市文联。”午饭前,看到文联院里有好多人,听说是抓萧军。“我出于好奇很想看看萧军本人,但等了约摸三五分钟,也没有看到抓萧军出来,就离开文联返校(北大)了。”


“当天批斗老舍和其他人是我离开文联后发生的事,因此并不知道。”



谁是批斗老舍的幕后元凶

浩然和杨沫曾分别发表文章,明确指认侯文正在“八二三”那天打电话调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把老舍从人群中揪出来;亲自批斗老舍,问他挣多少钱;老舍被从孔庙拉回文联以后,已是晚7点多钟,但侯文正依然不让大家走,对老舍进行了新一轮的批斗。侯文正却郑重声明,他们所指责的这些活动都是不存在的。


在1984年到1985年整党和核查“三种人”的过程中,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调查了17个月之久。最后,在做出的审查结论材料中,认为“八二三”事件不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而是几件极“左”行动偶然发生在一天的巧合。“通过调查了解未发现一个总的负责人。”可以说,对侯文正的揭发最后是以组织结论的形式被否定了。而“八二三”事件的当事人和受害者之一的萧军的女儿萧耘,从父亲留下的两份弥足珍贵的资料分析判断,“认为‘八二三’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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